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精明的徽商，他经营的丝绸深受西方宫廷追捧；
他控制倭寇，称雄东亚海域，也是唯一一位在日本列岛上建立商业殖民地的中国人；
他被诱捕杀害，之后明朝开始了长达6年的艰难抗倭之战；
他为实现东亚贸易“互市”身败名裂，他就是汪直，一位让人唏嘘不用的中国人。
自从朱元璋立下“片帆不得下海”的禁海国策，中国从此逐渐脱离了唐宋以来欣欣向荣的国家风貌，虽然短暂的开启了载入史册的郑和大航海，但随着朱棣的去世，明朝迅速的回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而中国的国运也自此调头向下，直到西方列强从海上叩开中国的国门。
对于这段闭关锁国的历史，马克思做过一个精准的评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然而，明朝也并非全然没有机会打破这种禁锢，由徽州富商汪直领导的，与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商人联合建立的国际性海贸市场，就是中国在东亚海域领导世界的一次难得机会。
汪直一度拥兵十万余，并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商贸殖民地，他心向大明，意欲与明朝合作，建立一个以明朝为核心的国际“互市”贸易市场，只可惜明王朝在僵化思维的局限下，主动扼杀了这次历史机遇。
汪直，徽州歙县雄村拓林人，早年与福建漳州叶宗满等人在广东进行硝黄、丝棉等海外贸易，因足智多谋，崇尚商业诚信和公平交易，因此国内外商人都愿意与汪直做生意，明人周楫有详细记述“:(汪直)只因极有信行，凡是货物，好的说好，歹的说歹，并无欺骗之意。又约某日付货，某日交钱，并无迟延。以此倭奴信服，夷岛归心，都称为五峰船主。”汪直正是凭借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他在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也逐渐扮演和担当起东亚海上贸易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角色，其业务也扩张到日本、暹罗、西洋诸国。
汪直像
汪直在日本称王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来到福江岛，受到当地大名宇久盛定的热烈欢迎。1542年，宇久盛定将汪直引荐给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大名松浦隆信，松浦对汪直极为欣赏，将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及萨摩国的松浦津交予汪直做为海上贸易的基地。
汪直以松浦津为基地，利用其超凡的影响力和卓越的经营手段，将亚洲与西洋的贸易链接起来，很快把平户打造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日本文献《大曲记》有这样的记载:“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汪直)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此，有西都之称。”
除了在日本发展海外贸易，汪直最为传奇的是帮日本引进了现代火器。1543年8月25日，汪直将几名葡萄牙商人介绍到了日本，葡萄牙人向日本人示范了“铁炮”(即早期的火绳枪)的杀伤力，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铁炮传来”的故事。铁炮在日本逐渐推广开来后，改变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战争方式，客观上加快了日本战国的统一。而汪直为日引进铁炮的历史事件，也被日本著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记录在他的《铁炮记》中。
随着汪直在日本的势力日渐扩大，他在协助明朝剿灭海盗头目陈思盼后，成为了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霸主。极盛时，汪直能号令十万之众，仅和他一起住在平户的就有两千余人。之后汪直自称“靖海王”，后又称“徽王”，属下置官，出行则 “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一副王者气派。
汪直到底是商？还是寇？当时在明朝沿海区域，除了汪直势力之外，还有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并不以经商为业，而是从事以抢劫为生的海盗，这其中也包括汪直的下属徐海，徐海的海盗行为被汪直发现后遭到了严厉训斥，徐海在企图暗杀汪直的计划泄露后脱离了汪直，显然汪直志不在抢掠。
但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九边四夷》中指责汪直就是倭寇首领，他认为汪直借配合官兵擒杀大海盗陈思盼，向朝廷“乞通互市，官司弗许”，于是“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关，移泊金塘之烈港，自是倭船遍海为患。是年四月贼攻游仙寨，百户秦彪战死，已而寇温州，寻破台州、黄岩县，东南震动”。
然而，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就曾提出不同看法“王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同时《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也记载 “王直者……颇尚信，有盗道，虽夷主亦爱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踪迹诡秘，未可知也。” 这说明汪直因名声太大，各路人马都打汪直的名号行海盗之实。
