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困扰我们这个世界的顽疾。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似乎是改革开放到现在才碰上的一个新事物。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华夏民族，可以说是地球上与金融危机打交道最多的民族。华夏文明，就是在与金融危机斗争中诞生的文明。
可能有许多读者会惊掉下巴：尧舜禹汤那个年代，居然也……也有金融危机？
在讲述上古时代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上古文明史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华夏文明建立城市的时间，要远远落后于其他古文明。都城是文明的第一个城市，因此要讨论建立城市的问题，实际就是追溯定都的历史。
华夏文明诞生于黄河中下游，也就是如今的渭河平原与河洛平原一带，更具体地说，西安周边地区以及洛阳周边地区。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宋朝以前，中国的大统一朝代的都城不是长安就是洛阳，如果不是，历史也会纠正回来：不是迁都，就是让它灭亡，让别人取而代之。
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平原示意图
为什么长安和洛阳长期以来作为首都呢？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对应于现代语境则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打仗。打仗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懂，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是宗教、礼乐、XX主义、XX梦等等类型。
如果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事，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件事：发展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搞好了，意识形态工作和战争都好说。
只要有钱，拿军费堆也能把敌人压死；只要有钱，拿钱砸也能砸出一群带路党来。我并不是在影射现实，不止某灯塔国，中国的古代政治家们其实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要是一个个苦哈哈地没钱，手底下的人都叛逃了，还搞什么意识形态，打什么仗？崩溃的前苏联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所谓“一富遮百丑，一穷毁所有”，对个人、家庭、公司如此，对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祭祀这种务虚的意识形态工作暂且不谈，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和战争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的理由。
经济工作具体又分为三大类：生产、贸易和金融，金融先按下不表，那就是生产、贸易和战争三驾马车，拉着国家奋勇向前。
上古时代的温度比现在暖和，河南有大象出没，数量还不少，河南的简称“豫”，其甲骨文就是人牵着大象的形象。可以想象，当时黄河一带的温度和如今的印度差不多，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区域。这片如今干旱少雨的地区，在当时乃是“天府之国”，畜牧、种植、种桑养蚕都很适合。勤劳勇敢的华夏先民一不留神，把种地天赋点满了。
我的种菜天赋是毋庸置疑的
从整体地缘结构来说，渭河平原、河洛平原和汾河平原向心汇聚，这里成为北、西、东三个方向的汇聚之所，交通便利，天然适合人口汇聚以及进行物资交换，因此成为当时人口稠密以及贸易发达之所。
从具体的地缘环境来看，长安和洛阳还符合如下条件：它们都坐落于两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周围有肥沃的平原以及丰富的水资源，这是承载众多人口的基础；其次，它们在具有发达的交通，通过贸易通衢天下的同时，周围还有山脉和关隘拱卫，战争时代便于防守。
长安和洛阳同时符合生产、贸易和战争三个条件，成为华夏千年之古都绝不是偶然。
然而，华夏先民最终选择定都长安和洛阳，还必须解决最后一个关键难题。前面铺垫这么多，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
对比早早建都的古埃及人或者两河流域的人民，华夏先民定都的时间，要比自身文明发展进程晚得多。如果看上古文献，就会感觉华夏先民似乎对搬家有种奇怪的热衷，一直在不停地迁都。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中原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到哪里都适合生存，但另一方面，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明明华夏先民已经发展出种菜天赋，还跟游牧民族似的东奔西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总不能华夏先民都特别喜爱旅游吧？热爱追寻诗和远方？
尧舜禹，三代首领，建都地点各不相同。夏朝传了十四代，换了十四个都城，几乎跑遍了河洛平原。后来的商朝也是一样，总是在迁都。
商早期在洛水附近修建了都城西毫。西毫位于河南偃师市，北依邙山，南临洛河，是控制东西的交通要道。这一带原是夏王朝统治的心腹之地，也是当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这是当是最宏伟的都城，布局强调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统治理念。兴建如此规模的都城，需要日役万人，估计需时八年建成，商朝全国人口仅有五百至七百多万，动员民力的程度可以想见。
西毫宫城西部宫殿建筑基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用夯土筑成，是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廊庑的封闭式宫殿建筑。在整个建筑的外围，还有一道厚约2米的围墙，将宫殿建筑封闭起来，自成一体。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如此兴师动众地筑城，肯定打算世世代代定居在此，而不仅仅是一个临时居所。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居然他们还是搬走了。直到商朝中后期定都殷（河南安阳附近），才算相对稳定下来，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城市。到周朝建立镐京（长安）、洛邑（洛阳），华夏先民才算真正安定下来，过上了城市生活，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华夏民族的核心区域。
