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一方面受到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与打击，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近代学说理论与观念的影响，而使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学说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此前只有儒、释、道三种思想学说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形成的认识所不能比拟的。在老学研究上，清末的严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对西学的学习与了解，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因此成为当时在西学传播上有着最大影响的人物。严复著有《老子道德经评点》[1]，在其中他凭借着自己对于西学的了解而对《老子》思想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家，其重要性，不在于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或有过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在于他全面地把西方近代思想介绍到中国，这对当时及其后不久的中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曾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2]，能获得毛泽东的如此高度评价，足见严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不过，到今天再来看，则严复和孙中山二人更具代表性。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严复的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这一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大概除了古代的佛经大量翻译之外，是再也不曾出现过的输入外来文化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从今天来看，其意义相当重要。对比起来，佛经的大量翻译，在思想上的影响，不曾对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根本上的冲击和威胁。而严复的翻译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思想，产生了极为巨大而深远的震动，甚至使那些顽固坚持旧思想旧文化的人感到了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威胁。这种震动和威胁，更因为伴随着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失败所造成的震动，而显得意义非常，令人难忘。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动与贡献，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3]，解放以后的研究更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翻译与介绍西方著作与思想上，而对于他在当时所从事的《老子》研究及其关于《老子》思想的评论则注意不够[4]。其实，严复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如史华兹所说的，在严复的思想中，并没有截然划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对立物[5]。严复一直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对应点或相通点，这种思想在他翻译《天演论》时就已经在“自序”中充分表达出来了[6]。所以，在他翻译西方著作的最紧要时刻，却专门抽出时间写出了关于《老子》的评点，后来又专门写出了关于《庄子》的评点[7]，这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他当时的主要的思想活动有着紧密关系的研究。

[1] 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光绪三十一年（1903）日本排印本，据严灵峰《老子集成》丛书所收。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3]严复生前就有人在《民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述严氏的思想与学说，其后直到四十年代，研究论文一直不断，比较重要的有1940年周振甫先生的《严复思想述评》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4]在论文方面，只有严仲仪、艾力农、杨达常的三篇论文，在专门的著作中，有欧阳哲生《严复评传》中的一节，和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严复与西方》中的一节。对史氏的研究，本章下面将专门进行评述

[5][美]本杰明•史华兹：《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6]严复译《天演论》“自序”，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

[7]《老子评点》写于1903至1904年间，严复翻译西方著作也集中在这一时期，如1902年译约翰•穆勒《名学》，始译孟德斯鸠《法意》，1906年译完，1903年修改《群己权界论》，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关于《庄子评点》的时间，按商务印书馆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所附的《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是在1916年“手批《庄子》”，而据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第四册所附曾克耑《庄子评点》序的落款为“癸巳秋九月”，则为1893年。此从《年表》的说法。

严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