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节选自《推特治国》，两位作者对于美国政治、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和治理逻辑有其独到见解。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胶着之际，刊登此文，让大家多角度了解美国政治和美国民主。

【文/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

反多数主义确认投票显示，最高法院不是唯一向财阀民粹主义倾斜的机构。参议院也是。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偏向低人口州。这一偏向已变得更为明显，其后果也更严重。

随着各州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上升，美国参议院已成为富裕国家中分配比例最不公正的立法机构。（在参议院，怀俄明州每个选民的选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的68倍；而在比美国更富裕的民主国家中，上院的选票分量比例都要比这小得多——奥地利的比例是1.5∶1，而澳大利亚则是13∶1。）

让选区划分变得更易操作的人口和地域趋势（尤其是与城乡分歧和民主党—共和党分歧的相关性越来越高）也让对乡村的偏袒成了对共和党的偏袒。而因低人口州的黑人及非白人移民数量极少，参议院不仅过度代表了美国农民，还过度代表了美国白人。例如，拉丁裔实际得到的代表权只有典型美国白人的一半，非裔美国人的差距也不小。

简而言之，参议院不公正的分配比例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一道防御堡垒，它与选区划分、投票限制具有同样的效力（它还有一个额外优势，那就是它本身已经内化于宪法之中）：帮助面对“保守党困境”的政党在其政治议程越来越缺乏民众认可、其核心支持者数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权力。

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票优势，但事实上选举这些参议员的选民却只是少数。2016年，特朗普以2.1%的选民票差距落后于希拉里。但共和党却在参议员选举中获得了3.6%的选民票中位数优势。

此外，特朗普发现参议院中几乎有一半的参议员来自他票数领先至少5%的州，虽然他的选民票数仅排第二。假如希拉里在她失去的核心州以微弱优势获胜，也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会来自她票数领先至少5%的州。

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参加竞选集会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原因是，参议院的这一偏袒特性很大一部分被带入了总统选举人团中。这是另一个反多数的漏洞，现在对保守派财阀和右翼团体相当有利。因为选举人团分配比例不公（每个州的票数是该州参、众议员人数之和），怀俄明州有两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名额，其选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6倍，该州有两个参议员和53个众议员名额。

2000年以前，未能获得双重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最终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只发生过三次，而且都发生于20世纪以前。而如今，仅仅在五次选举中就发生了两次。有人预测，这将成为共和党未来继续胜选的路数。

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在这个选票胶着的时代，双方势力相当的竞选中赢得多数票的那一方在选举人团一关落败的概率高达40%。而在这些场景中，获胜的多数是共和党。2019年，也许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以这样的标题发表一篇文章：《共和党承认特朗普失去2020年多数选民票，但对拿下选举人团充满信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乡村的偏袒的确在选举人团中给共和党带来帮助，但其对参议院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参议院中，共和党通常以更少的票数获得更多的席位。即使没有多数席位，也能通过议事阻挠这一愈发重要的手段来阻止多数人达到目的。

在美国历史上，议事阻挠是一项参议院议事程序，而不是宪法规定，它与今天无处不在的“60票制”没有任何可以相提并论之处。随着1970年代规则的改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党派分化，出现了现在的“僵局型”议事阻挠。1990年代，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利用这些规则阻挠了克林顿总统一系列的议程和提名。

随着分化日趋严重，妥协能获得的好处减少，由米奇·麦康奈尔带领的新一届共和党参议员面对一位民主党总统，而他们在6年内启动了超过500次阻挠议事程序。事实上，麦康奈尔几乎将这一手段用在了任何可用的情况。

两个政党都使用议事阻挠程序，但正如对其它强硬战术的运用一样，共和党才是主要的创新者。议事阻挠的发展虽曲折，但其路线非常明确：共和党少数派喜欢闹个底朝天，而民主党少数派则倾向于捂住不放。

由于参议院选票分配不公，即使民主党是少数派的时候，共和党的政策反映的也更多是代表人口少数的州参议员的立场。这一现象在2017和2018年尤其突出。在特朗普胜选到卡瓦诺被任命大法官投票之间的20个月，获得至少50个议员支持的议案或者人事任命，都是依赖仅仅代表总人口44%的参议员的支持。

