枇杷是一种原产中国的大众果品，其人工栽培史至少可以上推至汉代。五六月间，特别是端午前后，南方各地枇杷渐次成熟，金黄里透着丹红的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在潮闷的初夏江南，一口甘甜微凉的枇杷总能让人稍解暑气，怡然自得。作为当今中国枇杷名产区的汇集地，长三角早在百年前便已是中国枇杷版图上一块耀眼的光斑。百年前，富庶的浙苏沃土滋养出了怎样的枇杷景观？我们不妨就寻着江南前人的足迹，来到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前，与春日挥别，向夏天问好。
浙苏山水酿蜜果
近代以来的枇杷名产地星罗棋布，且各具千秋。但要论知名度、代表性，他处的枇杷显然无法与浙、苏二省所产媲美。这般优势深得世人认可。1937年，杰出农学家曾勉在《园艺》杂志上撰文系统对比了长江以南各地枇杷的品质高低。曾先生的专业结论很直白：“中国长江以南诸省，枇杷皆可栽培。然就品质而论，北不如南。以下列四处，出产为最多：（一）浙江杭县之塘栖；（二）江苏吴县之洞庭；（三）福建莆田县之龟山；（四）江西之安义县”。浙、苏两省枇杷在业内权威心目中亦是“榜首”，足见其重要地位。
任伯年所绘《枇杷图》（载1934年《美术生活》）
先说说浙江塘栖枇杷的局面。
塘栖，坐落于杭州临平，是典型的运河沿岸村镇。据农史前辈陈其峰1993年发表于《中国农史》的考证，最迟在清光绪年间，塘栖丁山湖畔已广栽枇杷，并催生出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但是直到20世纪初，塘栖枇杷的种植产业才由点及面，并达至鼎盛期。百年前塘栖枇杷的种植规模如何？1930年，《自然界》所载的汪仲毅调查显示“距塘栖镇周围凡三十里以内，皆为枇杷产地”。方圆数十里的河畔水边都密植着枇杷树，如此宏大气派，确实很难让外来者不惊叹、不称羡。
近代塘栖所种枇杷，以“软条白沙”为最优，其他品种亦有广泛栽植。1932年，《时事新报》派驻杭州的“特约通信”记者发现，作为商品，塘栖引以为豪的“软条白沙”实有三条“硬伤”——“雨后容易裂果”“收获量少”“不耐贮藏”。受此影响，“软条白沙”的种植量相对较少，主要面向高端市场。口感相对较次却产量高的“五儿”“青碧”，以及“外观之美为枇杷之冠”然而味道平平的“大红袍”占据了更多份额。
郑浩泉所绘儿童画《枇杷》（载1931年上海《少年》杂志）
再看看江苏洞庭枇杷的态势。
百年前，“蚕老枇杷黄”是苏州童叟皆知的农谚。1936年，《大公报》随笔释意道：“春蚕上簇时，山上的枇杷便也开始渐渐地黄熟了”。枇杷是春末夏初苏州山郊的时节符号，而也是苏州名声响亮的土产代表。1937年，《大公报》评价苏州“所产枇杷，素有盛名，如光福区之窑上枇杷、洞庭东山之白沙枇杷，均属脍炙人口”。
江苏的洞庭枇杷对水土很是挑剔，大有“南橘北枳”之态。1935年，农学家顾志清走访发现，洞庭地区的枇杷“山坡栽植为多数”，这与1937年曾勉调查塘栖时所见当地枇杷多“沿河种植”的情形对比鲜明。有趣的是，一旦脱离了洞庭山的水土，枇杷似乎总少了些什么，难以复刻经典风味。1949年6月，《铁报》文章：“说也奇怪，洞庭山上的土壤似乎对枇杷特别适宜，我故乡（苏州城内）家园里有几棵枇杷树，虽然也是从洞庭山移植而来，但结得果实就不如山产远甚”。甚至在洞庭山区，一东一西之间都存在着霄汉之别。1928年，胡昌炽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上的《江浙果树调查》一文就揭示了洞庭枇杷种植的分布规律：“东山出产为多，又以搓湾所产，品质最优。在西山出产不多，仅以秉长里之青碧种为最著”。
