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种观点颇为盛行，即认为文化只有古今之别，没有东西之分。

其实，此种观点并不新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宣传者。

五四时期，不少学人认为，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发表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依据进化理论，把人类的文明划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时期，并认为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两种文明“虽无不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尽管在生物时间上它们也属于“近世”，但从文化进化的程度而言，“犹古之遗也”，是古代文明。真正可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也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因此，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对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实质作了“古今”的说明。他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不同意梁漱溟所谓东西文化走的是不同的“文化路向”的观点，而认为人类走的都是“生活本来的路”，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

比如，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科学家和独立思想的人。只是近三百年来，“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成就了今日的特点：民主与科学。而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

由此，胡适要人们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速度快的西方早已进入近代，而速度慢的中国和印度还停留在古代。

把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古今”性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的是常燕生。1920年他在《国民》第2卷第3号发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文中他将人们所列举的种种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列了一张表：

常燕生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概括

常氏认为，人们所举的东西文化之上述不同特色并没有错，“但这两个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东方和西方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种差异，实际上“所谓东洋文明的几种要素，往往在古代西洋诸国里也可以找出来。”

如“重宗教”，是古代民族所同有的，其他如重阶级、重过去、重保守、重玄想、重退让、重自然、重出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全是一样，并没有分别”。只是由于西洋文明已从古代进入现代，因而具有了上表所列的种种新的特色，而“东方文明从古以来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所勉强可以叫做东方文明的一点东西，仍然就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那点东西。所以古代文明所有的特质现在仍然保存。”

据此，常燕生得出结论：“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人们之所以会把这两种文明的差异说成是“东西之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方面“误以近代文明的特质当作西方文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点”。

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古今之别”和“东西之分”，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的文化之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文化之共同要求。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它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

民族性是不能作善恶之价值判断的，各民族文化之民族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时代性是可以并应该做出价值之善恶判断的，文化的性质由时代性所决定，处于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

作为文化的两种属性，时代性与民族性既彼此联系，又相互依存。任何文化形态，既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

如果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述，“时代性”体现的是文化的“时间”，“民族性”体现的是文化的“空间”，而任何文化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我们很难想象，只有时代性而没有民族性，或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的文化的存在。

以文化的这两种属性分析东西或中西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五四时期讨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的近代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在时代性上后者比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如前所述，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所以东西或中西文化既是“古今之别”，又是“东西之分”。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却不作如是观。他们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化是“古今之别”，认识到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拒不承认它们同时又是“东西之分”，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常燕生在《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就一再声明：“我对于世界文化问题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所以拿东西文化来作对称的研究，实在根本不成理由”。

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把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古今之别”，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差距，从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它又容易导致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因为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胡适等人也正是通过中西文化之时代性的比较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百不如人之结论的。

反之，把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东西之分”，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它又容易促使人们滋长消极的文化自满情绪，拒不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落后，反对用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变革。

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是以文化之民族性的不同为理由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向西方文化学习之主张的。

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等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还是“东西之分”的问题又多次被提了出来，但总的来看，通过争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体。

就文化之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之时代特征的内容，诸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统思想，重农抑商、鄙视科技的行为取向，重人治、轻法治，以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知足寡欲、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适应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现代生活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但从文化之民族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些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内容，诸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发愤忘忧，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勇于进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尽管它们也程度不一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从其精神实质来看，它们不仅适合于古代，也适合于现代，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成为未来新文化整合的基础。

因此，任何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或文化的民族性，只承认文化有“古今之别”，而否认文化又有“东西之分”，反之，只承认文化有“东西之分”，而否认又有“古今之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中国文化的落后一面，有向其他先进文化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2015年3月30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