如此频繁的迁都行为令人很不解，历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寻找动机，有水患说、游牧说、游农说、战争说、贫富洗牌说、阶级斗争说等等，似乎都能沾点边，但都不能给出完美的解释。
美藉华人学者张光直提出，寻找青铜矿可能才是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因为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青铜是铜锡合金，由于储量稀少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青铜的需要量又特别巨大，从而促使着人们要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新的矿源，才能满足需要。而“那时在寻找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的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55年第2期）
考古发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理论。在定都殷之后，商朝马上迎来了青铜器的高峰期。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殷也迅速发展为一个大城市，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重大进展。
本人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迁都确实与寻找青铜矿有关，但目的不是为了祭祀，而是将青铜作为货币使用，或者说，为了解决货币匮乏引发的金融危机。
城市，意味着出现一批脱离粮食生产的非农人口，这些人要获取粮食生存，必须依赖商品交换，因此，城市就意味着经常性的大量交易行为。城里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经济活动频繁，原始的以物易物无法满足需求，必须使用货币，而货币的供应又必须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人口增多，经济增长，货币却无法及时供应，就会引发通货紧缩，使得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上，摧毁脆弱的原始经济，引发社会动荡，导致城市化失败。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明发展出城市，意味着原始的公有制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出现。
从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意味着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大革命！绝对不是请客吃饭，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
古代社会革命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知晓，但是近代社会革命却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告诉我们，要想实现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首先是从思想上潜移默化地消解旧的社会秩序，在人们心中建立新社会的观念，等旧观念的老一辈人凋零得差不多了，拥有新思想的新一代人成为社会主流，然后真正的社会大革命才会发生。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要想让生长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小形成平等自由思想的人，接受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们必然会造反。
必须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一步一步习惯于城市生活，满足于城市生活的便利，然后慢慢灌输私有财产神圣合理的观念，逐步接受贫富分化的现实。
等老一代人故去，人们都将这样的现实当作习以为常之后，再从城市辐射农村，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阶级社会。由于大部分人都已经安于这样的现状，只要用暴力清除掉少部分刺头，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就可以建立起来。这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严重通货紧缩的存在，就会使得贫富分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造反就会发生，城市化就会被迫终止。但如果在社会危机爆发前搬迁（或者之后被迫搬迁），就会使得财富积累大部分归零，贫富差距重新拉平，社会矛盾大为缓和，直到下一次社会危机爆发。
对于建立稳定的阶级社会这个目标，比起货币的重要性，主要用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祭祀礼器，其重要性就差远了。而且祭祀是在阶层形成之后，为了掩饰阶级矛盾，愚弄下层民众不要造反而诞生的，但是货币不足，导致连阶层社会都无法成型，就已经重新洗牌了。
由于在早期城市化这个过程中纠缠了太久，华夏文明对于如何缓和阶级矛盾进行了很多现实且深入的探索，而不像西方文明直接用宗教工具对底层民众进行忽悠，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华夏文明保留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元素，直到周朝，土地制度仍然残余了一部分公有制的元素，社会伦理也以建立“大同社会”作为最高理想。而其他文明在发展到如此高度时，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私有制。