近代洞庭山区所种枇杷品类繁多。1937年，曾勉归纳洞庭枇杷的主要品种为照种、细种、灰种、牛奶种、凉扇、鸡蛋红、牛奶红。不过近代洞庭地区的枇杷种植较之塘栖要粗放许多，尤其是在品种管理方面颇显“粗枝大叶”。1935年，顾志清就在他的总结里忧心忡忡地批评道：“单纯林者，鲜有发现，品种良莠混入”。
谈及品种，无论浙江、江苏，近代长三角的种植与消费者们都更推崇“白沙”枇杷。1947年，《群报》就此现象言简意赅地评道：枇杷“有黄沙、白沙之别，白沙的汁多味甜，尤为上品”。塘栖所种“白沙”枇杷本不多，但是1935年《东南日报》的一篇观察指出“近年来，以白沙枇杷之味鲜美可嘉，销路甚旺，为社会人士最欢迎，故塘栖一带，改植白沙者甚夥，产量年有增加”，市场驱动下的品种易换，足以验证“白沙”枇杷得格外诱人。
枇杷的“白沙”与“黄沙”，其实是大类区分，江浙果农还在其下分派出了更小的品种划分。1933年，《兴华》周刊的杂谈，细说了塘栖白沙枇杷的“硬”“软”之别。其中，更优的“‘软条白沙’，实小柄软，形圆而略长，一枚一核，浆水很多。剥皮时淋漓指间，味如蜜而鲜。皮色、肉色一如硬条，惟皮上有芝麻样的斑点。又有一种特色，就是它的皮绝薄，剥下即卷”。对于挑选“白沙”枇杷，懂行者也总结出了一番实用诀窍。1931年，浙大农学院《新农业》杂志就批评称“近来市上贩卖之枇杷，往往以普通枇杷冒充‘白沙’枇杷”。为匡扶市场秩序，农学专业的学生们向消费者支了一招——“取有果梗之枇杷，以手触折其梗，其梗易折断者，即非白沙枇杷。真白沙枇杷之梗柔软，故不易折断”。
看来枇杷虽小，却满是门道。若要细品其妙，恐怕不止要有些运气，更要练就一番手感和眼力。
枇杷好吃树难栽
枇杷虽不像某些名贵水果那么“娇气”，但真要侍弄好枇杷树，使之结出甘甜如饴的果实，也绝非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苗木来源。若用种子播种，枇杷树从落种到结果少说也要五年左右时间。考虑到这点，果农大多采取嫁接的“快捷”模式。1945年，农学家顾志清在《洞庭枇杷业之调查》里，介绍了当地枇杷苗木的来由与去处：“经营人自行苗木之养成者甚少，大部系购自吴兴。幼苗购入后，再留养苗圃二三年，于春分时令行切接……接活后或供自植，或以之运往香港，每棵售价二、三元不等”。果农想要获得性状更佳的良种，就更需日积月累，不断试验。1935年，赵丕钟在《苏州洞庭山枇杷生产调查》一文里提到当地种植最普遍的是“照种白沙”枇杷，而这个良种系“搓湾王秋涛家佣人贺照山氏所采得之，接穗繁殖而成”。一位名不见青史的“小人物”，在身后留下了漫山遍野的甜蜜。前人栽树，后人尝果，这何尝不是历史的传承，不是被记忆呢？
1937年曾勉拍摄的洞庭东山枇杷树嫁接场景
枇杷树的日常打理可粗可细，但有些环节必不可少。1932年，《中行月刊》介绍了塘栖枇杷要在清明后“摘果”，即一条树枝上仅保留少量果实，避免成果营养不足——“其残留数目，依果实大小而异，如大红袍等果实大者，留一个至三个，细叶、杨墩等果实小者，则留四至六个。该地旧有大果‘么二三’，小果‘四五六’之俗谚”。在另一枇杷主产区洞庭，也有类似的农事传统，当地称之为“稀果”。
枇杷树对天气的敏感度较高，这也增加了花期、果期的养护成本。1937年，曾勉在他的长文《苏州洞庭与杭州塘栖之枇杷》中记道：“塘栖人有言：栽培枇杷，关口有三：一曰冻（气候太寒），二曰烧（阳光太猛），三曰淹（雨水太多）”。在成熟期，枇杷很怕过量降水。1959年冯明轩编写的农技手册《枇杷生产经验》谈道：“雨水过多会影响果实着色及品质，甚至结果不良。尤其在果实转黄即将成熟时（小满前后），大量降雨会引起‘裂果’，果农称为‘枇杷哈哈笑’”。
