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也许被人视为乌合之众对这个世界的复仇。公元70年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毁灭造成了“犹太人大流散”，他们所怀揣的犹太末世论种子在将来会蜕变为基督教。这些思想的种子起先在远离罗马的地方生根发芽，而我们此前已经在别的时代邂逅过这些地区，譬如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腓尼基和埃及的各大城市。基督教作为犹地亚地区一种隐蔽的犹太宗教逐渐发端。尽管后世的基督教作家极尽了天马行空的夸张修饰之法，但事实上我们依然不清楚早期基督教的模样，因为当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似乎均没有对这门宗教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尼禄将基督徒顺手拿来当作替罪羊，为公元64年那一场焚毁大部分罗马城的大火背黑锅。而尼禄之所以这么做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无关紧要，根本没什么人会在意他们。事实上，罗马民众的确对基督徒深表惋惜，但这更多的是出于他们恐怖的死亡方式，而非任何由衷的同情怜悯之心或对教徒的信仰真的有什么认知。那些基督徒被当作人体火炬燃烧，还披上兽皮被野狗撕成碎片。

似乎明了的是，耶稣作为一位来自加利利的犹太人虽未受过教育却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他于罗马皇帝提比略统治期间（公元14年至公元37年）在犹太同胞当中聚拢起了相当规模的追随者。耶稣的活动最终引起了耶路撒冷犹太精英的注意，他们对耶稣的人气感到警惕，并游说行政长官本丢·彼拉多将耶稣推上审判席，耶稣被当作一名30多岁的普通罪犯用钉十字架的方式处死。耶稣的故事肯定不是公元1世纪犹太地区绝无仅有的孤立事件，其他来自加利利的先知型宗教人物也同样吸引了大量拥趸而最终酿成了与罗马当局或代理国王的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施洗者约翰了。真正令基督宗教脱颖而出的是，耶稣的弥赛亚主张并未随他的死去而消失。最关键的是，基督教的重心逐渐聚焦到劝说异邦人信主一事上，这意味着基督教不仅仅是又一门犹太宗教而已。塔苏斯的保罗是扩大教派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不仅从小就被以犹太精英成员的身份培养，而且其罗马公民的地位也使他成了转信基督教的一位不同寻常的信者。保罗着手将这个初出茅庐的宗教团体引向雄心勃勃的全新方向，他开始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希腊地区广泛开展传教工作，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待保罗年过花甲去世之时，这门宗教虽然仍很弱小，但在那些地区的许多大城市里都已经健康良好地建立了起来。新创的基督社群之中有大部分成员都是异邦人，以手工匠为主。也许正是基督徒所面临的来自各方的敌意——先是犹太精英而后来自罗马当局——才使得教徒们自我组织得井井有条。他们拥有一套清晰的层级制度以及来自主教和教士的强有力领导。教徒社群具有一种慈善精神，因而在罗马城市社会的贫贱阶层当中特别具有吸引力。穷人们总是对那些赏赐食物、帮助埋葬死者的善心人抱有好感。

帝国全境内的许多宗教均相当和谐地共存着，而基督教在发展认同上另有其他方面与众不同。首先，基督教的社群感十分强烈，它由一套复杂信仰团结起来，弥赛亚及追随他的精选领袖团体已参悟了无可辩驳的真理。不过真正将基督教推上那条顶撞罗马之路的是基督教对异教活动的敌意。这种姿态颇具煽动性，因为那些异教活动是帮助帝国团结凝聚的黏合剂。但至高无上的天主是唯一的，基督徒反对其他人的神灵，不愿意玩罗马人的游戏。以德尔图良为例，此人是公元2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早期居于迦太基的一名基督徒。（迦太基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由尤利乌斯·恺撒重建，成为罗马辖下主要的非洲城市和基督教早期的重要中心。）德尔图良被世人看作第一位用拉丁文著书的基督圣徒。他力劝教友们停止观赏竞技比赛，不要去剧院看戏，因为那里所表演的一幕幕尽皆邪恶，而且还与异教神灵及宗教仪式存在瓜葛。德尔图良命令女教徒们戴上面纱并回避黄金首饰，他赞美贞洁，称其为基督徒最受祝福的生活状态。对于德尔图良而言，原罪几乎在罗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潜伏着。尽管后世的基督徒认为他有些疯狂，但德尔图良的观点比惯常的标签更具代表性。倘若他人的观点对自己合适，那么罗马人便会容忍他们，但早期基督教徒搞出了一种让人忍无可忍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自我的谦卑和牺牲而倍感自豪。

