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春天。台湾黄永松先生写的短文《春趣》中有句话：“先看是季节，再看是历史。此乃春秋”。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历史上的“春秋”二字，就是先用来表示季节，进而表示一整年，进而又成为历史的代名词的。
据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研究发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一年中只有春秋二季。他在《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2页）中说：“商代和周初只有春秋两季，后来发展为四季……甲骨文有时以春与秋为对贞（意思是将春和秋放在同一片甲骨上并列占卜）……甲骨文无‘夏’字，唯有‘冬’字，但均作‘终’字用（甲骨文中的“冬”字像两头打了结的绳子，本义是终了），当然亦无冬夏对贞之例。此乃商代有春秋而无夏冬之明徵（即明证）。”由于当时对甲骨文的释读还不如现在深入，于省吾先生“甲骨文无‘夏’字”的说法不见得可靠，但这并不影响殷商时期只有春秋二季观点的正确性。其实不仅仅古代中国这样，世界的很多其他古老民族，早期也是只有春秋两季的概念。中国历史上对春夏秋冬四时的划分，直至西周末年才萌芽。
甲骨文中的“春（萅/旾）”字写法多样。其中有从日屯声的（也就是“旾”），有从木从日屯声的，有从草（艸/艹）从日屯声的（也就是“萅”），有从茻（mǎ ）屯声的，有从林屯声的，还有从四木屯声的（如下图）。尽管多样，但有个共同点，即都是会意兼形声字。之所以说是会意字，是因为其中有日、有艸、有木，春天到来的时候，阳光（日）开始变暖，草木（艸，林，茻）开始生长。之所以说又是会意兼形声字，是因为其中的“屯”既是声符（表音），同时也是义符（表义）。《说文》说：“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易·序卦》中说：“屯者，物之始生也。”观察“屯”的甲骨文字形，确实像草木破土而出的样子，上面饱满的部分是刚刚长出的胚芽形，表示草木生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汉字的童年阶段出现同一个字字形多样的现象是正常的，但国家的统一也决定了汉字的发展也要走向统一的趋向，因此在秦小篆中，这个曾经构形不定的“春”字被统一写作从艸从日屯声的“萅”，这是秦始皇“同书文字”的结果。《说文》说：“春，推也。从艸屯，从日，艸春时生也。会意，屯亦声。”实际上我们现代汉字中的“春”，是由小篆“萅”字简省笔画演变而来的，这个符号化了的“春”，除了“日”旁而外，已经看不出其他偏旁的原始造字用意了。
春华秋实，相对于春天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秋”字则强调收获、收成、丰收。《说文》：“秋，禾谷熟也。”禾是谷类作物的总称，也就是庄稼，庄稼成熟的时节是秋天，所以这个字也用来表示秋季了。那么，殷商甲骨文中的“秋”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字形呢？
甲骨文中的“秋”字并没有“禾”旁，这恐怕也是今人没有想到的。最早的“秋”是用一只形似蝈蝈的昆虫来表示，古文字学界将其解释为“像螽斯之形，以示螽斯鸣则入秋”。螽斯就是北方人所说的蝈蝈，虫鸣是秋天的一景，欧阳修的《秋声赋》里，不是有“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的描述吗？不过，这个昆虫究竟是否一定是螽斯很难说，也很可能是蝗虫，蝗虫俗称蚂蚱，俗语有“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的说法。后来的甲骨文中，在这个表示秋虫的字符基础上添加“火”旁，表示秋日禾谷熟，似火灼。今天“秋”字中的“火”旁，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
“秋”字的“禾”旁是东汉许慎《说文》收录的籀文中才有的，“禾”的甲骨文字形像因成熟而弯头的庄稼，庄稼成熟是秋天的典型标志，也是农耕时代的先民们最为关注的。“年（秊）”字的古文字形，就是一个人扛着庄稼（禾）回家的样子。《说文》：“秊，谷熟也。”“年（秊）”字的本义是五谷成熟，或收成，秋收也就象征着一年生产的结束。到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从日从禾从火的“秋”字。这样，和“春（萅/旾）”一样，添加了“日”旁的“秋”字，表示季节的含义更加明确了。但汉字发展到隶书和楷书时，为了便于书写，其中的“日”旁又被省去，一般只写作从禾从火的“秋”了，也就是现代汉字中“秋”的样子。但商周的遗迹并没有完全消失，除这个常规的“秋”字外，篆、隶、楷书中仍可见一些返古的字形，如“龝”“穐”和“龝”下加“火（灬）”旁的字形。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龟（龜）”，显然是由甲骨文中的螽斯或蝗虫类昆虫错误地演变而来的，因为甲骨文中的螽斯类昆虫有须状触角，而龟没有触角，这种改变了原始字形的错误演变，在古文字学中被称作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讹化。