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上的“江南”，显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诗人笔下，诸如水村、山郭、酒旗、古寺、楼台、江花、绿水，江南的春天，风光美不胜收，甚且耳熟能详。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探讨的江南，在历史的演变中并无真正与之相应的行政区域。

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提及唐代的“江南道”，但唐代的江南道包括今日浙、赣、湘、闽四省及苏、皖二省的南部。

至盛唐时期，将其一分为二，分为“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但江南东道仍包括浙、闽二省及苏、皖南部。中唐之时，又将江南东道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地，通常所谓的江南相当于“浙西”。

至宋代，盛唐时期的江南东道，又被分为两浙、福建、江南东三路。至元代，两浙路被取消，浙西路并入江浙行省，“江南”一称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

入明之后，又把这一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苏、松、常、镇、宁划入南直隶，南部杭、嘉、湖并入浙江省。

尽管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仍有“江南诸省”一称，包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四省，但这里所谓的“江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广义的行政区域概念，仅代表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江南显然具备一种地理完整性。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为杭州湾和钱塘江，西则为皖浙山地的边缘，大致属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从地理、水文、自然生态诸方面，确实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

从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说，上述的八府一州也确实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地域。

自晚唐以来，凭借其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完备的水利设施，再加之别具一格的经济生产模式，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富足与城市化的象征。一句“太湖熟，天下足”的民间谚语，已经明白道出江南是天下的粮仓。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桑叶、棉花等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由此带动的棉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便捷的水路交通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贸易航线的开通，大量市镇的崛起及其移居人口就业机会的增加，更使江南成为中国最富庶、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为密集和极具变化的地区。

从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若欲加以界定，则更显困难。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享乐主义和肉欲的美丽，这些都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只有这少数人能够置身于这种丰富多彩之中，所以江南的界限永远是充满争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江北的扬州府与浙东的宁波、绍兴二府。

尽管就自然地理的位置而言，因为长江的相隔，使扬州成为江北；同样的道理，因为钱塘江的阻隔，使宁波、绍兴成为浙东，从而与位于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有所区别。然就它们的物产与民众生活的富庶、商业文化的繁盛以及与长江三角洲经常而且便捷的交通往来来说，在明代仍然可以被视为江南的一部分。

究其理由，尽管扬州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与江南的吴语方言存在着区别，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存在，同样将扬州与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宁波、绍兴二府，其方言虽别具特色，但就其大的范围而言，仍属于吴语系统，且大运河虽以杭州为最南端，但大运河向南其实有一个延伸段，即经绍兴直达宁波的运河，同样也将绍兴、宁波与浙西联结在一起。无论是交通联系，还是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扬州、绍兴、宁波三府均应归于江南文化的范畴。

换言之，风俗习惯、方言将扬州、绍兴、宁波与所谓的江南有所分隔，却又被一种想象的繁华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鉴于此，本书所谓的江南，除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之外，尚包括扬州、绍兴、宁波三府。

早在元代末年，由于元朝政府对江南士人采取一种较为优惠的政策，致使元代末年的江南士大夫以及富民，无不过着一种相对奢侈优游的生活。他们以豪奢相尚，广建园囿，诗文唱和，从容风雅，确乎可称乐土。“吴中素号繁华”，大抵已经道出了元末江南的繁盛景象。

至明正统、天顺年间，江南经济得以恢复。以苏州为例，当时仅可称“稍复其旧”，但还是“未盛也”。直至成化年间，经过朝廷的休养生息，苏州已是“迥若异境”，愈益繁盛。

这种繁盛的景象，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大兴土木，“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馆亭布列，略无隙地”。二是城市人口集聚，“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三是旅游、娱乐业的勃兴，“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四是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凡是上供给朝廷的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均有所增加。尤其是像刻丝、螺漆之类，自南宋以来，这些工艺久已失传，明代不仅加以恢复，而且使工艺更为精妙。五是人材辈出，尤称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至嘉靖、万历年间，尽管朝政不纲，但江南承平已久，号称“斗米七钱”，更是奠定了江南的人文风气。

这种风气，倡始于士大夫，他们以科名归养，暇日颇多，风气渊雅，闻人辈出，成为一时人望。譬如他们刊刻一本书或法帖，其间即使是小小的异同，小小的源流，动辄成为掌故，导致众人“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香悱恻”。

风气所及，即使是当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也远远超越后世的士大夫。可见，借助江南的地理优势以及市镇经济的繁荣，再加之江南士人通过科第而陆续进入仕途，以世代簪缨为特点的江南士大夫家族在明朝重新得以确立，其行为乃至风尚，成为一时楷模。

明代江南的文化生活，大抵可以“风物闲美”四字加以概括：说其“风”，是指江南形成“时尚”之风，出现时尚人物，并进而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说其“物”，是指江南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工艺日精，并且出现了“物带人号”的现象，很多物品以时尚人物命名；说其“闲”，是指基于生活富足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江南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庶民百姓，无不带有一份闲情逸致的心境，追求生活的娱乐化，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帮闲”与“女帮闲”；说其“美”，是指江南的文化生活存在着一种追求艺术化的倾向。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