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1937年12月1日至1946年4月23日期间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美、英、荷开战；1945月15日，颁布诏书；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马英九先生重庆行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这是一座纪念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本侵略的博物馆，也是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座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展品，记录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艰苦斗争和英勇表现。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奋斗，体现了民族的自豪和坚定，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马英九先生于4月3日星期一上午搭机前往重庆，这次的行程的重点之一是参观位于南岸区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一座纪念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传承抗战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马英九先生的即将到来信息引起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他们提前在博物馆门口迎接并引导马英九先生一行人参观。

博物馆收藏了与中国抵抗运动有关的文物、照片和文件，包括武器、制服和与日作战的士兵的个人物品。

马英九

马英九先生大陆访问期间，马英九对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牺牲表示钦佩。他还强调了铭记历史和吸取过去教训以确保和平未来的重要性。

该馆展示了重庆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性，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的韧性和决心。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保存和推广战争记忆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所做的努力。

总的来说，马英九参观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是一次有意义的教育经历，有助于加深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它也提醒人们台湾和中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观。

重庆国民政府（1937年12月1日——1946年4月23日）

重庆国民政府旧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南北的大都市，如北平、上海先后沦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已经岌岌可危。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点明了“迁都”的意义：“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经济中心、军工生产中心以及科教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最希望夺取的中国城市。

　　十四年抗战中，重庆虽然遭受长达5年多的恐怖大轰炸，但是日军地面部队从未接近重庆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	7/7 日军在北平近郊卢沟桥寻衅，炮击宛平城;我守军奋起抵抗，揭开全民抗战序幕。史称「七七事变」。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3/29 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并一致选举蒋中正先生为总裁。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7/6 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在汉口开幕。
民国27年(西元1938年)	7/9 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委员长兼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民国29年(西元1940年)	4/1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民国30年(西元1941年)	2/10 蒋委员长宣布战后收复台湾，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
民国30年(西元1941年)	12/8 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正式对日宣战。
民国32年(西元1943年)	10/10 蒋中正先生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民国34年(西元1945年)	8/14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同日，我国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

重庆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事件：抗日战争：在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民奋力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国民政府在重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了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为最终获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重庆谈判：1945年，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代表在重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谈判，讨论了日本战后的和平条约、返还中国领土和赔款等问题。这场谈判为日本在战后的处理奠定了基础。重庆大轰炸：在重庆国民政府时期，日本空军曾多次对重庆进行轰炸，其中以1941年6月5日至6月6日的"重庆大轰炸"最为严重，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方政府迁往重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一些地方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如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行政机关和军队，以及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所属的一些机构和学校等。这些机构的迁往对重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重庆三峡水利工程：在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府启动了三峡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这个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了中国的一张名片。

总的来说，在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简单的陪都—— 抗战期间的重庆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日本所开出不平等和平条约，全面性战争因此爆发。

战争初期，由于日军取得制空权战略优势，成功于中国境内实行战略轰炸，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在短时间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中国政府被迫撤离南京迁到武汉，然后再退守重庆“大后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

重庆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2月1日至1945年8月15日）在重庆设立的临时政府，之后因为国共内战，继续存在直到1946年4月23日解散。

在这段时期内，重庆成为了中华民国政府的行政、军事、外交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后方。

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包括调集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领导了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许多战役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也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重庆国民政府的存在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政治腐败、内部分裂、经济困难等。

　　天时地利的陪都

　　1940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正式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在这份命令中，也提到了重庆作为陪都的一些有利条件，如“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顽固西南，控扼双江，尤为国家重镇。

国民政府

　　从宋末元初开始，要攻击重庆有五种路线。首先是从陕西越秦岭，走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向南直达重庆。第二个选择，是逆长江而上，经宜昌等地，一路走水路抵达重庆。第三则是走湘西入贵州，再抵达重庆。第四种选择，是走衡阳一路，先夺取广西，再入贵州和云南，包抄重庆。最后一个选择，就是从云南出发，先占领成都，再经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重庆。

　　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日军的攻击，基本围绕以上五种路线进行。但是由于重庆深居西南群山之中，每一条路线，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顺河作战，都有大量可供坚守的天险，加上中国军队不惜代价，死守各锁钥要点，日军最终没能接近重庆。

　　在抗战开始后，日军曾图谋占领陕西，但是面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胡宗南掌握的重兵集团，凭借黄河和黄土高原建立的坚固防御，日军始终不能放手经由蜀道向川渝进攻。

在长江方向上，中国海军和陆军沿江节节抗击，虽然在1940年5月丢失了宜昌，但是日军始终不能顺江而上。尤其是1943年5月至6月进行的石牌保卫战，15万中国军队依托石牌要塞，痛击妄图越峡西进的日军，创造了抗战中少有的大胜。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此战之后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石牌要塞

