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4期，第14-17页
本文转自：大民说英语
摘要：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受传统的经典范畴观影响，翻译理论中盛行着无数的二元对立观，如直译与意译、形式与意义、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忠实与不忠实、可译与不可译、翻译作为艺术与翻译作为科学等等互相冲突的思想与方法。对翻译本质的这种认识方式，使人们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容易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原型理论则与之相反，它跳脱对范畴认知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范畴的原型性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元对立观非此即彼的认知缺陷。本文立足于近年认知科学领域甚为流行的原型理论，围绕“翻译原型”这个主题，就翻译范畴属性、翻译标准、翻译本体及其本体理论等若干关涉翻译本质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相关研究课题的
关注。
关键词：翻译认知；翻译原型；翻译范畴属性；翻译本体；翻译标准
“翻译”是翻译学最核心的概念，但对于“翻译是什么？”“什么是翻译，什么不是翻译？”“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翻译和非翻译”之类关涉翻译本质的问题，在翻译研究领域至今存在诸多争议。人们难以达成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翻译有着不同的认识，或者说是由于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或多或少受着传统的“非此即彼” 经典范畴观的影响。即将出版的由龙明慧撰写的《翻译原型研究》一书，把认知科学的原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为如何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解释途径。本文围绕“翻译原型”这个主题，就翻译范畴属性与翻译本质方面的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阐发一点个人认识，以期引起学界对翻译原型研究的
关注。
一、原型理论与翻译范畴属性
认知科学的原型理论是一种范畴化理论，即用来解释人类如何通过分析、判断、归类等方法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定位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起源于对传统经典范畴观的置疑和挑战。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经典范畴观认为，一切范畴皆由范畴成员共有的一组充分而且必要的特性来界定。这些特征是二元对立的，一个物体如果具备某个范畴成员的所有的重要特性，便可认定它属于该范畴，否则不属于该范畴。因此，不存在“好像属于该范畴、又好像不属于该范畴”的情况。即是说，不同范畴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在同一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不存在典型成员与边缘成员之间的差别（Ungerer and Schmid，1996: 23-24）。到了现代，由认知心理学家在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原型理论则认为，范畴是围绕原型（即范畴的中心成员）构成的，要判断某个物体是否属于某个范畴，依据是看它和原型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相同，典型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视为该范畴的正式成员，非典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典型成员的相似程度而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范畴的边界是模糊、开放的。（同上：14-19）
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经典范畴观一直影响着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翻译研究也一直深受其影响。表现之一是，翻译理论中出现了无数的二元对立观，如直译与意译、形式与意义、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忠实与不忠实、可译与不可译、翻译作为艺术与翻译作为科学等等互相冲突的思想与方法。当然，经典范畴观对范畴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种对立现象在实际经验中可以观察得到而易于理解，就如自然界的光与暗、天与地。然而，更多的时候，它却又是一种单向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方式，给人们带来两极化或者极端化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容易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原型理论则与之相反，它跳脱对范畴认知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范畴的原型性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元对立观非此即彼的认知缺陷。此外，在原型理论视角下，范畴同时具有开放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范畴边界是模糊的，所以它有极大的灵活性，能不断适应新的信息和资料，使边界不断得到修正或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原型的存在，所以范畴结构又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因为范畴边界的变更而使其内涵发生本质变化。对传统范畴来讲，新的资料常常要求建立新的范畴或重新界定已存在的范畴，而对原型范畴而言，新的实体与新的体验很容易与特定范畴联系在一起，我们只需将其作为范畴的边缘成员即可，而无须从根本上对范畴进行重新建构（Taylor,
1995: 52-53）。因此，原型范畴观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经济、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包括翻译世界。
根据原型理论对于范畴的解释（Berlin and Kay,