汪直被捕后，他也曾上了一道《自明疏》为自己辩护： “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乃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从来没有“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
明朝与汪直合作剿贼
在当时众多的倭寇势力中，陈思盼领导的倭寇势力是最为强劲的一支，即便汪直已称雄东亚，他也照样打劫汪直船队。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汪直与既是徽州老乡也是对头的胡忠宪合作，联合剿灭了陈思盼。
“后有一王船主，卒领番船二十只，陈思盼往迎之，约为一伙，因起谋心，竟将王船主杀害，夺领其船。其党不平，阳附思盼，将各船分布港口，以为外护，而潜通五峰。五峰正疾思盼之压，已而沥港往来，又必经横港，屡被邀，贼乃潜约慈溪积年通番柴德美，发家丁数百人，又为报之宁波府，白之海道，差官兵但为之遥援。询知其从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饮酒不备，内外合并杀之。”在剿灭陈思盼后，汪直又对其残余势力进行了清剿，“计擒其侄陈四并余贼数十人送官”。《海寇议·前编》
其实在剿灭陈思盼之前，汪直与明朝政府之间早已多次合作剿贼，“比如有卢七、沈九诱倭入寇，突犯钱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王直等拿贼投献，姑容互市。王直胁倭即拿卢七等以献。”(郑舜功《日本一鉴》)
由于汪直在剿除海盗过程中的贡献，作为回报，官府默许了一段时间的自由贸易，“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
因此，汪直建立自己的武装虽然存在着和明朝官军之间的武力对抗，但也能看出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取消海禁，开通自由贸易。汪直为维护贸易秩序而积极打击海盗，在这一点上与明朝政府是一致的。
倭寇的领导权是倭人还是中国人？汪直在巅峰时期统辖36夷岛，号令10万人，那么这些人口都是如何组成的？显然这些人的主体不可能是日本人，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的统一战争高峰期，不可能哪位大名强大到既可以应对国内战争，同时还能抽调如此人力参与到一场不知道结局的矛盾中。
明人郑晓的《皇明四夷考》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则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只有一二为真贼者。”而百姓“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因此，沿海一带，汪直“威望大著，人头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况呢？
主要原因还是“海禁”政策导致的恶性循环，归根结底还是沿海居民的生存矛盾。
嘉靖时期，因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明朝政府执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自造船下海贸易。这对于靠海吃海的边民来说是一种严峻的生存考验，大部分老百姓既无资本营商，又无权贵攀附，更无能力改变朝廷的海禁政策，一些人便开始铤而走险，寻求制度外的生存方式。他们纠结亲朋邻人，自行武装防卫以进行私人贸易，这样原本正常的海外贸易便发展成为海上武装走私。、
最先看清这一事实的是第一代抗倭名将，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他说：“以海为家之徒，安居城郭灾；掉出海洋，又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雠。”朱纨的话说出了倭患产生的根源。
而在执行“海禁”政策的过程中，一些封建官吏专横残暴，往往一人犯禁即株连亲属，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也就是官方和民间对汪直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的关键原因。
纵观汪直的倭乱全过程，无不是把“开禁互市”作为第一诉求的，这也是汪直与其他倭乱的根本区别。汪直被维护海禁政策的明朝官方集团视作邪恶的海盗，甚至是十恶不赦的汉奸。而在反对海禁政策的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汪直则是冲出篱笆的英雄人们不仅不憎恶他，反而欢迎他。由此也可以理解历史书上描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几十个倭寇横行闽浙数月，一路击败数千官兵。
那么，长期袭扰东南沿海的倭寇的领导权，到底属于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我们可以从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派使者到日本，想见日本国王，汪直的义子告诉他们说，没有必要见日本国王，见了也没用，这里徽王(即汪直)说了算，有他的号令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如果汪直是看日本人眼色行事的话，他的手下绝无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更何况汪直极盛时期拥有十万之众，控制三十六夷岛，连日本战国时代的火器也是汪直引入的，因此没有哪位大名有实力或意愿与之抗衡，这也是汪直敢在日本以王自居的原因。
