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由十点电影发起的《江湖儿女》观影团及主创见面会在厦门博纳国际影城顺利举行。

影片导演贾樟柯及主演赵涛在影片放映结束后惊喜现身，与影迷互动，现场反响热烈。

早在电影上映前，十点君就约到了贾樟柯导演的专访，和科长聊了聊他眼中的“江湖”与人情。

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贾樟柯对“江湖”的兴趣由来已久。

无论是小时候看的《水浒传》，还是初高中在录像厅看的香港黑帮片，这些文字和影像所展现出来的世界一直吸引着他：

一群人因着各种原因，选择离乡背井，在四海为家的漂泊中寻找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寻找感情。

这样的生活方式里包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非常地打动人心。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贾樟柯跟同事说自己准备写一个名叫《江湖儿女》的剧本时，同事都以为他写了一个古代的故事。

然而《江湖儿女》的时间线，是从2001年到2018年。

当代人讲当代事，这种“在场感”是贾樟柯的电影美学之一。

2010年拍完《海上传奇》后为了筹备《在清朝》，贾樟柯曾系统地观看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武侠电影。

与此同时中国社交网络的兴起，一些突发的恶性事件使他强烈地感受到——

古代武侠片的那个世界跟现在的世界彼此关联。

贾樟柯在电影手记《贾想Ⅱ》里写道：

我上网看到的东西跟我在六七十年代武侠片里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代人骑马，现代人坐高铁，那种奔波，在游走里面寻找生活的生机的可能性，那种压力感、悲情都是一样的。

于是他在2013年近乎宣泄似地拍出了《天注定》，抓取了当时那些一晃而过的社会暴力事件，讲述4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选择自杀的人生经历。

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了传统武侠片的经典形象。

例如姜武饰演的大海，穿着军大衣扛着猎枪，豪迈凶悍，像个当代“鲁智深”。

与《天注定》决绝凶狠地直面纷扰不同，这次，贾樟柯打算透过“江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以及它随着当代社会生活变革所产生的变化给记录下来。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讲这样一个无法阻挡、无法回避的时代洪流里面，人怎么样被改变，有的人被改变，有的人为什么没有被改变。

在《江湖儿女》中，赵涛饰演的巧巧和廖凡饰演的斌哥就是一组逆向变化的人物。

斌哥是当地的黑道大哥，总觉得自己绝非池中之物，时常呼朋唤友，非常有力量感。巧巧是他的女朋友。

一次帮派争执中，巧巧为了保护斌哥自己被判入狱五年，刑满出狱后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以前那个口口声称自己是“江湖里的人”的斌哥，早已离开了江湖；而最初对江湖不以为意的巧巧，成了江湖精神的继承者。

17年的时间过去，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坚持过去的情感原则。

在“江湖”是否还存在于当代都是一个疑问的情况下，拍摄这样一个时间长、概念宏观的故事片并不容易。

不是说一谈到江湖片，就有固定的礼仪，就有固定的故事的走向。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融入在一起，跟我们时代变迁融入到一起，甚至有很多江湖人士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江湖人士。这样一种真实的江湖状态跟传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个度在哪里，这都是非常需要去把握的。

所幸“贾科长”这次似乎完成得不错。

5月11日，《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获得了《银幕》场刊评分2.9分，在满分4分的评分制中，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二、“我不想背叛我的血统”

贾樟柯无疑是中国当下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电影创作者之一。

与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兼具国际知名度和国民度的导演不同的是：

即使国外电影节和电影人将他视为最重要的当代电影大师，高度关注着贾樟柯的每一部作品。

在国内，他的片子仍是不被电影市场看好的“弱势群体”。

2015年《山河故人》国内累计票房3225.4万；再上一部国内上映的作品是2006年的《三峡好人》，票房仅过200万。

聚焦于普通中国人的电影，普通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这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

虽然已无需通过票房来保障创作自由，也无需通过票房来巩固业内地位，但贾樟柯并不满足于小众的、“自嗨”的电影创作，他强调自己的电影是拍给大众的。

为什么会写《江湖儿女》，那一定是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选择拍电影一定是跟公众有一个沟通的渴望，情感的沟通，相互之间的这种影响。