1991），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范畴刚好呈现出原型范畴的特点。首先，翻译虽然有诸多属性，但几乎没有哪一个属性对翻译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这也是对翻译的本质难以界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翻译范畴具有模糊的范畴边界，即是说，翻译活动和生成文本的其它活动如改写、改编、创作之间，有时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其三，如原型理论对一般范畴所阐释的那样，翻译范畴的各个内部成员也各具不同的成员地位：虽然翻译有多种形式和类型，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各种可以被称为翻译的活动，在翻译范畴中并不具有同样的成员地位。例如，不同的翻译实例，虽然可被同样归为翻译范畴，但并非是“同样好的”翻译实例；即使可被视为“同样好的”翻译实例，其“好” 的程度又可能各不相同。如此一来，翻译研究中如果将翻译视为一个原型范畴，那么，它一方面可以使翻译保持其作为范畴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随着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翻新和深化，使这个范畴的边界不断修正和扩大，这无疑十分符合翻译和翻译学的发展实际。因而，翻译原型观的提出，有助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科学认识，使我们能对翻译活动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二、翻译原型
在广义层面，“翻译”是一个“可以以许多方式理解的、宽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概念”（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谭载喜，2005:246）。例如，翻译可以指过程或产品；可以涵盖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可以为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电影翻译、字幕翻译；可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工翻译或电子时代的机器翻译；可以指笔译或口译；可以分字译、句译，音译、直译、意译；等等。在如此宽泛的范围内，到底有没有一个为大家共有的“核心”呢？
按照《翻译原型研究》一书所提出的理论假想，翻译是一个具有原型的概念范畴。而既然属于原型范畴，就必然存在一个翻译原型作为翻译范畴的核心和基础。这是原型范畴得以存在的前提。但翻译范畴的原型是什么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来看，一个范畴的原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具有认知上的优先性，二是与特定范畴的各个内部成员相比，人们对范畴原型的认同度最高（Rosch et al., 1976: 382）。例如，当人们举例说明什么是“座位” 的概念时，最先想到的，一般会是“椅子”，然后再想到“凳子”“、沙发”等；在解释什么是“椅子”时，最先例举的会是“靠背椅”，然后是“扶手靠背椅”、“摇椅”、“吊椅”、“躺椅”、“睡椅”，等等。又如，在谈论什么是“鸟”的范畴时，人们往往会例举“燕子”或“麻雀”，而不是“鹌鹑”“、企鹅”或“鸵鸟” 等等。这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具认知上的优先性，更接近相关范畴的“原型”，更易得到认同。
从这个意义出发，就翻译而言，最先为人们认知以及认同度最高的翻译原型，无疑是狭义的翻译。但狭义翻译又如何界定呢？黄忠廉（2000）认为，可以将狭义翻译界定为“全译”，即完全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翻译；杨晓荣（2005: 10）指出：“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原作与译作之间对等或相似程度比较高，即不论客观效果是否完全如此，至少译者主观上希望在各个方面准确度都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总括而言，所谓狭义翻译，也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抑或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它有两个基本所指：一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即语际翻译，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听到“翻译”二字时所立即想到的、无须“额外标记”的那个概念；二是指“各个方面准确度都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
自古至今，无论在国外或是国内，译论传统中人们最关心且讨论得最多的，始终都是诸如“什么是翻译”“什么样的翻译才是最好的翻译”之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讨论其实就是对狭义翻译，尤其是对狭义翻译上述第二所指的讨论。换言之，学者们所定义的所谓狭义翻译，也就是译论传统中翻译者或翻译理论者所崇尚和追求的那种“好的翻译”、“忠实的翻译”或“理想的翻译”。
斯坦纳认为，忠实的译者能“创造一种有效转换的条件。文化和心理施予上的意义之箭都是双向运动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在转换时不遭受任何损失”（Steiner, 1975: 302）。严复心目中的“译事楷模”，是做到“信”、“达”、“雅”的翻译（罗新璋，
1984:
136-
137）；马建忠提出的“善译”，是指“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翻译（同上：126）；其他不少当代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如周兆祥提出：“理想的翻译要使受意者完全理解原来的信息里面每一个单位，在语音、语法、语意、上下文的文义等各方面都正确地明白授意者的本意，既没有遗漏，译者也不会加进原来信息没有的东西”（周兆祥，
1981: 43）。无疑，在译论传统中，只有这样的翻译才称得上是“好的翻译”、“忠实的翻译”或“理想的翻译”。
当然，“在转换时不遭受任何损失”，“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理想的”翻译，其实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点却又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人会认为完全传达出了原文各个层面意义的那种“理想式”翻译会不是翻译。也就是说，当人们谈起翻译，心目中首先想到的不会是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等类别，而会是能“准确”传达出原文思想的完全翻译。当我们判断某种活动是否是翻译时，也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和完全的、理想的翻译进行比较，正如莱科夫所说，“我们是按照理想化的情形而不是非理想化的情形来对事物的特性作出判断并为未来制定目标的”（Lakoff,
1987; 梁玉玲，
1994: 123）。因此可以说，我们在谈论、评价具体的翻译时，总避免不了以一种理想中的翻译作为参照。