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思想最早诞生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根子就在这里。
马克思通过剖析金融危机，洞悉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提出共产主义思想；而华夏文明的早期久经金融危机的考验，始终渗透着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近代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好像失忆多年之后突然找回尘封的记忆，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接受度最高，并最为适应的根本原因。
从祭祀这方面说，华夏先民早就发明了各种玉质礼器，这玩意又不是消耗品，完全没必要为了礼器大动干戈。在文明正式出现之前，距今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玉质礼器，“壁琮圭璋璜琥”六大玉礼器早已成型，青铜礼器只是锦上添花，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唯一选择。《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一句话概括，经济繁荣必然要建立城市，想要建立都城（都城是国家的第一座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货币。货币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建城，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贫富迅速分化，底层就会造反，原始的脆弱城市系统就会毁于一旦！
尧舜禅让
尧对舜说：我搞了一辈子也没解决金融危机，
还是交给你来搞吧吧！
（以上为设计台词，这个画面显然也是后来人想象出来的，尧舜实际的扮相，要比画面上寒酸得多）
货币供应不足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长期困扰华夏先民的一个关键问题。困扰了多久呢，大概一千来年吧……
尧舜禹汤等诸位传说中的贤王，都饱受其困扰，也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金融危机成为长期困扰华夏文明发展壮大的一个魔咒。
华夏文明只有在解决了金融问题之后，才摆脱了幼年期的青涩，真正成长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代的华夏文明在经济与金融方面，比其他文明进步得多，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相当成熟的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后面会详细说）。
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假说：上古时代频繁迁都，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与币材缺乏有关。
历经千年的折腾，商朝终于找到了成熟的币材——青铜，都城才稳定下来。周朝则进一步发展出主权信用货币（不足值的铜币），并发展出早期的货币理论，中国终于补足了长期困扰的金融短板，才真正过渡到城市文明的时代，并迅速迎来文明的高峰，从此之后一直引领世界发展两千年。
金融这一步，中国迈出得极为艰难，但值得。
人的第一次通常比较重要，标志着从青涩走向成熟，对于一个文明也是如此。中国史上最早的金融危机发生在文明诞生早期，距今大概四千年，对于华夏文明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前面说了半天古代中国货币问题解决的艰难，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之一，这表明中国上古时代的生产和贸易的相对发达。根据考古发掘，属于夏朝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贝币，也有仿制的骨币，石币和铜币。中国早期文明所处位置都是相对大块的平原，多原始民族聚居，生产和贸易的规模相对较大，而币材十分有限。
币材缺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也很简单，华夏文明早期的核心区是黄河的冲积平原。这里千好万好，可是有一样，黄土层太厚，导致各种金属矿藏都覆盖得比较深，以原始人类的技术，很难加以开采。
生产和贸易发达的同时缺乏货币，这种坑爹的情况导致华夏文明区很容易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
这与中东和地中海文明的发展条件存在很大的不同。
中东和希腊地区多山脉，而且其中富含银矿，因此很早的时候就可以冶炼出高纯度白银（距今至少已有四千年历史），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因此在文明发展的早期，基本不存在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有众多证据表明，到公元前2100年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白银已经成为苏美尔人商品价值的公认尺度。根据王朝创始人颁布的《乌尔纳姆法典》 ，乌尔王朝的臣民离婚需要支付1迈纳（Mina）的白银罚金，损伤脚则需支付10谢克尔（Shekel，1迈纳=60谢克尔）白银，斗殴中打折骨头需支付1迈纳白银，强暴女奴只需要支付5谢克尔的白银罚金……
喂，你是不是在计算，离婚之前强奸多少个女奴就赚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将白银作为通用货币。
西方文明将 金银作为货币习以为常，因此熟悉西方历史的马克思说，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但是对于苦逼的华夏文明来说，并没有足够的金银作为货币。直到明朝从海外流入天量白银之前，白银都十分稀少，不足以作为货币使用。
华夏先民曾经长期使用贝壳作为货币。
在海边捡贝壳，就相当于捡钱，听起来似乎很美，但是这个产量，就很坑爹了，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再考虑到华夏文明核心区并不靠海，就知道这个苦逼坑爹的程度不是一点半点。
本来货币就少，而且货币发行权还控制在外族手里……