于是迫害行动很快降临，不过通常并非来自帝国当局，而是由当地人发起的。当局常常很不情愿地被牵扯其中。从德尔图良的论著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迫害的效果只是令基督徒对罗马帝国的态度愈发坚定不屈。他讽刺挖苦的旁白文字可谓火药味十足。

假如台伯河水位之高淹没了城墙，而尼罗河之低灌溉不了良田；假如世界山崩地裂，天空乌云蔽日；假如饥荒遍野，瘟疫肆虐……此时呼喊声会即刻响起：“基督徒们起来反抗‘猛狮’！”什么？所有基督徒？对付一头“狮子”？

基督徒明显感到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怪到他们头上。对德尔图良而言，罗马就是“复活之书”中预言的“巴比伦启示录”，它沉醉在基督殉道者的鲜血里忘乎所以。德尔图良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公民，他是一名律师，同时又是军官之子，这个国家长期仰赖于像他这样的个体，然而德尔图良的文字显露出对国家的一种别样的疏离感。至于他为了坚决反对帝王崇拜所运用的其他一些观点则来源于《新约》，来自耶稣对缴纳帝国税金这一棘手难题的机智回答，即“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罗马帝国的官员会在未来的数世纪里时常听到此回应。

其实跟当地行省的精英相比，帝国当局在迫害基督徒一事上长期以来始终相当冷淡。小普林尼无休止地写信给图拉真，其中一封请求图拉真指示如何处理在他的行省比提尼亚境内的基督徒问题。皇帝劝告小普林尼，表示对基督徒不应当赶尽杀绝，而要尽可能多给一些迷途知返的机会。面对日益强大的基督宗教，罗马人疲于应付，因为在传统上只要别人尊重帝国的话，罗马人就不会计较他们信仰哪些神灵，可是这老一套的行事方法根本糊弄不了这些狂热分子。同此时此刻的待遇相比，基督徒们对死后世界更感兴趣。

公元203年，最可怕的基督徒殉难大屠杀在迦太基的圆形竞技场爆发了。这座竞技场的规模在帝国之内数一数二，能够容纳3万名观众。当时的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掀起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迫害行动，并颁布法令禁止帝国臣民成为基督徒。有一位名叫波佩图阿的女子信了基督教，她出身于富裕的异教徒家庭，像这样的社会地位入教是不太寻常的，也许这种对阶级的侵犯感正是令此则故事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该女子年仅22岁，正在给小宝宝哺乳之时，忽然间就同其他基督徒一道被捕，其中还包括了她怀有身孕的仆人费莉西塔斯。波佩图阿反抗来自家庭和当局的强大压力，拒绝放弃信仰，在圆形竞技场被判处死刑，波佩图阿在狱中的时候跟许多殉道者一样，都产生了许多“幻觉”。其中有些人宣称波佩图阿眼前的殉道不仅会帮助愈合其家庭的伤痛，还能弥合广大基督社群内部的分歧。不过另一些人则明确表示波佩图阿在竞技场上将要面对的不是同野兽进行搏斗，而是与魔鬼本人的真正交锋。然而与此同时，费莉西塔斯愈发焦急起来，她的孩子即将出生，这会耽误自己的殉道。不过在竞技开始的前两天，宝贝女儿呱呱坠地，这意味着费莉西塔斯的殉道愿望并没有落空，那名婴孩后来被一名女基督徒收养。竞技举行当天波佩图阿和费莉西塔斯均赤裸着身子被带入竞技场。群众对此抗议，因为费莉西塔斯正在分泌的双乳还在渗出乳汁。于是女子被带出了竞技场，遮盖完毕之后又被重新领了出来。待一阵鞭打过后，两位女子被一头野牛踩踏。她们伤势严重，痛苦非常，但仍然活着，随后被一名剑士完结了生命。角斗士的手颤颤发抖，波佩图阿不得不指引着他，以便对方最终能够割开她的喉咙。

