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病人”

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和北美可谓渊源深厚：这里是第一例正式艾滋病感染案例的通报地（1981年6月6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是第一种切实有效应对艾滋病疗法（1995年，华裔美国籍科学家何大一“鸡尾酒疗法”）的诞生地。

长期以来，法裔加拿大人迪加（Gaetan Dugas）因为系1981年6月6日第一例通报病例的“实名”患者，他也长期背负着“北美艾滋病传播第一人”的恶名（由于他是全球第一例被公布名字的艾滋病患者，他甚至一度被称作“全球第一个艾滋病人”、“零号艾滋病患者”。

直到2016年10月，《自然》（Nature Magazine）杂志才披露了由基因专家、亚利桑那大学沃罗比（Michael Worobey）领衔团队所获得的研究结论，通过基因测序法研究1978至1979年采集的超过2000例美国男性血样，从中获得8例完整艾滋病毒基因序列，令人信服地表明艾滋病早在1970年左右就进入美国并开始传播，最早的传入渠道很可能是从加勒比海岛国传播到纽约等港口城市。

沃罗比指出，上述8例样本中艾滋病病毒基因已发生高度变化，“其在美国的传播不可能晚于20世纪70年代初，确切的时间可能为1970-1971年”，而迪加的血样“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也就是说，他仅是凑巧被第一个公布出名字的、当时众多活跃在北美的艾滋病患者之一，并非真正的第一人。

而艾滋病进入中国的“带路者”则很可能是一名北美人：1984年底，中科院院士曾毅通过血清检测法证明，1982年艾滋病病毒就通过沿海口岸进入中国内地，1983年开始感染首批中国人，但并未透露输入者国籍；1985年6月，一名外国籍艾滋病患者被确诊为艾滋病后死于北京协和医院（并发症发作），一些资料称，这名至今未公布姓名的外籍人士系阿根廷人，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为来自阿根廷某大学的外籍交换生。

北美大流行与“垮了的一代”

事实上北美许多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怀疑，艾滋病在北美的大流行很可能远早于“零号病人”被发现的1981年。

上世纪60年代末，北美社会因“越战综合症”和欧洲“五月风暴”的综合影响，产生了所谓“垮了的一代”（嬉皮士）生活方式，突出特点包括生活颓废、性交紊乱、群聚式吸毒和酗酒蔚然成风等等，并随着社会运动和摇滚乐等的流行，影响了整整一代北美青年，艾滋病作为一种“社会性瘟疫”，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在北美迅猛传播。

到了80年代初，随着里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和“新保守主义”（雅皮士）思想、生活方式占据上风，“垮了的一代”成为明日黄花，不再年轻的昔日“嬉皮士”们开始反省、检讨当年的轻狂，以及由此所付出的代价，艾滋病这种致人死命、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当时没有任何特效药和确认有效治疗方式的“社会瘟疫”也因此被曝光，并产生了社会恐慌效应。一些社会学家指出，80年代初美国社会风气从放纵转趋保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自1981年艾滋病曝光开始的“艾滋病大恐慌”也无形中起到了警示作用——“要潇洒还是要性命”。

在这个时期死于艾滋的北美名人层出不穷，包括科幻小说一代宗师阿西莫夫（Issac Asimov，死于1992年）、著名网球运动员阿什（Arthur Ashe，死于1993年）、“嘻哈教父”Eazy-E（死于1995年）、著名涂鸦艺术家，号称“垮了的一代形象设计师”的哈灵（Keith Haring，死于1990年），著名摄影师和艺术节宠儿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rope死于1989年）、世界上第一位超模卡兰芝（Gia Carangi，死于1986年）、著名好莱坞明星帕金斯（Anthony Perkins，死于1992年）……

他们“中招”的方式五花八门：同性恋伴侣间的肛交、无防护的性交、因输血和输液而感染或交叉感染、因吸毒共用针头而导致的感染……在此期间，加拿大红十字会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血库血液污染案，据1989年12月14日加拿大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由于管理混乱，加拿大红十字会所组织的输血和使用污染血液制品在1986-1989的3年间共计造成全加拿大1250人感染艾滋病（另有约2万人感染丙肝），1998年3月27日加拿大联邦卫生部宣布向受感染患者赔偿12亿加元，同年剥夺了加拿大红十字会经营血站的权利，这次惊天大案的余波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从“隔离检疫”到“正常对待”