由于从一开始就陷入极度的货币饥渴，因此早期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扩张性很强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四大古文明中，华夏文明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其他三个。
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反正占着那么大一片地，肯定不是充话费送的。
生产相对发达同时货币又极度匮乏，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造成的扩张性，导致华夏文明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是一个广土巨族。在民族意识、文化意识都很原始混沌的年代，就拥有广阔的疆域，融合了大量不同原始部落。为了适应这些南腔北调的部落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的需要，华夏族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表意文字，建立了以文化观念而不是以血缘区分的敌我划分标准。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创造成熟的表意文字的难度要比表音文字高得多，但是一旦创造出来，对于受华夏文明圈辐射的无文字的落后文明来说，从汉字中得到启发创造出一种新的表意文字，难度极高，因此只能学习汉字融入进来。表音文字创造出来相对容易，但是对于表音字母来说，同一套字母可以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表音文字，再想统一语言文字就千难万难。
根据前文所述古罗马货币历史可以知道，古罗马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趋势，抑制了生产，鼓励金融和军事的发展，导致罗马产生强大的扩张欲望。但是罗马扩张的年代太晚，地中海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各式各样成熟的表音文字，就算秦始皇转世到罗马，他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的。
经过千年之久的金融危机的反复锤炼，使得华夏文明的胚胎与众不同，并被逼上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发展之路。
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华夏民族形成的关键之战——黄帝战炎帝蚩尤，这一上古时期的大规模兼并之战，其真正驱动力可能也是黄帝集团的金融危机。
黄帝集团在黄土高原，炎帝集团和蚩尤集团靠近海边，相当于垄断了铸币权。黄帝集团的货币主权完全操控于炎帝和蚩尤之手，隔一阵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这tmd还能忍？发展武力把他们打下来！
黄帝战炎帝蚩尤，一场夺取铸币权的战争
黄帝战炎帝蚩尤，由于太过久远，已经成为神话传说，相关事迹也很难考证。不过，我们可以用北美印第安人的事例加以佐证。在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之前，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早已进入帝国形态，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却仍然处于部落状态，多个语系相近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与相邻的敌对部落进行交战。来到弗吉尼亚的英国殖民者碰到的印第安人就属于一个叫做波瓦坦联盟的部落联盟。北美印第安人已经学会了原始农业，但没有建立任何的城市，而是过着游荡的生活。
北美印第安人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拥有可观的金银矿，因此在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利用金银作为货币，发展出城市文明。而前者跟炎黄部落一样，采用海贝这种供应量极为有限的币材，因此无法创造出足够的交易量，无法创造出城市文明。
1622年，精明的荷兰人发现，五大湖区的印第安人使用贝壳念珠作为货币。在纽约长岛海峡到纳拉甘赛特海湾的绵长海岸有丰富的海贝。
于是，荷兰人的创富计划开始了：他们用织物和金属制品与沿海的印第安人交换海贝念珠，然后用海贝念珠和自己的其他货品与内陆的印第安人交换毛皮。荷兰人还引进了对海贝念珠穿孔的金属工具，雇佣沿海的印第安人作为海贝念珠加工工人，还雇佣印第安人下海捞海贝（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在岸边或浅滩捡海贝），使得海贝念珠的产量大增。就这样，荷兰人相当于控制了印第安人的印钞机，轻易交换到大量的毛皮和土地，从而赚取了大量财富。
不幸的是，由于流入市场的货币太多，通货膨胀开始了。这给印第安人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毛皮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因为贝壳串珠被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来进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荷兰人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实际上，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以减少贝壳串珠的流通量。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
上述实例中，北美印第安人因为货币的问题，文明发展进程被锁死在部落联盟这个阶段，也就是华夏文明传说中尧舜禹的阶段，而难以寸进。荷兰人造成了货币的输入型通胀，摧毁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经济结构，创造出一批印第安买办，使得印第安不同部落之间产生激烈矛盾与战争，荷兰人还卖给印第安人大量枪支，一方面加剧了印第安人内部的冲突，也被荷兰人利用对付英国殖民者。北美印第安人相当于从远古跨到近代，直至灭亡。
如果说炎黄传说不足为凭，在尧舜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与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的战争，却有相当多的证据留存下来，可以让我们对上古时代的金融危机与战争的关系略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