尽管存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但一直以来真正殉道的基督徒并不多，直到公元3世纪情势才有了转变。当时两位最高效、最具改革头脑的皇帝德基乌斯及后来的戴克里先逐渐关注这门宗教的传播，基督教似乎要破坏帝国赖以构建的许多根本原则和政策。教徒们拒绝帝王崇拜的献祭活动，而这两位皇帝均利用了这种反对态度，将顽固不化的狂热分子连根铲除。德基乌斯在公元249年发布了一条敕令，要求在帝国境内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帝王崇拜献祭活动，此举让他在基督徒中间迅速挣得了一个反基督代言人的名声。国家指派当地官员去落实这项政令，并签发文书来证明特定的人员已经实施过献祭活动。许多比较富裕的基督徒为了搞到一张此类证书便运用行贿的手段，或者花钱雇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献祭；而较为贫困的基督徒则面临一个更为简单明了的选择，要么掉脑袋要么去献祭。数以千计的人放弃了原则，只有真正宁死不屈者才最终反抗到底。

对于那些决意要负隅顽抗的人来说，殉道不是一种惩罚而是奖赏。在这些基督徒的殉难事迹里，对肉体施行的可怕暴力与殉道者振奋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故事很自然地存在某种强烈的修正主义宣传元素，但即便是当时的证据也表明人们普遍认为殉难行为伴有某种精神麻醉的心态。有些基督徒将自己视为运动员，要在竞技场上击败撒旦，而光荣的殉道就是一种胜利形式。基督教会在全国各地散播这些可怕的殉道故事，并在基督徒的集会上大加传颂。迫害行动非但没有摧毁基督教会，反而令它愈发强大起来。

公元303年2月23日，戴克里先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大迫害运动”，他下令捣毁基督教经文著作，查禁礼拜用书，拆除帝国境内各处的崇拜场所。基督徒同时还丧失了法律权利。信教的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以及其他精英团体均被褫夺了头衔和职位，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当时的基督教已经在帝国贵族当中展开了内部侵蚀，事实上戴克里先自己的妻子普利斯卡就是一名基督徒。戴克里先意欲通过振兴传统宗教活动的方法来重塑罗马美德，就恰如奥古斯都在三个世纪之前所做过的那样。戴克里先和“四帝”当中的其余几位都将帝国的福祉安康与百姓对传统诸神的持续敬拜紧密地挂钩起来，也正是缘于此等原因，任何一种威胁帝国安危的宗教都是大逆不道的。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们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来对付基督徒，并转而引入一套更为严酷的法律体系，而后他们又用实行特赦的方法中断，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均无法阻止基督教的崛起。

后来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罗马帝国漫长历史里的一个重大事件爆发了。“四帝”之中两位敌对皇帝的军队在罗马的米尔维安桥展开厮杀。战争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君士坦丁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其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则掉入台伯河里淹死了，他被自己沉重的铠甲拖了下去。这场战争标志着由戴克里先创立的“四帝共治”体系开始走向终结，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异军突起，成为罗马世界的唯一主宰。不过在这一切之中真正具有纪念意义的是，君士坦丁将会主导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宗教改革。米尔维安桥之战将一改教会与帝国此前的对抗形势，会被世人宣告为双方力量天平倾斜的转折点。