这些多数投票涉及的议题包括：确认5个巡回法院的法官、确认特朗普总统的几个提名、2017年的减税方案，以及9条为奥巴马时期法规划上句号的法律。保守派财阀的政治议程获得了通过，但整个过程中，它不仅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也没有获得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选官员的支持。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这一点问题也没有。虽然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只想着赢的共和党操盘手，但他对“赢”的定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的国家政治生涯当中，他曾奋力对抗竞选经费规则，用尽手段让极端保守派大法官获得任命，并努力使对大企业及超级富豪有利的政策获得通过。

在此之外，他不辞辛劳地工作，以确保把挑战右翼追求的任何议案扼杀在参议院。麦康奈尔被称为“死神”不是毫无理由的，他也喜欢这一绰号。在他帮助下组建的参议院里，任何被保守派财阀、右翼团体、乡村农民州所反对的政策都不会获得通过，无论这些政策是为了解决气候变化、提升工人组织性、规范枪支使用等，还是其他大多数选民支持但共和党联盟不支持的议案。

如果国会陷入僵局，那么话语权将从国会转向政治体系的其他分支机构，它们通常对重要议题有制定规则和进行裁决的权力。只要法院在共和党手里，麦康奈尔一样很满意。当最高法院宣布某条法规无效的时候，其保守派多数总是说国会完全有权对其进行修正。但在“死神”的统治下，参议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在上班遇到塞车时对开车的人说：你完全有权发动引擎。

然而，最严重的危险正是国父们最担心的：总统权。如果总统权无限制地扩张，就会对民主造成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当这个总统拥有财阀和右翼盟友，并且他们都对他进行唆使的时候。

2019年年初，无党派监督机构自由之家在报告中称：“特朗普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和传统，包括三权分立、出版自由、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防止腐败，以及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公正的选举。”这一机构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程度，它总结道：“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堡垒将坚固如初，我们的民主将永续永存。保护这个国家规则与规范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急迫。”

然而，国会保护规则与规范的意愿从未如此微弱。宪法制定者们将国会（宪法第一条，也是最长一条条款的内容）视为美国政府的心脏，并希望它能精心守护其特权。在2016年大选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这样赞扬即将到来的国会权力守卫战：

“我们已经与帝王式总统对抗了五年半之久。每当在国会与越权的总统对抗，我们就被谴责，最好的说我们搞党派分化，最坏的说我们搞种族歧视。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总统时，可能人们会看到，这首先是有原则的对抗。实际上，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机会。这说不定会很有趣，一个严格拥护宪法的国会议员正在对抗一个不严格拥护宪法的共和党总统。”

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很多共和党人学着米克·马尔瓦尼去战斗，但他们是为“一个不严格拥护宪法的共和党总统”而战，而不是对抗他。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半个马尔瓦尼。特朗普对民主规范的攻击越明目张胆，共和党人的回应就越少。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里，白宫充斥着他的推特：国会和板球。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最让人措手不及的是，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也突然放弃独立立场。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麦凯恩的密友，曾在2016年大选期间痛斥特朗普，但到了2018年，却成为了他最忠实的守卫者之一。

《哈珀斯》杂志（Harper）将他在不同时期对“世界上最大的蠢蛋”（指特朗普）的评价收集起来：从先前“种族迫害者、仇外偏执狂”到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无论格雷厄姆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系列说法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领导下共和党的“堕落”。

其他共和党人也许没有格雷厄姆那么极端，但他们几乎都走了同一路线。他们支持极端少数派联盟，也因此支持一个“无赖”总统。为应对“保守派困境”，共和党将保守派财阀的追求视为己任，特朗普在国内的多数政治议程也都以实现这些诉求为目的。他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现在正全力对付从里面跑出来的东西。

福克斯新闻频道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公关部门后，总统只需发一条推特，就可以鼓动资本兴风作浪，或者发动右翼媒体的猛烈攻势。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共和党人只有两个选择：退缩，或是加入攻击者阵营。

事实上，特朗普曾对他的政党进行灵魂拷问：他们是否愿意与极端少数派共存亡，即便必然到达反民主的立场也在所不惜？唉，答案是：愿意。当特朗普需要进行防守时，共和党人一窝蜂跑到践踏民主规范的总统一边，即便这样做也践踏了国会自身的特权。保守派顾问和评论员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曾表态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他如此批评他那容易屈服的政党：“他们铺好了床，准备睡觉，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做噩梦。”

不管他们有没有做噩梦，其结果都令人害怕。因为最明目张胆的越权都得到了忍受。特朗普对他无法享受独裁者的权力而沮丧，于是做了一件从未有总统做过的事情：他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另行使用联邦预算支出，用于建造他心爱的边境隔离墙。