由于艾滋病疫情汹涌而来，一时间在北美造成极大恐慌，许多人开始有意无意疏远、隔离和排斥艾滋病者和高危群体，不和他们同行、同桌吃饭，甚至连握手都不敢。而于此同时，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预防知识”不胫而走，制造了一种人人自危的“隔离检疫”气氛，却对实质性预防艾滋病并无裨益。

就在这种氛围下，一些科普人士和公益组织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一方面普及正确的预防知识，包括普及避孕套，杜绝不安全性交，推广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强化输血、输液和血站管理，禁绝有偿输血，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面打消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不必要禁忌”，一些名人主动走近艾滋病患者身边，在镜头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和他们共同参加公益活动，用行动告诉全社会，艾滋病并不可怕，虽然它暂时还是不治之症，但只要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谈艾滋而色变”是毫无必要的。

艾滋病疫情发现之初，北美社会同样经历了一段将艾滋病患者视作“堕落者”，认为他们犯有“原罪”的过程，这一方面让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带菌者自惭形秽，惟恐公布真相后在社会上遭到歧视，因此或自我闭塞，或讳疾忌医。这不但令许多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身心健康的恶化变本加厉，也无形中加大了抑制艾滋病疫情传播的难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边究竟谁是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1991年，NBA著名球星魔术师约翰逊（Earvin Johnson Jr.）被确诊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当他公开病情并宣布将继续篮球生涯后，昔日好友马龙（Karl Malone）等公开反对他复出，新赛季寄前训练时他不慎受伤流血，结果身边队友和对手球员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巨大的压力迫使约翰逊退出了新赛季。

阿什的患病和加拿大“血库事件”，让更多社会工作者意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状态：阿什并没有所谓“放纵的生活方式”，他的患病是因为心脏搭桥手术而感染，得知患病后他勇敢地公布真相，并身体力行地投入艾滋病防治公益活动中直到去世，他死后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而加拿大“血库事件”更无声地提醒人们，“患艾滋病”并不一定和“生活方式堕落”有关，“群体性歧视”于事无补，不会消弭、反倒可能放大对您自身安全的威胁。

在那之后许多知名人士都踊跃投入到艾滋病防治相关公益事业中，这其中既有自身患病者（如已故的梅普尔索普和仍然健在的约翰逊，都创立了基金会，资助艾滋病相关医学研究，并积极投身公益，1992年约翰逊出版了《你可以为艾滋病防治做些什么》一书，并将所有版税收入捐赠给艾滋病防治），也有和病症无关者，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就多次向艾滋病防治和医学研究工作捐赠巨款，数额动辄高达数亿美元。

成就和局限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北美的艾滋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对这种“社会瘟疫”的看法也客观了很多。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美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为38500例，比2010年（41800例）减少8%，2011-2015年平均每年发病率减少5%；加拿大艾滋病信息中心（CATIE）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底加拿大艾滋病患者总数为63110人，自2014年起新增2945人（增加5%），艾滋病毒感染率为十万分之一百七十三。这些数据都给人以乐观的感受。

但这种乐观只是硬币的一面。

首先，特定人群感染率居高不下，甚至有较大幅度回升。

签署报告中显示，美国艾滋病新感染者中男同性恋/双性恋占比高达67%，在男性患者中占比高达83%；加拿大艾滋病感染者中有32762名男同性恋/双性恋者，占比高达51.90%，使用注射方式吸毒的瘾君子高达10986人，占比17.4%，9438名患者系来自艾滋病高危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加勒比岛国）的新移民，占比15.0%。很显然，虽然输血、输液、性接触和手术感染等传播途径得到较大程度控制，但同性恋、吸毒感染这两个最早被发现的艾滋病疫情传播途径非但未得到有效控制，反倒随着近年来北美LGBTQ群体的声势浩大和“自豪化”（从非罪、非刑发展到平权甚至“特权”）有较明显的抬头趋势。