贾樟柯的电影里充斥着大量“中国经验”的元素：

颓败的小城、凋敝的工厂、迷惘的小镇青年、迪斯科舞厅、香港电影和烟酒。

为了增强纪实性，影像保留了很多看似粗糙的“毛边感”。

甚至在早期作品中，贾樟柯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因为他希望电影里的人物有着对具体环境实实在在的直接体验。

例如《小武》中戏份吃重的小武父母，扮演者是当时直接从围观拍摄的村民中找来的。

关注普通小人物在这个荒诞颠簸的时代和社会中的命运，探讨边缘人群被尊重的可能性，是贾樟柯一直想表达的命题。

他认为尝试去了解人、理解人，准确描写人情、人性、人的复杂性，应该是电影导演的一种修行。

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我觉得如果在影片中让我看不到人是怎么活着的，我都觉得是有欠缺的。

贾樟柯一直将镜头对准中国相对底层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国内对贾樟柯的电影的“不感冒”，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批评者认为他将中国现实的处理太过“符号化”，是迎合西方口味的“中国现实”。

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在拍相同的人群？

因为那就是我的视界，我自己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到23岁，我们家是教师家庭，我的邻居里面有工人、农民、军人和警察，大家都是普通的市民。那是我的精神世界，我最熟悉，我最有感觉，就是拍了20年还拍不够的世界。

「那有我的出身，那是我的血统吧，我不想背叛我的血统。」

三、时代的观察者

贾樟柯的电影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

早期贾樟柯比较喜欢拍一个时间的剖面，时间、空间和人物集中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他又倾向于结构性的叙事，比如《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到最新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他开始尝试讲长时间跨度的命运故事。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生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时间轴上会发生什么，没经历过几个来回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年轻的时候一个导演很难获得这种时间的观点。」

随着时间线的拉长，影片的体量也在增大。

既要从故事上有人物间十几年清晰的故事线；还要从氛围上铺陈出一种无言以对、五味杂陈的气氛，是导演真正面临的挑战所在。

《江湖儿女》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贾樟柯2001年的作品《任逍遥》里的人物，巧巧跟斌哥。

《任逍遥》中，少年斌斌（赵维威饰）是山西大同失业工人的孩子，对未来茫然，终日与伙伴在街头游荡。巧巧是个矿区野模特，跟着卖劣质酒的混混男友乔三到处讨生活。

在这部电影里二人少有交集，故事没有展开。

一直到2006年《三峡好人》里，赵涛演的女主角是名沉默寡言的护士，去三峡寻找多年不见的丈夫斌哥。

虽然丈夫与她的夫妻关系早已是有名无实，但她仍想让丈夫当面给她个说法。

本来《三峡好人》和《任逍遥》里面不同的角色，逐渐在贾樟柯的想象里变成了同一个人物，变成了巧巧。

巧巧和斌哥又发展出了新的故事，变成了《江湖儿女》里面的男女主角。

《江湖儿女》脱胎于前作，却不是为了简单地怀旧。电影试图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跟今天的故事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我多次的谈到了过去，一定是我强烈的在关注当下。」

贾樟柯认为这是一种工作方法——谈论今天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它可能是过去，还有可能是未来。

既要从故事上有人物间十几年清晰的故事线；还要从氛围上铺陈出一种无言以对、五味杂陈的气氛，是导演真正面临的挑战所在。

更加温和，更加落寞，这也许就是《江湖儿女》不同于贾樟柯之前作品的地方。

他并不急着一句话把故事说清楚。

而是怀着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慈悲，以极其强烈的情感投入对它观察和建构中。

接受它的实质，呈现人生存的实质。

「情绪是不重要的，智慧才是重要的。」

十点君想起了贾樟柯在“故乡三部曲”剧本出版序言里写的一句话：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

20年过去了，这个当初的小城青年，现在也在热情地、虔诚地、像个手艺人一样去打磨、讲述关于人的故事。

相信着这个世界里的“江湖”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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