枇杷虫害不多，但挂果之际要尤为当心。1922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杨启泰对洞庭地区的窑上枇杷进行了考察。杨启泰记录了当地农民对付枇杷树“大敌”——天牛的除虫办法：“山民用铁丝向蚀孔插入刺死之，其深而不及者，则用火柴塞没其孔，俟其自啮而毙，或有用煤油灌下溺毙者”。一些相对现代化却并不生态的治虫手段也渐渐得到运用。1930年代，塘栖枇杷已开始施用农药。1935年10月，塘栖产区爆发虫灾，应当地政府邀约，浙江省昆虫局派专人携带大量农药前去洒药除虫。除了防虫，当枇杷成熟，防鸟也是要务。1941年，《中国商报》介绍枇杷行将成熟之时，农户们将迎来忙碌期：“群鸟飞集，啄食以果腹，于是植树的人便结网网树，以保护果实”。 更有甚者，1948年，严士雄刊发在《莫厘风》上的洞庭枇杷产区访记提到，每值枇杷丰收季，当地果农都要上山“搭盖芦席篷看守”。
专业者采摘枇杷的难度，远不亚于前面所述的各细琐环节。1932年，《时事新报》介绍了农户采摘枇杷的方式：“用手将果实带梗摘下，放入八角形之篮内。采收高处之果实，则用梯架及竹制之钩子，人立梯顶，将篮悬于枝上，用左手执钩，攀取上部之枝条，而以右手采收之”。而在1935年，一篇《苏州明报》的风物记提醒读者：“采枇杷最难，采时须十分小心，将枇杷连柄摘下，不可弄伤皮上的细毛，否则枇杷立刻就要腐烂”。正是由于采摘工作专业性强，苏州光福地区甚至有着为数不少的季节性枇杷女工，她们会在枇杷成熟期上山劳作，“大约每天可得四五百文”。
1936年《儿童世界》上的漫画《采枇杷》（片段）
一果结得千金来
枇杷的经济价值，一如其常见的表皮色泽，是名副其实的“致富果”。这个比喻在近代语境里毫不夸张，因为当时枇杷的“产业链”，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来得长。
近代长三角枇杷业最直接的收益，还是来自贩卖枇杷。1931年，《新闻报》对塘栖枇杷的经济效益概述道：“每年产生的总额，约有三、四万担，值银达二十万元以上。江南、浙西各市上所售的枇杷，多数产于塘栖一带。该处人家，几乎没有不种枇杷的。每年各户枇杷的收入，少者四五十元，多者竟达千余金”。当年塘栖枇杷的销路很广，1932年《申报》报道称“每届枇杷上市之际，平、津、宁、沪以及其他各大都市，咸来采办”。乘着旺销的东风，当地不少农民积极参与枇杷种植业。赵丕钟发表在《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的观察称，到1936年，塘栖农民“多者一家有枇杷园十亩，少者亦有二三亩”，其收益自然不俗。
塘栖枇杷的运销，也仰赖滋养枇杷的运河水。1934年，《浙江塘栖枇杷考察记》披露了枇杷外运的生动细节：“多用帆船，大小不一。兹就中等者言之，每船装枇杷千竹篓，重约四十担。自塘栖至上海，船价约十三四元，销路运往上海为最多，杭州、宁波次之”。同文还特别说明了包装枇杷的圆形竹篓——“高十五寸，口阔廿八寸，底阔十九寸，以竹篾编成，眼甚大，每篓容枇杷约四斤，篓底衬绿纸”。
装筐后运往上海的洞庭东山枇杷（1935年《良友》杂志）
即便不销往远处，洞庭枇杷也能在本地销路里觅得“真金”。1949年6月，《铁报》的民俗文章就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枇杷在洞庭山上每银洋可买八十斤，即在苏州城内，每一元亦可买五十斤。所以，跑单帮的人看到此时上海正缺乏岭南的珍果，就把脑筋动到了苏州的枇杷上去。他们贩来之后只要卖得出去，就可以得到八倍至十倍的利润，任何单帮生意都没那样好”。
枇杷花是百年前高品质蜂蜜的重要蜜源，这也是一门生意经。1935年，施隐农在《中国养蜂杂志》撰文指出：“枇杷为浙西三大蜜源之一，各处均有之，惟杭县之塘栖为最多。各地蜂场在夏季采乌桕蜜后，多赴该处越冬，并采此蜜”。由于当时洞庭果农普遍排斥蜂场，因而塘栖成为了近代长三角枇杷蜜（俗称“上白蜜”）的主要产区。塘栖枇杷蜜在当时售价高昂，颇得高端消费者青睐。1933年，《农村》杂志记录当年一队江西养蜂人到塘栖生产枇杷蜜，“平均每箱采蜜二斤不足，成绩平常”，但“所摇出之蜜汁极纯粹”。