讹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两字字形相近或相似，这种现象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并不少见，如“肉”旁讹变作“月”旁的“肱”“股”“胸”“背”等，又如“舟”旁讹变作“月”旁的“前（歬）”“朕”等。不过，“秋（穐）”字中螽斯或蝗虫类昆虫讹化为“龟（龜）”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龟”的读音除了guī和jū 之外，还读作qiū，如地名“龟兹”。既然可以读作qiū，那它作为“秋（龝/穐）”字的声符就没有问题了。换句话说，“秋”字由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和会意字，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从禾从火龟（龜qiū）声的形声字。字形的讹化，却歪打正着地变成了一个适合标音的声符，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巧合。
当然，汉字毕竟是一种用来记事的实用性符号，舍繁趋简是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在后来的演变与取舍中，人们还是选择了笔画相对少的“秋”，而笔画繁杂的“龝”“穐”等字形，也只有在书法家们的笔下偶然出现了。
于省吾先生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在《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中说：“古籍中之称四时者，‘春夏秋冬’与‘春秋冬夏’互见。何以在春与秋之后，先称冬而后称夏呢？这是从来学者不解之谜。”如《礼记·孔子闲居》中有“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句，《墨子·天志》中有“制为四时，春秋冬夏”句，《墨子·明鬼》中有“春秋冬夏选失时”句。以上的表述次序都是“春秋冬夏”，而下面的例子就不同了。《太平御览·四时》引用《逸周书》中的句子是“凡四时成岁，岁者春秋冬夏。”而今本《逸周书》中则变成了“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表述次序不同，但问题也显而易见。原本《逸周书》中的“春秋冬夏”是按照古人的次序说的，今本《逸周书》中的“春夏秋冬”是后人改的。前者反映了四时概念产生的历史顺序，后者则反映了四时概念完全被认可之后的自然顺序。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在商代甚至西周早期，确实是只有春秋二时概念，而没有春秋冬夏四时概念的。
商代之所以只有春秋而无夏冬季节，显然是因为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春秋比夏冬更关系民生。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正所谓春华秋实。春秋两个季节事关农时，是我们的先民最重视也最不敢错过的，因此也是首先被重视而产生的时节概念。至于后来出现的夏冬概念，在商代和周初人眼里只是春秋二季的延长而已，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稼穑农时。后来出现的四时概念，也只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春秋二时进一步细化的结果。这很类似于殷商人对父母辈的称谓，父亲、伯父、叔父一律称“父”，母亲、伯母、婶母一概称“母”，为区分关系远近而细化是后来的事情。尽管中西方文化不同，但英语中仍有这种迹象的保留，如伯父、叔父、姑父都是uncle，伯母、婶母、姑母、姨母都是aunt。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被称作“春秋时期”，通常指东周前半期，亦即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得名的原因，则是源自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当然那时候已经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书名只用“春秋”二字以概括四时，故名《春秋》。晋人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其中的“错举”，是交错列举，只挑重点说的意思，仅用“春秋”二字是为了书名的简洁，其实内容上包含春夏秋冬四时的。自此开始，“春秋”也成了“历史”的代名词，但并不限于编年体史书，如南梁萧方等编著的《三十国春秋》，北魏末年史官崔鸿私撰的《十六国春秋》，清人吴任臣撰写的《十国春秋》，等等。
回到文章开头黄永松先生的那句话：“先看是季节，再看是历史。此乃春秋。”是不是真的饶有深意啊？
（作者杨加深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