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我读札记之十一卫灵公第十五,共四十二章卫灵公问孔子军事方面的事情,“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走了孔子在这一点上知行合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润芝先生则不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习而时学之,比孔子的学而习之高妙许多,虽然是被逼的,但大多数人的人生,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人生充满偶然性,习而时学之是常态疫情三年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已江河日下,恒大只是个导火索,我的下一站在哪?该学点啥才好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曾仕强无为而治?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曾仕强无为而治
--《论语》我读札记之十一
卫灵公第十五,共四十二章。卫灵公问孔子军事方面的事情,“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走了。孔子在这一点上知行合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润芝先生则不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习而时学之,比孔子的学而习之高妙许多,虽然是被逼的,但大多数人的人生,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人生充满偶然性,习而时学之是常态。疫情三年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已江河日下,恒大只是个导火索,我的下一站在哪?该学点啥才好呢?
“…君子固穷,小人斯滥已”,程子解“固守其穷”,朱子解“固有穷时”,从朱子不从程子。君子固然有山穷水尽弹尽粮绝没有办法的时候,却不会胡作非为。第三章“…非也,予一以贯之”中的“一”多解为论语中常出现的“忠恕”,当然说得通,我在此处却想,孔子是对《周易》做过注释而成《十翼》的,这里的“一”,是否可解做“天人合一”的“一”?姑且存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知德者其实应不少,似为“有德者鲜矣” , 不仅在那个时代,在任何时代,都是知德者多而有德者少。但如果放宽标准,不伤人不害人,则有德者甚而居多。德也不好说,有天德地德人德,有大德中德小德,有私德公德,大德当然少。我以为,或此句的“知”译为“智”,则表示“智德兼备者很少”,就没有什么歧义了,比李泽厚先生译为“知道”,似乎要略好一点,不知孔老夫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子曰:无为而治者…”,原来“无为而治”,并不是道家的专利,儒家也讲,听说法家也是讲的。这里的“无为而治”其实是指舜帝分权而治,权力充分下放,则君可无为而治。李记里进一步点评:法家起源于道家,上升为“无为而治而无不治”,表面上无为而治,实际上为“无所不治”创造了无限可能的条件,是一种权术,如今的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制莫非就是?前几天英国伊丽莎白国王去世,英国及英联邦哀荣备至,除了人格魅力,隐约亦可见“无为而治”的影子。儒法互用的圣君贤相,皇帝逍遥乐,宰相苦劳死,是一种治术,这是儒家自讨的,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也是御史台给逼出来的,相互牵制。明朝朱重八废相后,皇帝才忙碌起来(万历中后期几十年不上朝,却也奇葩,算是特例;清雍正殚精竭虑也是特例)。儒与道均起源于远古巫术(祭礼用),巫术的核心是法术,以前的氏族或部落首领既是大头领又是大巫师,上沟通于天,下服务(管理?)于民。三皇五帝自不必说,尧舜也是,夏商周已是政祭分离,君是君,祭天祭祖有专人负责,与商朝差不多同时代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则还是神权社会。
第十一章“…郑声淫,佞人殆…”,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淫者,非专指男女之欲也,言过其常度耳,沉溺而忘返,故曰淫。故“万恶淫为首”之淫也取此意,就是过度贪婪,沉溺于万恶之中(其中之一或若干),不能自拔之意。李记于此章谈到了儒学的宽容性以及在各个时期的发展:董仲舒吸收墨家的“力田”,于是成为汉惠帝时“孝弟力田”取仕标准,从此有了读书人的“耕读为本”,直至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前。孔子本来却是不屑于樊迟的问稼问圃的,在此篇第二十三章还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䘵在其中矣。君子谋道不谋食”,说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还有诸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引诱之语,因“有教无类”,又使后世许多寒门,节衣缩食促其子弟发愤读书。曾几何时,读书无用又盛行一时,“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也能没马蹄”,不过,随着时代发展,读书虽也不至完全无用,却也不是禄在其中,更难天下知,只是谋食的基础了。故芸芸众生,皆成孔子口中的小人了(普通老百姓)。其实没什么不好,社会发展进步使然。董仲舒又吸收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成为儒家的“仁,天心也”,儒家的“为天地立心”即来源于此: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为阴阳之合,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的木金水火土(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相合(仁合木,木又在五行中东南西北中的中间,所以仁为天心)。又吸收道家的“道”“有无”等思想,从而有了儒家的“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以及天人感应、君王顺天行道等理念,将儒家的仁礼与道法自然联系起来。又融合法家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引经决狱等儒家思想。从此儒道互补、儒法互用。唐及南北朝时期佛教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从官方到民间影响极大。儒学则因缺少本体论和思辨而式微,由此宋明理学兴起,从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到张载的“气”本体论,再到二程的“理”本体论,从宇宙生成到万物化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朱熹是集大成者,儒学从此有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彼岸的人皆可成佛,由借鉴而创造性地转化为此岸的人皆可以成圣,儒学重又复兴崛起。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定位、以成圣为目标。从元仁宗1313年恢复科举开始,科举基本上以朱注四书(《孟子》、《大学》、《中庸》、《论语》)为主要教材,直至1905年清末取消科举。当然,一方面是弘扬另一方面亦是束缚。李泽厚先生在思想史里是不太注重阳明心学的,常笼统称之为宋明理学,当然,王阳明自己大多数时候也是尊崇朱熹理学的,虽然可能只是口头上。冯友兰先生则将理学心学分得很清楚,朱熹与二程中的小程程颐是一脉,一物便有一理,王阳明则与二程中的大程程颢是一脉,与万物融为一体。李先生寄希望于今日儒学,如何融会马列、海德格尔以迎接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挑战,我猜测李先生的意思,就像当初以道释佛、以儒释佛以及以儒释以道为基础的佛,从而为儒所用。冯友兰先生其实亦有此理想,只不过李泽厚先生讲究“情本体”,冯先生讲究“以负的方法”求得“不知之知”而已。康有为、梁启超,曾经在儒学与西学的连接上下过一番功夫,对孔孟之道的世界意义、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做过一些比较。新儒家则是指熊十力、梁漱溟、当然也包括冯友兰以及牟宗三。手头已有一些资料,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