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盛夏，55岁的王国祥突然陷入昏迷。面对全身插满了管子的王国祥，白先勇心如刀割，一向坚信人定胜天的他终于向命运屈服，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再使用电击刺激王国祥的心脏，他的爱人已经无法再承受那样的苦难了。

白先勇和王国祥

白先勇对王国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但这一次王国祥失约了。王国祥离开的这天，就像38年前他和白先勇第一次邂逅的那天一样，蝉鸣依旧，阳光温暖，只是故人永不在。

"他是我的恋人，但是我们之间不完全是恋人之情或手足之情这样简单的定义，应该说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这份感情里面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他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人，精神上的支持。他的过世是我人生中最无法挽回的遗憾。"白先勇在《树犹如此》里这么回忆着他的一生挚爱。

白先勇（1937— ）出身名门，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马佩璋是官家小姐，导演谢晋称呼他为“最后的贵族”。”夏志清教授评赞誉白先勇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白先勇著的《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2018年，白先勇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和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白先勇先生与其良人王国祥先生携手38年，被称赞为同性楷模。在王国祥饱受病痛折磨之时，白先勇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祈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我重于一切。”可见其爱之深情之切，在王国祥走后，白先勇先生称自己孤独至深，他一直留在圣芭芭拉故居，精心呵护着爱人王国祥最喜欢的桂花树。

白先勇先生在生活、事业、爱情上都是极为完美的人，虽然其特殊的性取向和看似和他声名显赫中规中矩的家族格格不入，但白先勇先生坦言称，父母是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的，他们并无多言，反而是理解自己的，“父亲一向希望子女幸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外驰骋沙场多年的白崇禧看似严厉，实则拥有包容开放的观念，而白先勇的母亲作为官宦世家的独宠千金，白氏家族的“擎天一柱”，和丈夫白崇禧一样，都是外刚内柔的人，他们对白先勇身上的特质十分包容。正是这种包容成就了今天的白先勇，也成全了白先勇和王国祥这段爱情佳话。

白先勇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今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雅号，连毛泽东都评价他为中国第一狡猾军阀。

1937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为白先勇。白先勇还没满月的时候，父亲白崇禧便飞往南京，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抗战。这似乎也预示着在之后白先勇的成长道路上注定要缺席的父爱。

白崇禧领兵在外，反对官僚架势，反对打骂士卒，主张吃苦耐劳，禁烟禁赌，反对不良嗜好，自守自节。战场上他谋略深长，记忆力惊人，善于捕捉战场信息，常常能够以少胜多，有常胜将军之称。

回到家里，白崇禧对孩子的家教也很严格，白先勇回忆自己童年时期的父亲，甚至没有家里的长工来的亲切，且由于自己内向的性格，每当白崇禧好不容易回家时，其他的兄弟姐妹早已经一窝蜂轰上去撒娇，白先勇却是个例外，他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角落里看书。只有当父亲每次出题考孩子们，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回答出父亲的考题，这是他唯一能引起全家人注意的时候。

白崇禧在大陆曾三次“反蒋”，在蒋介石心里埋下了隐患。1950年5月1日，白崇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7月26日被聘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从此失去职权，受蒋控制摆布，保密局对白崇禧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白崇禧的处境日渐艰难，每日的任务就是去小学翻修操场，建游泳池。有一次，白先勇看见父亲在小学操场上对小学生们训话，那模样好似面对千军万马，他不禁为父亲而感到惋惜。

在白先勇的回忆里，父亲白崇禧一生为将，驰骋沙场，三十二岁时就被算命先生说有“丞相命”。在父亲一生当中最意气风发的日子里，也就是1923年，父亲代表广西桂系军去广州觐见孙中山，次年入国民党，任前敌总指挥，北伐战争结束时，白崇禧骑马入北京，发现一宫门名为“崇禧门”，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张照片。

母亲去世后，白先勇悲痛欲绝，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继续求学。父亲白崇禧来机场送儿子，两人拍下了一张照片。没想到这就是父子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在母亲马佩璋去世后的第四年，1966年12月2日，副官发现白崇禧死在卧室，尸身发绿，死因不明，时年七十四岁，传言白崇禧为蒋介石派人毒死，官方声称白崇禧死于心脏病，蒋介石亲往白府吊唁，与国民党其他死去的将领一样，白崇禧的墓地也朝着大陆方向。

白先勇少年时期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在台北读书的日子，就是最后一段和白崇禧相处的时光。白先勇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故事说的是一群被放逐的台湾年轻人，他们的父辈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而他们的身份却是同性恋）出版后，曾有主持人问白先勇，若是父亲白崇禧看到自己写的《孽子》会作何反应。白先勇说，父亲会大吃一惊，但是他是知道自己的取向的，母亲也知道。 父亲白崇禧也看过白先勇创作的作品，但出于对文化的尊重，白崇禧从不评价半句，只是默默支持儿子从事文学创作。

