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秦国的县制由来，以及县吏的基本“两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初为县有秩、令史”与商鞅变法后广泛设县的制度性联系，也就意味着，早在商鞅变法的时代，已经确立了“诸官”、“令史”分权的县制图景。

在秦国没有设郡的时代，县制就是全部的地方行政单元，通过“內史”，与中央行政单元进行连接，而在秦汉时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皇帝的“朝廷”称“廷”，县令的“县廷”也称“廷”，偏偏只有郡守的“郡府”称“府”。

也就是说，在“秦制”的原初状态，不但地方行政单元内部遵照“第一规律”，执行“文书系统”隔绝并链接上下级的“分权制”，在地方行政单元与中央行政单元的关系上，也遵照“第一规律”，呈现出“朝廷—內史—县廷”的态势。

“內史”是一个古老的“史职”（文书官），早在西周金文中就有“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之名，它的流变阎步克先生在《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并指出在商鞅变法之后很长时间的秦国，內史拥有副丞相的地位。

作为居间者，“內史”的问题，我们先搁置一边，等讨论“郡”级组织时再展开，先来谈谈“朝廷”与“县廷”的关系。

与很多“大秦帝国粉”想象的，“秦制”是“万古法圣”商鞅在一张白纸上创造出来的“美好图画”不一样，“秦制”的发展有明确的“周制”渊源，只不过这个“周制”并非《周礼》这种经历过春秋、战国、秦、汉知识分子理想渗透的文本所体现的，而在“金文”中记录的真正“周制”。

在《金文所见西周王朝官制研究》一文之中，王治国博士大量引用金文资料总结，西周早期的官制系统性不强，比较松散：

大体上讲，周王之下设一名“执政公”（非诸侯出身）辅佐周王管理百官；

“执政公”之下地位最高的是“三吏”（司徒、司马、司工）、卿事寮、四方诸侯，三者互不统属；

此外还有地位略低但并不属于上述三者的“诸尹”（百尹）、“里君”、“百工”存在；

“里君”和“四方诸侯”略等于地方官吏，由“执政公”直接管辖。

等到西周晚期，整个官制系统发生很大变化：

此时王朝最重要的三个职官系统是“公族”、“卿事寮”和“太史寮”，已不见“三吏”、四方诸侯与卿事寮并列，公族和“太史寮”是新增加的官职系统。

公族，应为历代周王之后人，与时王血缘关系较近，因此地位要高于卿事寮和太史寮。

最迟到周厉王时期，司土、司马、司工已经成为卿事寮的属官，畿外诸侯则不再归王朝主政大臣管辖，至此，西周中央官制的二元两分结构正式出现，到周宣王时代，公族也被纳入卿事寮。

也就是说，到了西周晚期，秦制上接的“周制”王官职责，已经非常清晰区分为两个职能板块：

（1）卿事寮；

（2）太史寮。

《左传》文公七年里提到“同官为寮”，也就是说，“寮”是官署，所以，卿事寮是包括各个业务主管的卿士与其僚属的官署，太史寮则是太史等周王近臣的官署，而太史寮的出现，一大原因就是西周策命制度的实施，文书系统初见端倪，而策命制度的一大轴心“史职”，就是“內史”。

通过“周王廷”职能的分解，观察真正施行的“周制”，而非儒家经典文本描绘的“周制”，其实有强烈的“空间级别”的概念：

在统治对象的“空间”意义上，由外而内是“侯甸男”所代表的“诸侯”——“里君”分治的“王畿”——王都——王宫。

在统治方式的“空间”意义上，由外而内是“外朝”、“治朝”、“燕朝”。

这种空间意义上的区分，不仅对秦汉政治的影响巨大，甚至对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都有持续深远的影响，当然，要分别讨论。

先说统治方式的“空间”，内外三朝，由于帝王居住区域、办公区域和大臣办公区域之间的功能三分，在整个帝制时代，一直贯穿始终，只是以不同的名义和名称存在，比如内外朝体制，宫省政治，北门学士与南衙政治，内阁与司礼监制度等等。

而统治对象的“空间”，往往被我们省略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周制”的“中央”同样对“王都”这个“地方”行使非常繁复的权力，这种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到秦、汉的咸阳县、长安县。

至于“王宫”，更是拥有远远超越地理意义上“王宫”范围的管理触角，比如隶属于“王”的“少府”对于山川池泽的经营和管理，以至于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提出了汉代“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并立的理论。

比如上文中所见的“苑啬夫”，本身就属于“都官”而由“县”代管，甚至“代任命”，也就是“宫”的服务部门在地方的业务触角。

所以，在讨论“周制”对“秦制”的影响时，我们不能囿于“中央官”与“地方官”发展的旧认识视角，而应该代之以更加细致而微的“空间视角”。

以“空间视角”观察制度，有四个切入点可选：

（1）宫省；

（2）朝廷；

（3）王都；

（4）王畿。

这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恰恰是“王都”，因为其居于“中央”与“地方”的交界处，既是“地方制度”的复制模板，也是“中央意志”的必然体现。

无独有偶，如果我们只观察组织结构逻辑的话，就会发现，“秦制”的“县廷”非常近似于西周晚期的的“王廷”，只是省略掉了为周王生活服务的官吏配置。

简牍所见的“秦制”地方“诸官啬夫”除了“田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库啬夫”、“少内”、“发弩啬夫”、“市啬夫”、“亭啬夫”、“厨啬夫”之外，还有“苑啬夫”、皂啬夫（云梦）、船啬夫（二年）、田官、畜官（里耶）之流，均为单独业务的主管。

“诸官啬夫”近似于“卿事寮”的简配版本，负责各项具体事务，并接受县廷所下的“程”，也就是业务指标，并评比“殿最”，并作为基础业务节点， 向各曹递送业绩文书和统计数据。

而“令史”则近似于“太史寮”的简配版本，向上对令、丞、尉的各条线负责人汇报，负责本曹的文书制作、校对和整理报送“计”的文书，这是比较大的业务，小的，则是诸曹对应的文书转送，并作为近臣，在“期会”时提出各自的意见。

对照一下，西周晚期的“周制”卿事寮，包含了“司徒、司空、司马”的“三吏”，也包括了“百工”、“诸尹”和“公族”，也就是说，除了“公族”是以血统加入议政的角色之外，所有“王都”、“王畿”空间范围下的业务官，全部归入其中。

反观“秦制”的“诸官啬夫”不仅在名称上对前者进行了继承，在职能细分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除了“公族”之外，所有经营、管理相关的职务，全盘接收。

而“令史”也全盘继承了“太史寮”在文书领域对“卿事寮”的牵制和监察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秦制”的“县廷”组织逻辑，与“周制”的“朝廷”完全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