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形体改变与其他阶段不同,这两次改变就是:变隶和简化。变隶和简化都是为了让汉字更便于应用。但是,二者所采取的革新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自下而上,后者则是自上而下。变隶就是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非形式上的突变或者是人工干预的强制性改变。
通过下图若干汉字的变隶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变化的连续性。
隶变示例(参1)
变隶发生的原因是形体存在与大众使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凸显使得汉字形体不得不朝着大众期望的方向演进。当时的大篆给书写带来了极大不便,大篆形体结构复杂,有些笔顺也是有悖于书写习惯,线条上也缺乏一定的节奏,缺乏明显的间隔停顿。大篆这些缺点给书写者造成极大的不便,难以高效快捷地书写使用。
吴大澂《大篆楹联》选图
大篆又称"籀文",通行于西周晚期的文字,后来为秦所承袭。与其他六国文字相比,秦所用大篆确实更加复杂,象形的成分依然较多。这种复杂的文字形体与秦国日益强盛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特别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综合国力愈加壮大,法律条文的颁布及向新征服领地的不断推广,普通百姓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文字的使用频率。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必然导致当时文字书写上的变革,以适应教育的普及和法律条文的抄写宣传。
商鞅变法(参2)
在这种大背景下,大篆被隶书慢慢取代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隶书具有书写便捷、结构简单、笔画平直等特点,当然会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
隶书
关于“隶书”这一名称也比较有争议,传说认为“隶书”得名于程邈的官职。程邈为秦代书法家,做过"胥吏",是"隶"中掌管文书的芝麻小官,他创制了这种书体,故称"隶书"。后来,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入狱,入狱之后他整理了3000个字禀奏给秦始皇,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因此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还封他为御史。当然,这只是关于"隶书"的传说,隶书的产生和出现绝非他一人的功劳,他可能在整理和定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这样说隶书: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
《汉书艺文志》中说:"秦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序》中也有记载:"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
由此可知,隶书被广泛采用就是因为其形体便于书写记录。从文献和命名来看,"隶书"最初的来源应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所使用的书体,官府及其他上层统治者则以篆书为书写形体。古时把沦为奴隶和从事繁重劳役的人称为"隶人",地位低下者也以此称之。这种书写形体广泛使用于社会下层,称之为"隶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隶书的出现和广泛流行堪称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
与"变隶"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件汉字变革事件则是近代的汉字简化。汉字简化与"变隶"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其变革的方式和途径则是天壤之别。隶变是潜移默化,由下及上,以民间固有的形体变革推动整个汉字书写体系的变化,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工作。简化则显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采取了由上及下的行政推广模式,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大批汉字的形体构造变革。当然,二者变革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变隶" 的重要工作在于变圆转笔画为平直笔画,把象形笔画化,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形体。简化则是对汉字笔画的缩减,对书写形体没有影响。可以说,"变隶"是大众的功劳,简化是专家的功劳。
汉字简化工作开展时招募不少语言文字专家,这些专家为简化汉字下了不少功夫,搜罗文献,对比古文字形体,确立字形。他们从居延汉简里找到了简化了的"车",从金文中找到了笔画较少的"万",从草书中找到了"书"。
繁体字与简体字
汉字简化工作意义重大,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为后来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字简化作为短时间完成内的工作难免出现问题,一直为大家诟病的"爱无心"、"亲不见"就是典型的例子。汉字简化至二简就踩了急刹车,也阻止了汉字朝着"胡乱简化"的方向发展。
二简字表
目前我国仍是简繁并存的局面,港澳台仍使用繁体字,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一国两字"的局面恐将长期共存下去。
参考文献:
1.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2009.03。
2.杨新华,钟银珍编,《商鞅变法》,金盾出版社 , 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