父亲白崇禧没有圆满幸福的童年，贫寒的家境只能举全家之力，供养白崇禧一人上学。白崇禧在外历尽千帆，饱尝人间冷暖，他更加重视对儿女们的文学教育，而白崇禧的教育方式让一家人饱受非议和白眼，亲戚们常常说念书不如做手艺有用，好在白崇禧一如既往地支持儿子的创作，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白先勇对于父亲是非常感激的，尽管他非常严厉，但对自己的写作还有性取向都是很尊重的，即便是后来自己因为个人喜好退学重考，父亲都很顺从他。1919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白崇禧投笔从戎，投身中国近代史的滚滚洪流。1957年，20岁的白先勇弃工从文，和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文学之路。白崇禧更不知道，正是顺从儿子的这次选择，数十年后，这世间，才有了一本写自己生平的书——《父亲与民国》。白先勇称正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自己才不会感到自卑和忧郁，可以放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成为一个心胸坦荡，不惧流言的男子汉，让他真真正正的爱的坦荡。

白先勇一直尊称自己的母亲马佩璋女士为“女英雄”，马佩璋的外祖父是清朝著名将领、官至一品，马佩璋的一生布满荣耀堪称传奇，她是官宦世家的独宠千金，她是家庭合影中永远的“c位中心”，她是白氏大家族中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忽视的“擎天一柱”。马佩璋命运的起伏与白崇禧的荣辱息息相关，她是那个为家庭“托底”的人。

马佩璋女士自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在少女时期裙襟上便时常挂着一串钥匙，成为掌管家务的大小姐。年少时，她不愿忍受缠足的痛苦，便闹到人尽皆知直到最终让父母屈服；她不愿受传统私塾的规矩约束，便选择到桂林女子师范这样的新式学堂读书。她不愿在外面抛头露面，便常年在家里相夫教子，白先勇说：“这就是马佩璋女士，她是个很有骨气的人，这也是父亲尊敬她的地方。”

马佩璋22岁的时候，嫁给了大她10岁的白崇禧。马佩璋的父亲坚信年轻的军官白崇禧有“做宰相的命”，而白崇禧也确实没有辜负老丈人的期望，婚后第8天，他就告别新婚的妻子走上了战场。

而马佩璋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物，嫁给白崇禧后其日常生活就是相夫教子。他们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伉俪情深，老而弥笃。马佩璋不像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那样热衷于政治，但是一个好当家，在白家说话也有份量，丈夫白崇禧对她很是尊重。

婚后第二年，有人给马佩璋传来错误的消息，称白崇禧跟孙传芳交战时阵亡了。情急之下，马佩璋与表哥立即赶赴战场，想要为丈夫“奔丧”。一路上，马佩璋爬过战壕、冲过封锁线，在表哥犹豫不决的时候直接下令“开枪”，白崇禧在见到马佩璋的时候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桂林城陷入水深火热中。白崇禧在前线打仗，家里一直是马佩璋在苦苦支撑，她带着白、马两家80多口人，上至90岁高龄的祖母，下至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搭上最后一班火车，从桂林一路迁徙数月到重庆避难。

白先勇说，正是是母亲乐观进取、勇敢无畏的个性，才经得起日后跟随父亲经历惊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历史考验。

马佩璋虽然贵为“将军之妻”，但她却连女性间的社交都很少参加。随着白崇禧战功赫赫、名声在外，社会上很多人邀请马佩璋担任代表职务。然而马佩璋深知，这些名誉都是因为丈夫的关系，并非由于她本身的资格赢得，她自然不会选择接受。在马佩璋看来，10个儿女就是她的毕生的事业与人生的目的。每年除了赴一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宴请，其他应酬马佩璋均托病推辞。

尽管人们都说马佩璋是冬日里的“傲霜枝”，但她对穷苦的人们十分亲近和善。有一天，一位年轻女子怀着身孕、骑着自行车投奔到白家，马佩璋一下将她搂过来，流着眼泪说：“妹妹，你怎么怀了孕还骑脚踏车呢？”

一家人到了台湾后，白崇禧风光不再，没有了实权，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贫，好在一家团圆，这种家庭生活的温馨，对处于逆境中的白崇禧是一种很大的慰藉。白先勇回忆父母时说：“我父母关系很好，我父亲是个性强悍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