君士坦丁和将士们在取得战争决定性胜利之前望见天空中有十字架的图案，之后君士坦丁宣称自己已信了基督教。然而也有人说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日晕而已。但当时的基督徒们很自信地认为这就是上帝支持君士坦丁的迹象，而君士坦丁是第一位值得让基督教世界“泄露天机”的皇帝。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下了一道赦免诏书，最终授予了全境的基督徒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并恢复了此前被没收的财物和属于教会的资产。公元325年，随着持久内战的结束，君士坦丁掌控了全国。皇帝慷慨地赠予土地和资金，投射大量的影响力，此时基督教会的命运似乎已经完成了极大的转变。

在罗马，一系列宏伟壮丽、美轮美奂的教堂纷纷拔地而起，这对基督教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相传首位主教就是圣彼得。基督教的主教如今已被纳入皇帝的核心幕僚圈了。他们的影响力可以从君士坦丁发起的大量道德和宗教改革之中窥见一斑。神职人员从繁重的公务中被解放了出来，而主教们则被赐予了司法特权。反对通奸和鼓励婚姻的法条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基督教对其他信仰及活动的零容忍性也开始被人察觉，一部分受人尊崇的异教神庙均被关闭，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指责其进行不道德的活动，特别是那些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祭典有关的。此外，另有其他法律禁止了法术、占卜和某些杀生祭祀活动。

为什么君士坦丁会突然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但对于基督徒而言答案是清楚明了的：皇帝是一位真正的信徒。在政治上利用教徒人气以作为权宜之计的想法当然是可以排除掉的，因为时至公元312年罗马帝国人口当中基督徒只占了不到10%，大多数人并不来自任何强大的宗教势力阶层。然而问题是君士坦丁一直等到临终前才接受了洗礼，要说他迫切想成为真正教徒的说法恐怕是很难站住脚的。我们没有决定性证据来表明君士坦丁到底是一个真心虔诚的人还是一位世故的权术家。考虑到君士坦丁个人对信仰的那份虔诚之心曾经在许多不同的神灵之间飞快地转换过，那么此人长期对基督教保持兴趣倒是令人颇感惊讶，不过相比之下我们也许更容易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君士坦丁摧毁了精心构筑的“四帝共治”体系并用独霸天下的统治模式取而代之，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来说，基督教的那种决不妥协的一神论观点势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此后将会是一个皇帝、一位神灵的时代。在成为帝国全境唯一主宰之后，君士坦丁很快就发表了一场演说，将一神论与在天堂和凡间的多神论相比较，他如是坦陈其危害：

君主制绝对远胜过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因为与其截然相反的民主平权事实上只不过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两个、三个或更多。

基督教会虽然之前曾尖锐抨击世俗帝国，但他们显然非常善于适应这大幅提升的全新环境。教会的领袖们十分乐意宣称君士坦丁的统治是由神灵所授，就好像一种合作关系已经由上天促成，或至少说是受上天首肯的。

然而基督教会和罗马国家新建立起来的这些联系立刻就面临了压力。人们很快就清楚地发现，基督教在君士坦丁身上的影响是有限的。皇帝愿意向教会撒下大把金钱和资源，但任何可能松懈其权力掌控的做法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一点从帝王崇拜一事上就很能说明问题，君士坦丁似乎仍然认定这种传统宗教是十分有用的，全然不顾异教信仰与基督教核心原则相悖这一事实。公元4世纪3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的统治期渐入尾声，他批准了一项来自意大利城镇西斯佩伦的公民诉求，允许百姓以他本人和皇族的名义建造一座神庙，但附加了重要的条件，即不允许在里面进行杀生祭祀活动。这是典型的君士坦丁式胡闹，一方面设法不过分疏远任何人，另一方面推动一项将自身领导权最大化的事业。如此一来，当地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而基督教会则获得了在禁止祭祀方面的满足。这是一项持久的妥协方案，当考古学家在晚期异教神庙和圣殿里开展工作时，他们经常会在朝拜对象周围找到破碎的蛋壳，最后一批多神信仰者以此类独创性的做法来为他们的神灵献上一场没有血腥的杀生祭祀。

