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听汪曾祺先生讲座后, 再次见到汪先生，是四年以后。其时我已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供职。我所在的副刊部主任士是闽南人，元旦省亲返京，带回许多水仙球，准备送给几位作家，藉此联络感情。对于送水仙球之任务，我当然是乐于从命了。

因为事先知道汪先生夙喜莳花弄草，我想当然地以为他定会欣然受之，讵知大谬不然。电话打过去，他的口气颇有些冷淡，只说了一句：“好吧，那就来吧。”便“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捧着水仙球，倒了三趟公交车，来到蒲黄榆路九号楼十二层一号门前，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响了房门。门开了，是汪先生本人。他穿一件深红翻领针织衫，外套灰色鸡心领毛背心，脚下趿一双拖鞋，头发蓬乱，嘴里衔着一支烟。四年不见，除了两道浓眉略现灰白，眼袋加深，他的面貌并未有多大改变。

汪先生对我上下打量一番，淡淡地说一句：“来啦？”然后面无表情地接过水仙球，转身就往里走。我一时有些蒙，路上想好的“久仰”之类客套话，都没来得及说。好在他似乎没有拒客之意，我犹豫了一秒钟，跟着进了房间。四下一看，客厅不甚宽，右侧是一张三人沙发，对面摆了一张折叠餐桌，壁上悬着一幅荷花图。左侧设一排书柜，一张书案，上面堆满了书报杂志和杂乱无章的什物。

方才坐定，汪先生把水仙球从纸袋中悉数取出，挑了最大的一颗托在掌上，歪着头，眯着眼，左看看，右看看，而后轻轻捏了两下，忽然开口了：“这是漳州水仙。”一听此言，我忙点头称是：“您说对了！是漳州水仙。”

汪先生扑哧一笑，面露得意之色。见他如此开心，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汪先生一面赏玩不忍释手，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些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年纪多少、籍贯何处之类。得知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同乡，跟他本人又是同一属相——予生也晚，比汪先生整整小四轮，可谓缘分不浅——彼此的距离瞬间拉近了。汪先生一改先前冷漠的神态，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有说有笑，甚是相得。

他斜倚在沙发上，跷起一只腿，问了几句又谈起水仙花，果然欢喜到极处。他呷了一口茶，眼睛盯着水仙球，口中说道：“挑选水仙有三大窍门，一是看形，一是观色，一是按压。”如此这般，一一说知。我对于水仙所知不多，不敢赞一辞，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汪先生谈兴甚浓，又聊到水仙球的雕刻技法，很内行地说：“养水仙的妙诀，全在一个‘刻’字。”他连比带划，悉将雕刻水仙球的几道工序，从剥皮、开盖到疏隙、剥苞，再到削叶、刮梗，直至修整，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水仙勾起了汪先生的回忆，又说到故乡高邮，岁尾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水仙，如此才有过年的气氛。穷家养不起水仙，则以一盆青蒜代之，也算是新年的一个点缀，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忽又谈到两年前偕友数人赴漳州讲课，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水仙无所不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水仙花的。路过一家极不起眼的钟表店，小小的工作台居然摆了两盆水仙，令人生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感喟。话题一转，又忆起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厥后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了半年马铃薯图谱。先画花和叶子，再画薯块，画完了，在牛粪火里烤熟，趁热食之。“马铃薯花很好画，伞形花序，作紫、白、粉红三色，与复瓣水仙有几分相似，只是水仙花有六瓣，而马铃薯花只有五瓣。”

正谈笑间，房门咯吱一声开了，原来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女儿下班归来。我一边冲她礼节性地笑了笑，一边等着汪先生作介绍。不想汪先生只顾说得高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这可教我左右为难了：既不便打断汪先生，又想和她打个招呼。好在她颇有乃父之风，同样不拘俗礼，目不斜视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场尴尬消弭于无形。

汪先生余兴未阑，并无送客之意。他点了一支烟，在吞烟吐雾之中，又谈到水仙的别名。举凡凌波仙子、金盏银台、落神香妃、玉玲珑、金银台、姚女花、女史花、天葱、雅蒜、俪兰、女星、雪中花，当不下十多个，备细述了一遍。复又谈到《长物志》《学圃杂疏》《帝京景物略》，谈到黄庭坚、杨万里、刘克庄的咏水仙诗，谈到“岁朝清供图”，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读书之多，见闻之博，委实令人叹绝。

当下又说了些别的闲话，我见天色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汪先生送至门口，道过“再见”，忽然对我说：“等水仙花开了，请你来家中赏花。”我闻之喜甚，应诺而去。

春节刚过，我如约来到汪先生寓中，果见两盆水仙亭亭玉立，生出许多极淡极淡的黄白小花，冰肌绰约，芳香四袭。汪先生喜之不尽，眉飞色舞道：“我没说错吧，养水仙花，须先学会雕刻。”语毕，乌溜溜的眼珠转了几下，天真可爱几近顽童。他一边与我共赏凌波仙子的风姿，一边大谈水仙花养护的独得之秘，果然水仙知己也。（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