“国家紧急状态”令是1970年代的法令，其设计是为了让总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有权采取迅速的应对行动。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能剥夺国会对预算的控制权了。与此最相近的先例是尼克松曾试图使用该法令“扣押”国会批准的预算。那时处于领导地位的民主党人谴责这是“帝王式总统”的做法。

后来，参议院以80∶0的投票结果阻止了这一行动，在场的每一位共和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然而，特朗普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却只有12位共和党议员反对他。这实为徒劳，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票数无法对抗总统的一票否决权。

共和党在面对乌克兰丑闻时的高度团结带来了更严重的危险。而且，正如我们写的那样，这种团结程度正在上升。无论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都有可能因过度关注特朗普而忽略了这股长期推动共和党转变的更广泛力量。

共和党精英及其盟友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削弱民主制度。只要这样的联盟还存在，这些资源丰富、组织性强、占尽优势的少数派就能够日益巩固其权势，从而带来严重的威胁。

随着2016年大选临近，古板的保守派杂志《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被疯传。这篇文章将即将到来的竞选比作“93号大选航班”（The Flight 93 Election），声称美国正在冲向灾难，希拉里如果胜选，那真是太恐怖了，现在必须冲进驾驶舱——也就是给特朗普投票的意思。

这位匿名作者（后来被披露是曾为小布什政府服务的前财政官员，后来为特朗普服务）表示，如果这次勇敢的行动失败，“永久的胜利”就会属于“左翼、民主党，还有从此不需要假装尊重民主制度和宪法规章的两党一致的军政府”。

到2016年，这样的想法已经主导了共和党的权力中心。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忧虑，但他们都共同看到了大难临头。布道者式的领导者声称他们被迫害，甚至已经濒临灭绝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领导人警告称，只需一小步就可以摧毁为躲避来自“古拉格”的枪支监管所做的努力。坐拥空前财富和影响力的财阀们担心他们的财富会被人民剥夺。右翼媒体则在一旁煽风点火。

珍妮·皮洛（图源/视频截图）

2019年夏天，最受特朗普喜爱的福克斯女主持人珍妮·皮洛（Jeanine Pirro）坚持认为民主党“重塑美国是为了将非法移民带进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投票方式，给他们许可，让他们可以投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票……想想吧，这就是他们重塑美国的目的。将美国公民替换成非法移民，让这些非法移民为民主党投票”。

今天，所有这些团体都更有可能被多数票击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共和党代理人有无数理由来夸大这一风险。因此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让部队保持振奋，并同时维持资金源源不断注入。然而，即便他们所预测的惨淡未来过于夸张，权力的丧失却很可能成真。对财阀们来说，这种恐惧在民主制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他们：民众不热衷于他们的政治议程，因此导致了“保守派困境”。

但今天，他们的代理人也看到了同样的威胁。现代共和党所依赖的居住在乡村的高龄白人选民群体正在衰落。而对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城市化的美国人来说，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就像毒药一般。

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胁在于，保守派为富人减税、反对同性婚姻、反对枪支管制、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越来越不得民心。这迫使他们更加保护推进这些政策的政治联盟。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所以当他们的盟友参与反民主行动时，他们只会视而不见，甚至接受“民主对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构成了威胁”这一观念。

“93号大选航班”选举证实，极端党派分子已经对“民主制度和宪法规章”失去兴趣。只是，这些极端分子都是在共和党内。选举结束不足48小时，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就召开“跛脚鸭”会议，旨在剥夺即将上任的民主党州长多个关键权力。两年后，北卡罗来纳州的剧本将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重演，在这些州经历了一次急剧“右转”后，投票者又开始集体反对共和党州长了。

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的大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共和党。药房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s）正在争取保留一个不受欢迎但对他好处巨大的税收漏洞。于是，沃尔格林直接资助州众议院议长、议员罗宾·沃斯（Robin Vos）。沃斯说道：“如果让麦迪逊和密尔沃基从州选举地图中消失，我们就会成为明确多数，拥有全部5个宪法规定的官员职位，甚至能在立法会获得更多席位。”其他州的共和党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反城市论调，并援引了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一条民主原则“一人一票，除非这个人生活在城市”。

一年之内，威斯康星州立法会“跛脚鸭”会议对另一党新上任州长做出的许多限制将被诉诸法院，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没有丢失。在华盛顿和两党势力相当的州中，与极端不平等和极端立场结为同盟的共和党将利用反多数主义策略来保护他们狭隘的政治议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破坏民主制度。

《推特治国》，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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