基督教会内部持续的争吵是君士坦丁与基督徒之间紧张关系的最大来源。不消多久君士坦丁就会意识到那些看似也许隐蔽模糊的神学观点对于他的新盟友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广大的基督教社群当中，就正统信仰的构成要素问题似乎完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圣父、圣子和圣灵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有层级的分别个体，人们对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君士坦丁将自己视为上帝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凡间代表，他决心要对这场喧闹纷争做一个了结，于是他命令各大主教务必找到一种妥协方案。公元325年，他召集举行了尼西亚会议，大会达成一项决议，几乎所有的主教都签字承认了。但假如君士坦丁以为教义的暗斗就此终结的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转眼间，诸多派别没有一个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的，帝王的干预不仅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而且还极大地抬升了基督教教义争论的价码，辩论双方都渴望借用帝国的法律条文及其通常严酷的惩罚来彼此攻讦。同样严重的是，凡是在帝国法律体系内行将失败的人均会逐渐心生怨恨，将其视为皇帝对宗教事务的非法入侵。

基督教会与罗马国家之间的紧张态势经由几十年的激化最终于公元4世纪80年代达到了危机的爆发顶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竟然是发生在两位最虔诚的基督徒皇帝，即格拉提安与狄奥多西的统治期间。而基督教阵营最主要的推手是米兰主教安波罗修，他是一位非凡卓越的人，经历了成功的议员和城市地方长官的事业生涯之后，于晚年加入到基督教会的层级体系中。此人精力充沛、博学睿智，而且毫不惧怕与帝王讨价还价。毕竟，他曾经担任过某位帝王的老师。安波罗修坚信基督教会才是上帝在凡间的高级代表，而非罗马皇帝。假如皇帝在未经教会领袖明确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干预教会事务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僭越自己的职权范围。然而即便在管辖范围之内，皇帝的行为也应当严格受限，仅能够运用世俗法律来落实教会的决策。以往的帝王常常一时兴起就干涉教会事务，而安波罗修的此等论调显然会将自己与皇帝对立起来，主教与皇帝之间力量对决的公开舞台就在帝国的皇城米兰。

第一回合：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母亲贾斯蒂娜是一位阿里乌斯派信徒，属于基督教一个支派的追随者，该派别没有赢得尼西亚会议的胜利，不过存续了下来并在这中间的几十年里数度兴盛。皇帝要求安波罗修将他手上的教堂拿出一座来让予阿里乌斯派，但被对方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于是瓦伦提尼安调动军队前来。安波罗修没被吓倒，他将自己和教众都锁在教堂里，形成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对峙局面。帝国的官员们纷纷赶到现场，试图打破僵局，但安波罗修立场坚定，孤注一掷，他猛然抬高对战的筹码，奋力地打出那张基督徒惯用的牌：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宫殿属于皇帝，而教堂则属于主教。你被赋予的权威只能用在公共世俗建筑方面，而不是宗教建筑。

在这种明确直白的警告面前，瓦伦提尼安的立场显然动摇了，其风险不仅是与教会一刀两断，而且还同上帝本人断绝关系。瓦伦提尼安先是有所犹豫，而后便下令撤军。今后在安波罗修主持的米兰将不会有阿里乌斯派的教堂。

第二回合：安波罗修不仅意志坚定而且狡猾老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瓦伦提尼安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松松垮垮地掌握着他的帝国王朝，永远都不是安波罗修那种人的对手。而统治帝国东半部分的狄奥多西却非等闲之辈。此人精明强干，是极具天赋的管理者和军人，同时又以虔诚的基督信仰而著称。这两个令人敬畏的角色之间的碰撞将会是基督教早期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对战。公元390年，狄奥多西派驻在帖撒罗尼迦的指挥官被当地的一伙暴民以私刑处死，于是他下令对帖撒罗尼迦施行大屠杀，6000人被以观看比赛的借口诱骗至竞技场。他们一到那里便即刻惨遭屠戮。虽然不可否认此举的残暴性，但流程公开合规，是针对公众秩序的结案。其处理的严厉程度常常被后世皇帝们习惯性地用来控制不安分的臣民。然而令此事与众不同的是，帖撒罗尼迦是一座基督徒占多数的城市，尽管该案完全不在安波罗修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还是感觉自己必须有所回应才是。安波罗修将皇帝本人从基督徒的队伍当中开除了出去。这也许是罗马皇帝和基督主教之间最骇人听闻的对抗，安波罗修居然公开拒绝为狄奥多西操办圣礼圣事，甚至还禁止他加入教堂会众。