对此美加两国社会存在激烈的、两极分化的争论。

一派意见认为，在艾滋病找到有效、易于普及的特效药、特效疗法和预防疫苗前，人们不应过于放任LGBTQ社区的“自豪化”，毕竟该社区是“高危性交方式”的高发地带，任由他们保持和推广其生活方式中某些不恰当、有助于艾滋病疫情传播的特质，是不负责任的，同样，对吸毒、尤其注射吸毒方式应予以取缔和打击。前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任时曾停止联邦政府拨款支持当时全北美唯一的、设在温哥华市唐人街边上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希望借此迫其关闭）和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停止执行了诸如允许同性恋参军等行政命令和立法，并坚持在美国联邦层面禁毒）属于这一派。

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对LGBTQ社区“过于打压”只能掩盖、而不能解决矛盾，而针对瘾君子传播艾滋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办“安全注射屋”，为他们提供“安全无害地注射吸毒条件”。加拿大现任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他上任后恢复资助“毒品安全注射屋”，原本全加拿大多年来就一座这种注射屋，自他上任短短数年来，仅大温哥华都会区就已增至4座，他还成为全球首位亲自公开参加“同性恋自豪大游行”的政府首脑）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lack Obama，他曾推动允许同性恋者参军）则属于这一派。

如今在北美社会，这两派相持不下，前一派声势更盛，但后一派得到许多“沉默的投票者”不声不响的支持，博弈在各个环节持续进行着。2017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州长布朗（Jerry Brown的推动下签署“艾滋病传播减罪法”，规定自翌年1月1日起将明知有艾滋病还和他人发生性行为、输血献血等由原先（1988年法案）的重罪改为轻罪，最高刑期由6年减为半年，结果引发了激烈争议，支持和反对双方至今相持不下，并因党派对立而变得复杂（布朗和支持他的多为民主党人，反对他的多为共和党人）。

两国上述调查材料还显示，非洲裔、拉美裔、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岛国的贫困新移民、难民，其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不减反增，情况有越来越恶化的趋势。许多北美社会学家指出，尽管自“鸡尾酒疗法”诞生以来，各种相关药物、疗法层出不穷，许多也的确效果不错，但价格普遍“贵族化”，著名的体坛富翁约翰逊可以长期支付“鸡尾酒疗法”的费用，让自己平安地活到现在，但中低收入者却连一个疗程的钱都支付不起。加拿大虽然是福利国家，但艾滋病治疗的各种特效药、特别疗程，却并不在医保支付范围内。

材料显示，加拿大原住民艾滋病感染者占艾滋病感染者总数11.3%，来自艾滋病流行国家的新移民中艾滋病感染者占比高达13.6%，但这两个人群在加拿大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仅为4.9%和2.5%。

更令人忧虑的是，被公认最有效、也最少争议的减少艾滋病疫情危害方法——科普，也并非做得天衣无缝。

前述CDC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底美国估计有112290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至少162500人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占比高达15%。报告显示，年龄越小的美国人，“不知情”率越高，在13-24岁组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比例估计高达51%。

前述CATIE报告显示，2016年加拿大有909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此前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占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的14%。2017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署（PHAC）援引温尼伯国家艾滋病病毒和逆转录病毒学实验室（National HIV and Retrovirology Laboratory）主任桑德斯特罗姆（Paul Sandstrom,）的话称，有1/5的加拿大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与艾滋病毒传播相关的行为被高度污名化，这导致许多人本能回避相关检查”，尤以边远地区为甚。一些专家希望采取诸如“干血点采集”等“非侵入性技术”，更方便、更具隐私性地检测艾滋病病毒，“把实验带到实验室外”。

今天的北美，针对艾滋病防治的新技术、新疗法和新药物层出不穷，但成本和价格却依旧居高不下，甚至水涨船高。而于此同时，那些“灯下黑”的另类和弱势族群、社区，却依然是艾滋病的高危地带。

2018年12月1日，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美加两国多个关注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再次站出来大声疾呼：“艾滋病危机并非仅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就在我们身边肆虐，而我们却对之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