然而，汪直还是被朝廷诱杀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那个“开禁互市”的国际贸易梦。
汪直能聚十万之众，客观上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确实利润颇丰。在汪直称雄的时代，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在汪直协助剿倭而与明朝热络的“蜜月期”，每天有大小船只千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这也吸引了很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从日本到暹罗湾的贸易弧。
汪直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海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明确的商业目标和宏大的商业构想,他无疑是当时海商群体的领袖和精英。如果我们跳出那段历史来看,汪直的商业意识超出了那个时代,“开禁互市”是汪直的人生梦想，也成了他被诱杀的“药引子”。
明朝的“禁海”国策显然不可能因汪直一人而改变，这对胡忠宪而言，打也打不赢，悬赏别人也看不上，唯有一途，就是“诱杀”。
胡忠宪一方面与宽禁为诺，一方面以老乡之名，“迎直母与其子入杭厚抚之”。“丰衣食,结第宅”。同时在嘉靖三十四年派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与汪直接触。得知亲人无恙,汪直大喜,说“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明史·胡宗宪传》)。
在蒋洲等一番“宽禁”许诺的鼓动之下,汪直派遣部下叶宗满、毛海峰、汪汝贤等送陈可愿回国，并表示“投赴效力,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已”。可见,在汪直心里所求的无非是“许市”与“开市”。
也许是“开市”的诱惑实在太大,又以为配合胡宗宪平定两浙“倭寇”有功,所以汪直心存侥幸,决定拿性命赌一把老乡胡忠宪的人品“,昔汉高祖见项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在胡宗宪信誓旦旦的许诺下，汪直率部众千余人向明朝投降。就胡宗宪本意，他是真心招降汪直，希望利用汪直在海商和各国中的影响力为朝廷效劳。然而在之后的政争中，胡忠宪被迫违背了承诺。
内阁的高级官员们在开海禁，还是杀汪直以维护朝廷脸面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地交锋，结局显然是朝廷的脸面大于汪直的性命。在有人指控胡忠宪收受了汪直的巨额贿赂后，胡忠宪退缩了。
其间，汪直也上了一道《自明疏》为自己辩护，“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乃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从来没有“勾引党贼侵扰”。如开放浙江定海一带港口互市，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关税，还能恢复与日本久已中断的朝贡贸易，倭患也能一并解决。然而嘉靖不为所动，下旨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嘉靖38年(公元1559年)12月25日，汪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前，汪直感叹：“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汪直一死，倭患更甚于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感叹，“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不至顿甲苦战也。”
1567年，就在嘉靖帝宾天之际，他以“倭乱缓和”而告慰祖上时，但他心里更明白，这一切是以外交孤立和经济衰退换来的。
结语今天，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矗立着一尊汪直的铜像，他一手扶剑，一手前举，似乎在提示人们“看向远方”。日本树立汪直像，我想一方面是感谢汪直为日本进入热兵器时代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感恩于这位唐国儒商让平户从一个海滨村落发展为贸易重镇。
隔水相望，一边是缅怀恩人；一边是咒骂海盗。
平心而论，汪直本身并非愿意为海盗，况且汪直集团从航海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根本不存在“弃商从盗”的意愿，他“仗剑行商”，以暴力来维护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不过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十六世纪正值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而明朝却因海禁政策把自己排除在了蓝色海洋之外，而欧洲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靠着几艏帆船翻腾于碧波之中，探索新大陆，攫取巨额的海外贸易财富。
在中国下一轮再次面对海洋文明时，只能仓皇疾呼“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近500年过去了，回望汪直之死于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不禁让人回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