安波罗修是个聪明的内行老手，知道要给他的皇家主子开一道门，永久的分裂毕竟对谁都没有好处。在一封写给狄奥多西的信中，安波罗修温和地建议说，嗔怒乃是一种心灵之症，唯有基督教的忏悔和苦修方能治愈。这一观点被对方接受了，在之后数月里，米兰的公民们将会目睹皇帝本人异常壮观的一幕：罗马世界最强大、最可怕的人居然脱下皇袍，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皇帝全心全意地悔过，心存感激之情，遂被教会重新接纳。然而即便到了此等地步，安波罗修仍确保每个公民都明白当初君士坦丁那种皇帝为上帝代言的模式已经宣告结束：

他（狄奥多西）撕扯头发，猛敲脑袋，眼泪打湿了地面，祈祷恳求上帝的宽恕。当轮到他将供物带上圣坛之时，狄奥多西一边始终悲泣着，一边站起身子走近那块神圣的位置。然而强势的安波罗修再一次叮嘱他注意分辨场所，安波罗修说道：“阁下，圣殿之所仅供教士使用，对其余人等皆不开放，请你移步，站到众人所站的地方。紫袍能让你做皇帝，但做不了神父。”

皇帝或许是凡间最有权势的人，但在上帝的宗教场所里，他只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教众罢了。安波罗修针对皇权的著名胜利将会被新一代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添砖加瓦，他们欲急切地重新思考自身与罗马国家乃至整个凡间世界的关系。在这些神学家当中有一位极具天赋的人物，他确实可算作早期基督教会里最为睿智的大儒，而此人正是由安波罗修在米兰亲手洗礼的。

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塔迦斯特镇的一户中等富裕家庭。他的人生道路承袭了之前历代行省才俊的步伐：在首府迦太基接受良好教育，随后到米兰取得一个教授修辞学的好职位。奥古斯丁早年曾有一段时间对摩尼教感兴趣，那是一种来自叙利亚的禁忌宗教。不过在米兰的时候他拜倒于安波罗修的魅力之下，经过洗礼之后，奥古斯丁决定放弃前程似锦的职业生涯，返回北非投身于基督教会。这一决定将永远改变他自身的生活及西方基督教世界。

受圣安东尼榜样力量的启发，奥古斯丁想在塔迦斯特的一个基督徒小社群里悄无声息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充满僧侣式的简朴作风与冥想沉思。这是有意识的遁世之举，即远离这片尘世与曾经热切追逐的社会舞台。然而此等状况并不长久，奥古斯丁在返回非洲多年之后，造访了希坡。那是一座拥有庞大基督教社群的繁忙港口城市。早期基督教会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众多领头的神学家最终都会成为现实世界中某个小城镇的主教，虽然希坡并非什么穷乡僻壤，但对于像奥古斯丁这类曾在迦太基和米兰生活工作过的人而言，希坡仍然太过偏远了。最初有人请他去当希坡主教时，奥古斯丁是相当不情愿的。事实上他几乎是被教众们“挟持”过去的，他们觉得奥古斯丁是个值得紧紧抓牢的抢手货。不久之后奥古斯丁即在教堂开展布道，运用了曾经让他在罗马和米兰声名鹊起的全部技巧与手段。每个星期天，希坡的基督徒们都会一次站立两个小时以上，他们均被这位演讲巨星的话语所迷住。当老主教去世时，由谁来继承他的位子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在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仅十年之后，他便被人神圣地奉为希坡的主教了。

