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大地上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加剧了老百姓生活的动荡。这年春天,一场罕见的鼠疫横扫满洲(今东北地区),3个月里死了5万人。肆虐的洪水吞噬了中国的中部省份。虽然长江流域和黄河河谷地带水灾频发,但1910至1911年的两大干流的洪水是40年不遇的,非常严重。长江洪水泛滥,在离入海口还有250英里的江面竟然宽达40英里,安徽、江苏、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洪水吞没,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的鱼米之乡、富庶的安徽和江苏可谓灾害连年,这是两省的农作物在5年内第三次被毁。去年洪水肆虐的地方,可怕的饥荒和瘟疫横行,真可谓是哀鸿遍地、尸横遍野。与这三个省份临近的山东、浙江、江西和湖北等地也遭了灾,有的地方是洪涝,有的地方是旱灾。粗略统计,以上7个省份约有60万个家庭受灾,大约300万人陷于饥馑,处于垂死的边缘。
受灾中国人民
清政府的官员们,却不顾人民死活,依旧生活奢华,不但救济措施虚弱无力,甚至照样贪污各种慈善团体和其他省份提供的救济品,哪怕是外国慈善团体的援助物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彻底绝望了。有迷信的人传言:上天将会发怒,清政府应该受到惩罚。在民众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一点儿愤怒的火星轻易就能点燃燎原的反叛大火。
清朝官员
然而,在布朗看来,以上的原因只是革命发生的背景,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惊人的巨变。换句话说,以上原因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
布朗认为,更大的原因在于,偌大的中国不是被居住人口占主体地位的汉人统治,而是被来自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满人统治着。满人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态度专横跋扈。满人会尽可能地与汉人隔离开来,只要人数够多,他们就住在高墙环绕的城市中,或聚居于城市的部分特定地区。每个八旗子弟都有政府的俸禄,不过他们要登记,因为作为“旗人”,随时可能要服兵役。
清朝统治者最初的想法是让庞大的汉族臣民供养少数的满人,而满人将作为世袭的军人,除了操练、打仗之外,不必为生计发愁,以保持八旗强大的战斗力,威慑敢于造反的王朝境内的其他部族的臣民。可是这种以提供“养尊处优”生活条件来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的方法,很快就行不通了。政权掌握在满人手中,有庞大的收入供他们挥霍,有丰厚的职位让他们挑选,有臣服的汉人供他们驱使,满人自游牧时代一直保持的那种好战的英勇逐渐消退了。权力、安逸和自我放纵腐蚀了满人的身体,让他们道德堕落。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满人当中除了少数的例外之人,比如湖广总督端方还比较引人注目外,满族统治者在整体上既狭隘自私又反动腐败。由于满族只占中国庞大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他们不再孔武有力,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驾驭。能让汉人这个强大的民族卑躬屈膝,自认仆人,忍耐数百年,真是奇迹。只有考虑到汉人整体上的温和的民族性,以及懒散的满人留给汉族士绅掌管的地方的自治空间(当然了,汉人要上缴巨额的税收款项),才可以理解这一点。
端方
《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作者 阿瑟·贾德森·布朗 著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著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 季我努 国内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