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300年前后，当仰韶时代晚期向龙山文化时代过渡的时候，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史料里，各区域文明也开启了“传说时代”。“五帝”是夏朝之前一千多年间的传说，《史记》开篇即是《五帝本纪》，跟在其后的就是《夏本纪》和《殷本纪》。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千年是“传说”，如何证明这一千年的文明史是事实？“如果从历史演变来说，历史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定的史实在里面，可是不是和文献能完全一一对应，很难来完全证实。但有的传说根据我们考古发现，很可能就是依据原来的历史真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仿制古观象台。
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一千年是一个“质变到量变”阶段的关键期。随着考古推进，这个“传说时代”正走进现实。
从陶寺说起
在黄河中游大拐弯处河东地区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上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陶寺遗址，后历经40多年的考古发掘，确认这是一处距今约4300—3900年的都城遗址。
陶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非常接近《管子》中对于都城选址的总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正式发掘4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舜时代的都城。
“无论考古、文献、传说还是民俗，大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把陶寺指向了尧舜禹传说的时代。陶寺考古在一定程度成为实证尧舜禹那个时代不是‘传说’的关键手段。”高江涛说。
“要通过考古学综合性的研究，除去水分，还原它真正的状态，‘走出’传说时代。”高江涛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通过考古研究，证实尧舜禹时代是真实存在的，很多传说有历史事实根据；但那个时代与文献记载的很多神话性的内容是两个概念，因为对远古的传说和记载会被添枝加叶，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样子，“传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是传说本身”。
陶寺古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超大型城址。陶寺遗址发现了宫城、外郭城、观象台、手工业作坊、高级墓葬等，出土了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玉兽面等重要文物。陶寺文明对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等都进行了集成创新。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上，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此为“文”字一面。
陶寺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已残破的扁壶。就是这件残壶上，有了“惊天发现”：壶身两边各有一个朱砂写的字。“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可以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记载历史真实。如果文字形态是单个出现，它就有可能是符号、刻画，而这两个字是在同一个器物上，显然就不是单纯的符号、刻画，两个字就可以成句，表达一定的相对复杂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了。甲骨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它前面肯定要有一个发展形成时期，而陶寺恰好发现了同一个扁壶上出现的两个文字。”高江涛说。
高江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这两个字，其中一个古文字研究专家已认同其为“文”字，基本没有争议。另一个字，有人说是“尧”字，“文尧”表达尧的文德思想；也有人认为是“昜”字，“昜”即是“唐”，陶唐，又和“尧”有关系；也有人说是“邑”，“文邑”就和大禹有渊源。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太阳形状，中间一横为指示，下面是个人。我们可以推测，它反映的是陶寺先民长期观测从地平面升起的太阳，发现了太阳运转的规律，很可能由此创造了观象台。”高江涛这样阐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思维想象观象台的重要性，应该穿越到4000多年前以古人的思维来看待它。如果承认观象台存在的话，就代表着那时候就通过天文指导农业生产，显然是当时的核心先进技术，体现的就是对‘天’的探索、追求。对比今天我们发展航天事业，也是在‘问天’，是对宇宙的追寻，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就是说在尧时期，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天文历法用来指导农耕。2003年，考古人员在陶寺中期遗址内，发现了一处有13根夯土柱、平面呈半圆形的大型夯土建筑。这后来被认为是有观测天象功能的观象台。经过反复摸索实验以及天文学家的助阵，陶寺观象台已确认能够观测到20个节气。
“所以我们常说尧舜禹可能是‘传说’，但那个时代一定不是‘传说’。”高江涛说。
“万国”时代
关于上古的传说和后世史料记载中，有很多“万国”的表述，比如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是一个什么状态？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考古成果：经考察论证，认为巩义双槐树遗址为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家蚕牙雕，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文物。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例如发现了家蚕牙雕和丝绸的痕迹，还有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奔腾的黄河进入河南巩义市后，与伊洛河交汇，绘出一幅浑黄与清澈交相辉映的天然“太极图”。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就坐落在黄河南岸高台地上，恰好位于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洛镇上。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根据碳14测定，河洛古国距今大约5300年至5000年。李伯谦认为，不排除这里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该遗址属于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从考古上来说，我们从已知推未知，比如商代，现在已经证实它存在；夏代，也是证明它是信史。再往前推，大量的考古学文化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些族群的实体和文明因素的发现，比如良渚、陶寺，甚至龙山、石家河，等等。”高江涛认为，大量的考古事实呈现出来的，从龙山时代初期到4000多年前夏朝建立之间这1000多年的文明程度较之前相当发达，已经进入了国家时期。
至于这一时期“是什么”，文献里记载的相当于那个时期的历史就是黄帝、炎帝和尧舜禹。“黄帝、炎帝的传说更久远些，尧舜禹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而我们的考古发现又有这个时代。说白了，关键就是‘对应’问题，是完全画等号，还是部分画等号，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后，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了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郾城郝家台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等，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
“文献上确实有所谓‘万邦’‘万国’的状态，那个时代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明模式下，有不同的文明模式或者国家形态，比如良渚、陶寺、石峁，它们在不同区域，呈现多元的区域文明。”高江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关键的转变
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一个关键的文明现象出现了。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认为，这一时期有其他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出现在中原腹地，给人以“八方诸侯会中原”之感，甚至呈现出一种“逐鹿中原”的恢宏之势。
“尽管那个时期有着多元文明区域和形态，但不同区域在意识上开始对某一个文明逐渐有了认同感，文献里有记载，考古也有发现。”高江涛以陶寺文明举例说，很多不属于陶寺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的代表性器物都在陶寺有所发现，有一种明显的汇聚其他先进区域文明的情景，比如出现海岱文化的玉钺、随葬的猪下颌骨等，还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玉饰，还有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冶铜技术等。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在这个处于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
“到底是周边地区各个‘古国’挺进中原‘争霸天下’呢？还是周边地区的人群‘仰慕华夏’而来呢？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人群在面临生存危机和发展压力时到中原腹地寻求生机呢？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历史文献和气候环境的研究，才能得出接近真相的认识。”侯卫东表示。
高江涛认为，这反映出的就是文明的吸纳、融合。“这也说明了不同区域的文明对某一个区域的文明有认同，愿意把先进文明因素输送过去。”他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在陶寺之后的近200年，二里头开始崛起。最新的测年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3750年至3550年。有学者认为，这中间接续的是王湾三期文化，北方文化南进的大趋势下，不久就发生了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大范围代替，对应“禹征三苗”事件。
二里头和陶寺虽然没有直接相接，但二里头接受了陶寺创造的文明形态。“单看‘盆盆罐罐’的话，确实是不一样的文化。但我们要看上层建筑，二里头对陶寺文明有很多的继承，有很多相通之处。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就是因为后继文明对前有文明形态有继承和发展。比如二里头对陶寺都城制度和礼制的继承，对龙的文化、手工业形态的继承，等等。”高江涛。
在“传说时代”关键的转变之后，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中原文明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迈向了王朝时代。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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