这份工作并非在海边沉睡小镇的舒适闲职，希坡就如同北非大多数地方一样，正处于奥古斯丁的天主教徒与多纳图派信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之中。多纳图派是一个信仰严苛的基督教宗派，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公元3世纪大迫害时期大量北非殉道者的真正后裔。双方的争斗不仅局限于口诛笔伐，还有宗派间动真格的暴力威胁。每当奥古斯丁访问远在自己教区之外的地方时，他总是很害怕会被人施以私刑，对此他常常抱怨不已。虽说这样的争斗足以让奥古斯丁忙碌不暇，但前方即将来临的挑战才令他名垂青史。

公元410年夏末时节，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至希坡，罗马竟然陷落于阿拉里克国王及其西哥特军队之手。近些年来罗马已经抵挡住了两波围城，但公元410年8月西哥特人第三次卷土重来，到了该月24日，奴隶们打开了城门，日耳曼军队遂如潮水般侵入，随后便是整整三天的洗劫，罗马许多最精美的建筑都被捣毁了。伟大的奥古斯都的陵墓惨遭洗劫，埋葬起来的骨灰瓮被打翻，皇帝们的骨灰散落在大街上。接下来的数月里，希坡到处充斥着来自罗马的难民，他们的心灵皆因城市陷落而深受创伤，许多人仰天长叹：为什么？为什么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在历经800年后居然最终落入蛮族军队之手？难民当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然而甚至在他们中间也有某些人开始猜测，20多年前皇帝狄奥多西褫夺异教的做法会不会跟今天这场骇人听闻的事件存在某种联系。

这一说法在奥古斯丁看来简直卑鄙可恶，教人怒不可遏。于是他积极展开行动，拿起笔一头扎进论战之中。奥古斯丁撰写了一篇檄文，猛烈抨击罗马神话与传奇，并编著了一部站在基督教角度、与传说相对立的城市历史，毫无禁忌地描绘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从当初善良的建城者到奥古斯丁时代那些颓废、自私、金钱至上的公民。奥古斯丁坚称，假如罗马崩溃，那也是它命该如此。他向罗马献上了致命的最后一击，诋毁罗马热切追求的根本理念，而实际上那也是古代世界所有伟大文明都渴望的理想。“俗世之城”均注定风雨飘摇并最终崩塌，因为它们都出自堕落的人类之手。

奥古斯丁耗费了13年的光阴才完成了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他认为文明的构筑十分脆弱，其评价之消极可谓无出其右者。对奥古斯丁而言，在世俗之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目的和意义，只有上帝之城才会为人类提供这些精神要素，而它们只有在人死后才能触及得到。在荣耀的解脱之前，正直的信徒在堕落的人类世界里应如“朝圣者”般行为处事，充分利用文明所给予的和平与安宁，但切记不要错误地以为这是什么坚不可摧或经久不衰的实质性事物。善男信女们只是人世间的匆匆过客，文明所创造的科技、文化和政治成就只不过是通向上帝之城的踏脚石，引领人们走向更伟大的荣光。

然而在奥古斯丁毫不妥协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真相，那就是罗马帝国仍旧十分重要，甚至对那些雄辩的诋毁者而言亦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能战胜多纳图派信徒及其他基督教对手，其原因不仅仅是奥古斯丁写的那些信件、布道辞和论述所形成的“密集攻击”，同时也是帝国法律体系的实施结果——国家依法关闭了那些宗派的教堂，封杀了他们的神职人员并对其教众进行了罚款。其实奥古斯丁和他的非洲主教同僚们都在幕后大花力气，他们游说帝国官员，据说还贿赂过不少人。

像奥古斯丁这样的杰出人物似乎不可能意识不到一个萦绕他著作的巨大悖论。他在《上帝之城》中所运用的雄辩术和推理术是如此威力强大，但它们并非研读《圣经》的成果，而是源于当年那套极为昂贵的教育，而在那里头恰恰充斥着奥古斯丁竭力诋毁的经典文化。如此看来，这简直是一幕大师级的“恩将仇报”。

当奥古斯丁憧憬天国时，他其实是以俗世之城为蓝本来展开联想的，这一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城市文明所具有的持久关联性，而这种文明已统治了近东和地中海地区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