在马佩璋59岁这年冬天，她因为高血压住院治疗。白先勇回忆称，父亲白崇禧心急如焚，每天往医院跑，但是母亲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虚弱。一家人最后只好决定放手一搏，让医生进行开刀手术。白先勇记得很清楚，手术这天早晨，白崇禧带着四位子女一起跪在客厅里，祈祷爱妻马佩璋能够平安度过凶险。

白崇禧的另一个儿子白先敬后来回忆说：“母亲开刀过世的，在床上过世的，一宣布我母亲死亡的时候，我父亲血压马上飙到快两百，我父亲血压量的。他坐在那里还能强忍住，我看得真是印象很深刻、很痛心地看他，看我父亲忍在那里，撑在那里，他那种撑，他撑了一辈子撑在那里为了什么，但我母亲过世我想他撑得最辛苦，从（母亲）过世，我们回教三天就葬下去了，然后从过世走坟，就是说每天去走，埋下去以后走坟走了四十九天，爸爸没有缺一天。”

母亲的离世让白先勇一下子失了魂，白先勇痛彻肺腑，母亲在他心中一直都是支柱，是那种勇敢面对一切，蔑视死亡的人。她的去世，让白先勇体会到命运的无常和不可抗拒：“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白先勇在美国整整两年写不出一个字，1964年才写下旅美的第一篇小说，名为《芝加哥之死》，故事说的是一个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和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最后依然在密歇根湖投水自尽了。

母亲的自爱、自立、自强，带领两个家族穿越了时代的巨浪，她的离世就像她奉献给孩子的最后一堂人生课，让当年只有25岁的白先勇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感到无比震撼，完成命运的启蒙。

马佩璋带一家人逃到重庆后，由于重庆又湿又冷，白先勇得了肺病，右肺尖上一个大洞，在当时，肺病又叫肺痨，要人命又极具传染性，白崇禧花了十根金条也没能治好儿子，不得已只能将白先勇隔离起来。

白先勇住在一栋旧屋里，只有两个老仆上门负责饮食，顺便带来几本故事书。嘉陵江发大水的时候，白先勇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隔着窗户，看见到外面房屋被毁，人畜死伤惨重。白先勇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去到上海，他依然被单独隔离在上海郊外，只有姐姐白先明去探望他。姐姐是白先勇在那段灰暗时光里唯一的光亮，但白先明在出国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对于姐姐的心理疾病，白先勇始终不明白具体成因，多年后他写道：“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姐姐病后，白先勇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又变成了一个人。

白先勇一出生就接连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人生的前12年回想起来都是炮火的味道，1948年，白先勇跟随父亲搬到了香港不久之后又移居台湾。尽管父亲从风光的大将军，变成了失去自由的“普通人”，整个家族由盛而衰，可对白先勇来说，他终于能安定下来了，生活里第一次有了归属感。“我是到了台湾之后才真正安定下来的。”他这样说。

而真正让白先勇更加有了归属感的良人，白先勇在台湾等了两年才等来。1954年，白先勇在建国中学上高二。一个寻常的早上，因为迟到，他匆匆赶往教室，在走廊楼梯上和一位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撞在了一起，这正是和他牵绊了整整一生的爱人王国祥，他们的相遇局促而美好。

伴着那年的蝉鸣，少年们的恋爱真诚而轰轰烈烈。由于之前被隔离了四年多，白先勇已经变得不会和人打交道，不合群的集体生活让他神经紧张，只能通过逼自己学习缓解。在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下，他门门功课都是第一。

曾经有一次，在接受体能训练的时候，由于白先勇从小身子骨就比较弱，所以在训练过程中腿部不小心摔伤了，其他同学都是一顿嘲笑。可是，王国祥却不顾同学的冷嘲热讽，立刻背起了他去找医生抹药救治。对于敏感害羞的白先勇来说，王国祥是嘈杂的人群中他坚定且唯一的安全感。

王国祥是天才型的理科生，他酷爱物理，曾经从事人造卫星的研究。考大学时，王国祥知道白先勇想去其他学校读水利，便放弃了十拿九稳的台大梦，与白先勇报了同一所大学的电机系。白先勇读了水利工程系。两人在学校附近的眷村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

但白先勇发觉自己更喜欢文学，便半路退学，重新复习考试，而王国祥为了陪伴白先勇，则通过了转院又转系的考试，读了台湾大学的物理系——那一年，台湾大学物理系的转学考试只录取了他一名学生。