传达出源文本各个层面的意义，没有对源文本进行任何增、删或篡改的理想翻译，虽然在具体的翻译现实里并不存在或难于找到，但在抽象层面它却是存在的。这种理想的、存在于抽象层面的翻译，具有明显的参照功能。“理想”本身暗示着“不可及”，并内含“不等于现实”或“与现实有距离”的意蕴。换言之，现实的翻译是允许对“理想”进行偏离的，而各种被称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如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等，实际上都是对理想翻译不同程度的偏离。所以，按照原型理论的思路，虽然此类“语际转换活动”并非“理想”的翻译活动，却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归入翻译范畴。有学者将改译、编译、节译、译述等称为变译，即翻译的变体（黄忠廉，2000），但没有“本”，何来“变”？“变”总要有一个“本”作为基础，作为参照，这个基础、这个参照，正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翻译。也就是说，“理想翻译”是构成了翻译的本体，以理想翻译为本，我们才可以发展出无数的“变体”。同时，理想的翻译也最能将翻译和其它范畴进行区别，因为其它任何一种“语际转换活动”，改译、写译也好，编译、节译也好，都不可能具有理想翻译对原文的那种程度的“忠实”传达和再现。所以狭义的翻译，或者说理想的语际翻译，就是翻译原型的形态表现，而所谓翻译原型，就是“在各个层面和特质上忠实于源文本的、符合目标语规范的语际转换”。
三、关于翻译的几个基本问题
如前所述，将原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翻译原型的理论概念，以此对翻译范畴属性进行新的阐释，并通过典型译例来对翻译原型的形态表征进行详细论证，这无疑是对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具体层面，采用原型理论视角对翻译原型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翻译定义、翻译标准和翻译本体几个涉及翻译本质问题的讨论上。
首先是翻译的定义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是所有理论研究的起点，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总是离不开对其核心概念的界定。翻译学是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翻译”的界定“必须具有充分的限制性，以便能将翻译和其它不属于这一范畴的活动区别开来，但同时也必须足够宽泛，能够将其所有的实现形式包括进来，不要将属于该范畴的相关活动完全排除在外”（Kimissàrov, 1996）。龙明慧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定义的分析发现，现有对翻译的界定都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大多数翻译定义要么过于狭隘，要么就是过于宽泛。然而，如果采用原型理论的考察视角和方法，把翻译看作一个原型范畴，就无需执着于给“翻译”范畴划下绝对、固定的界限。我们可以围绕翻译原型，将翻译界定为：“翻译是以‘翻译原型’为典型成员的一种活动”。该定义意味着翻译包含有多种形式，既包括作为典型成员的翻译原型，也包含与翻译原型有所不同的其它形式的翻译活动。而这样的定义模式既能保持翻译范畴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也能使其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可扩展性。另外，翻译原型具有和其它原型范畴最少的相似性，将其作为翻译的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将翻译活动和其它活动如创作、编撰等区别开来。即是说，对翻译进行原型定义，可以很好地突出翻译自身的独立完整性。
其次是翻译的标准问题。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关键任务所在，是翻译本体理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不谈标准，我们根本无法谈论翻译。例如大多数对翻译本质的论述其实就是对翻译标准的讨论。翻译标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坚持的准则，也是翻译完成后对译品进行衡量必不可少的尺度。显然，翻译标准对于“翻译之所以为翻译”是具有规约作用的，但同时翻译标准又需具有足够的“弹性”和涵盖力，允许不同阐释的存在，这样才能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翻译活动。
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大多数翻译标准首先都与翻译的“忠实”相联系，而“忠实”则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全面忠实”，也可以指某一方面的“忠实”，如忠实于源文本形式（其中包括语言的各个层面），忠实于源文本内容，忠实于源文本表达的思想感情，忠实于源文本的写作风格，忠实于源文本的神韵，忠实于源文本的功能，忠实于源文本的效果，忠实于源文本的意图，等等；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尤其是在翻译实际中，“忠实”又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特征的概念。即是说，所谓“全面忠实”并非指百分之百意义上的“全面”，因为在翻译现实中，在各个层面（从形式到内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 并不存在，而“百分之百的不忠实”即从形式到内容的“零忠实”则不属于翻译范畴。实际存在的，是徘徊在大于零、小于百分之百区间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形形色色的“忠实”或“对等”。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也可以说某一方面的忠实，可能暗含着另一方面的“不忠实”，例如内容忠实可能意味着形式上的不忠实或欠忠实；某种程度的“忠实”也就暗含着某种程度的“不忠实”，例如当我们说某个目标文本在百分之八十的程度上“忠实”于源文本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目标文本对于源文本有百分之二十的“不忠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忠实”也就包含在“忠实”的语义范畴中。这种传统式的阐释方式，其实可以覆盖在现代原型理论的框架之内。用原型理论的视角来判断，“忠实”是一个具有弹性、涵盖多元翻译标准的范畴。
最后是有关翻译本体及其本体理论的讨论。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指出，当前译界颇为流行的受解构主义影响的多元化翻译理论，虽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其对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文本外因素的过分强调又使译学研究面临翻译范畴过度泛化、翻译本体无所适从，进而导致翻译学“归结”为“无学科”属性的危险（吕俊，2004；王洪涛，2006）。因此，翻译学要构建合理的学科框架以保持独立学科地位，就需要解除这种危险，对外围研究进行适当的限制，加强对翻译本体的研究。虽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回归翻译本体的译学研究，但对于翻译本体到底是什么，却缺乏充分的说明。因此，将翻译本体定位为翻译原型，围绕翻译原型的研究也就是翻译本体理论研究，是较为合理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作者简介
谭载喜，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中西翻译史论、翻译文化政治学、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