此外，1920年代在中国开始普及开来的罐头产业，也为长三角枇杷产区送去了商机。1947年，《申报》上的《塘栖枇杷》一文描绘了当地枇杷经济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图景：“新由树上摘下枇把，其味汁之鲜甜，所谓‘树头鲜’的枇杷果汁，皮破即溢，与采下经时的枇杷滋味，实不可同日而语。上海梅林公司，亦在塘栖设立分厂，以极新鲜的枇杷装置罐头内，用科学方法保持此极鲜美的‘树头鲜’佳味，运往京沪及国外等地”。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在百年前，小小的枇杷竟然也是地方旅游业的一股生机泉源。1937年，苏福长途汽车公司专为光福枇杷季开设了一条专线，接运城市客人到光福采摘枇杷，赏景郊游。“当枇杷上市之际，特配备最新式大客车，自五月廿九日起，至六月十三日止，开驶专车，直达光福”。一天开行四趟，最早一班清晨六点三十发车，末班车于傍晚六点返程，每位往返两程票价总计一元二角。除了摘枇杷，旅客们还能借机游览光福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抗战期间，洞庭山区的果农也试着通过免费采食枇杷来吸引日渐稀少的外地游客。1941年，《中国商报》报道称“当此端午节前后，如果有外客前往山间游览，尽可在树间恣食，不过不能携带”。
化泥为膏润五脏
枇杷膏，有的地方又叫“枇杷露”，应是许多人缓解咳喘的“常备药”。中医认为枇杷膏能“清肺和胃，宁嗽下气，消痰降火”，是一味用途颇广的良药。览观百年前有关枇杷的议论，一些文章也涉及了枇杷膏，这个“药食同源”的经典案例。
时人如何认知枇杷膏？1939年邹德民在《申报》上讨论了“国医与食养”的话题，邹文对枇杷膏的制备及疗效作了一段评述：“枇杷叶功能止咳化痰，清热润肺，药铺取以熬膏，并将其叶蒸露，以疗咳嗽。但用其叶时须刷去其毛，否则反能致咳，枇杷膏感冒初起咳嗽，固不甚宜，稍久之咳，食之尚有小功效”。
1937年《苏州明报》上的“白沙枇杷膏”产品外观图
而今我们购自药店的各类枇杷膏，最重要的用料基本是枇杷叶。这种相对更为药用化的枇杷膏配方，可在1930年的《上海医报》里一睹芳容。医家沈静珠披露的这款枇杷膏，主料是枇杷叶、深脐大梨、白蜜、大枣、建莲肉，亦有针对病患多痰、吐血两类症状的“定制版”——分别额外加入川贝母1两、藕节21枚。在当时也有家庭版的，用于调理滋补的非药用枇杷膏。《益世报》推荐的“土法枇杷膏”就是这类，其做法是：“先选择品质优良之枇杷，将果皮除去，将肉剖开一面，挖去其核，乃放入锅中煎之，并加入适量之清水。煮枇杷之锅子，如用铁质制成者亦可，最好仍用陶器制之锅子。煎煮之时，起初火势稍猛，尚无妨碍，至沸点后，火力宜缓。当枇杷之果肉煮至粥状时，乃可停止燃烧，将薄粥状的液汁，灌入细密之布袋内，滤去渣滓。将滤去渣滓后之液汁，然后再入锅中煮之，是名曰‘收膏’，此时可加入纯净之冰糖，并可加入少许之红糖。等煎至厚度适宜时，即可将已经收膏之枇杷膏用器取起，盛放在洁净的陶器中。至火热度发散，变成冰冻，即可盖上固封”。
值得一说的是，近代药企曾专门到优品枇杷产区选购原料，将枇杷膏变为枇杷特色产区的又一致富来源。1930年代，上海良园药厂就曾在洞庭东山设置收购点，取堪称“地道之品”的白沙枇杷制作枇杷膏。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邹赜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