正当两人高兴可以再次作伴时，大三的时候王国祥患上了“再生不良性贫血”，再生不良性贫血的复原率极低极低，大概只有百分之五，西医治疗了一年多，病情没有好转。好在此时王国祥的亲戚打听到有位奚大夫，用偏方治好过一个韩国人，便也如法炮制，让王国祥服用这个方子。幸运的是王国祥病情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就不用再输血了。白先勇终于松了一口气，从阎王爷那里抢回了自己的爱人，他觉着两人的未来一片光明。

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期间，白先勇终于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写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就得到了当时《文学杂志》编辑夏济安的好评：“文字很老辣。”

后来白先勇决定自己创办杂志，拉上了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由于这本杂志属于严肃文学，卖得并不好，办杂志完全是赔钱买卖，后来实在没钱了，王国祥就把自己的生活费也掏出来资助白先勇。

在台大上学期间他写出了《玉卿嫂》、《月梦》、《寂寞的十七岁》。《月梦》就是日后长篇小说《孽子》的前身，白先勇在这则小说中首次写到了同性之间的感情。

《寂寞的十七岁》里，白先勇说：“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我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这正是白先勇要对对王国祥说的话，王国祥于他而言，是救赎一样的存在。

之后王国祥从伯克利毕业后，一路读到有着“公立常青藤”之称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而白先勇则拿到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终身教职，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

1973年，白先勇搬入在美国圣芭芭拉的住所，一住就是20多年。为了帮白先勇修建院子里数不尽的藤蔓，王国祥特地从美国东岸跑到圣芭芭拉去帮忙，当时王国祥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假期，光是过去帮忙就花了三十天。

那年白先勇刚拿到大学的终身教职，王国祥也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们把居住的地方取名叫做“隐谷”，在这里他们互相陪伴、相濡以沫、养花弄草，一起煮螃蟹温热酒，过上了神仙眷侣的生活，两个人的未来似乎都一片光明。有空时，小两口就在院子里修修剪剪，他们还买了三棵意大利柏树的幼苗。

10年过去，幼苗长成了大树，而白先勇也完成了小说《孽子》的创作。小说《孽子》的出版问世，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了热议，很多人开始正视这个群体。之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包括白先勇先生的出柜，都给了这一群体很大的鼓励和希望，特别是电视孽子播出时，就有家长给电视台打电话，希望在电视剧片尾处加上一行字幕，告诉自己因为同性恋而离家出走的孩子，早日回家，爸爸妈妈已经原谅你了。

1989年，白先勇发现后院意大利柏树中的一棵，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才几天功夫，这棵树就枯焦而亡。白先勇感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他分明地能感到一种无力感在看不到的地方蔓延。

王国祥生病了，那年夏天，王国祥咳嗽不止，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白先勇心中一寒，这正是二十九年前差点夺走王国祥生命的绝症。在没有骨髓移植能力的年代，王国祥所患上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几乎是一种慢性绝症。20多年间，白先勇几乎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寻医问药，就连看到曾经让王国祥病情好转的“犀牛”，喜爱之情都会油然而生。辛辣呛鼻的药粉，闻所未闻的偏方，甚至那些明显玄幻无比的疗法，只要听说有用，白先勇都愿意“投医问路”，但这一次，命运还会眷顾他们吗？

陪王国祥和病魔斗争这四年里，白先勇备受煎熬，他知道陪伴了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可能随时会离开自己。但是当着王国祥的面，他不敢露出悲伤的样子。

1992年1月，王国祥过生日，白先勇看他状态不错，就提议去“北海渔邨”去吃饭。饭店前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王国祥扶着栏杆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白先勇赶忙过去搀扶，王国祥休息了会，坚持站起来，想要继续爬，不想扫了爱人的兴致，白先勇看着王国祥硬撑着的样子，心如滴血：“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

这是王国祥最后一个生日。那天送走王国祥后，白先勇开车上高速公路，他感到一阵无法阻挡的伤痛袭击过来，他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失声大哭。

第二年，伴着和相遇那天一样的蝉鸣，老天将王国祥从白先勇身边夺走了。“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势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比起少年迟暮，身材体弱，更令人心碎的是，骄傲的骨头一寸一寸地向命运妥协，看着自己的爱人离自己而去。

在爱人走后的整整6年，白先勇发写不出任何文字,直到1998年，头发花白的白先勇，写下了《树犹如此》来纪念爱人：“如果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我重于一切。”

《树犹如此》的笔触再平淡不过，开头只写了家里的园子，写了园子里的意大利柏树，结尾处写了当年二人手植的三株柏树亡枯了一株，剩下的两株挺拔的柏树之间留下“楞楞的空白”。

“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蜗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晚年以后，白先勇留在圣芭芭拉故居，将这里几近枯萎的茶花一一救活，将王国祥曾经深爱的桂花树精心呵护，而他和王国祥先生的感情，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