1943年日军围攻石牌要塞，也是抗战期间日军对重庆威胁最大的一次进攻。第三、第四两条路线，都要经过湖南和贵州，这两个省份的自然条件均是利守不利攻，而且民风彪悍，抗战意志强烈，特别是贵州，号称地无三尺平，特别限制在进攻中极度依赖重装备的日军发挥战力或者展开快速迂回包抄。因此在抗战期间，虽然围绕长沙、衡阳等地进行了多次惨烈的会战，中国方面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是日军的进攻能力也被逐渐耗尽，直到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举占领洛阳、衡阳、桂林等中国军队坚守多年的要冲，却再也无力向重庆扩展进攻，而是满足于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日军曾险些攻占怒江上的交通枢纽惠通桥，但由于中国方面及时将桥炸毁，得以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住怒江防线。由于重庆周边的天险众多，加上中国军队因地制宜，据险坚守，日军从五个方向上全都无法对重庆形成有效的威胁，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丧心病狂地使用恐怖轰炸方式，试图瓦解大西南军民的抗战意志，甚至试图通过空中入侵，毁灭重庆。

　　重庆抗日战争中坚持不倒的城市

　　1938年12月，日军首次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从1938年底到1943年8月，重庆共遭到218次恐怖轰炸，日军前后共出动战机9513架次，投下21593枚炸弹。整个重庆有11889名军民遇难，14100人负伤，17608栋房屋被毁。

重庆

　　1940年8月19日正午时分，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正在重庆街头拍摄一部有关中国抗战的纪录片。但是，街道的平静突然被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斯科特抬起头，看到城内各制高点上挂出了代表空袭警报的红色警报灯笼。此时斯科特身处的江北是重庆的工商业核心区，也是日军每次轰炸必然要重点袭击的地区。已经有了丰富防空经验的重庆百姓，一拨拨前往龙门码头，他们一边焦急地望着天空，期盼日机晚些到来，一边眺望码头，希望早些上船。

山城重庆

　　斯科特遭遇的，是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分3个攻击波次，8次对重庆核心区进行的恐怖大轰炸。

　从1939年开始，重庆进行了相当严格的灯火管制。当然，随着发电设备疏散和战损，从这时开始，重庆的大部分市民，甚至军工企业，都依赖桐油灯作为主要照明工具。

　　1939年5月，日机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在吸取1939年5月大轰炸的经验后，为了能够及时救灾，重庆市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组织民防队，每当空袭结束，工厂开工，商人开市，学校开课。而民防人员则穿梭在瓦砾和烟火中，救火救灾，抢救伤员，赶修设备。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临江河谷中的一大批兵工厂，甚至在日机临空的情况下，照常开工生产。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防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根源在于中日工业基础的巨大差距，有些则源于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缺乏足够的执行力。

1937年9月1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第6工作队正式成立，一面接受和破译日本航空兵的各种电文，一面搜集从日军基地到重庆沿线气象等方面的情报。从第6工作队建立开始，重庆防空体系拥有了“眼睛”和“耳朵”。1941年6月，由于日军有意识地延长空袭和防空警报时间，加上用作防空洞的大隧道在设计和建造中偷工减料，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1941年6月5日傍晚，日军再次采用“疲劳轰炸”战术，用小编队甚至单机乘夜色轮番袭扰重庆，并长时间在重庆上空流窜，致使防空司令部不敢结束防空警报。这样一来，数万重庆军民长时间挤在长达数千米的大隧道内，十几个小时无法出洞呼吸。洞内人员为了冲出洞外呼吸空气，在洞口造成了踩踏事故。窒息加上踩踏，整个大隧道中几乎无人生还，事后从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等三个出口，清理出上万具尸体。在1942年以后确实有所加强。第6工作队逐渐摸清了日军空袭集群的来袭路线，并测算出各段航程所需的时间，结合破译的电讯情报，指导防空司令部在重庆全城发布警报。当日机经过宜昌地区后，防空司令部在重庆全城发布空袭警报，并通知周边机场放飞所有截击机。1943年8月23日之后，日本轰炸机停止了对重庆的轰炸，此时重庆已经建立起比较可靠的防空预警和民防体系，普通市民也在防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重庆

大轰炸并没有毁灭重庆，更没能打败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但是，对于抗战期间的重庆百姓而言，大轰炸并不是最难熬的考验。

虽然战时重庆的生活并不容易，要抵抗日军的轰炸，要忍耐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飙升的物价，但抗日军民最终克服一切困难，保卫了重庆，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还都令》中对重庆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故能安度危艰，获致使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让我们一起铭记重庆抗日战争历史

了解日本的无耻恶行

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诏书（1941/12/8）（法庭证据1240号）

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诏书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美、英、荷开战。12月7日凌晨（日本时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并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纳粹德国与意大利也向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进一步延伸。法庭证据第1240号为日本昭和天皇对英美宣战诏书，盖有玉玺，并有东条英机、桥田邦彦、铃木贞一等日本内阁大臣署名。宣战诏书的内容美化日本侵略中国，推卸战争责任。

对美英宣战诏书

对美英宣战诏书

　　仰承天佑，保万世—系皇祚，践祚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汝忠诚勇武之众。　　

朕兹对美国及英国宣战。

朕之陆海将士宜勇敢奋战，朕之百官有司宜励精图治，朕之众庶宜各司其职。

亿兆黎民上下一心，举国家之总力，达成征战之目的，必期万无遗漏。　　

确保东亚之安定，以利世界和平，乃丕显皇祖考、丕承皇考之作述鸿猷，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

而与各国敦睦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帝国一贯之外交要义也。

今者不幸与美英两国肇启衅端，洵非得已，岂朕之所志也？　　

虽者，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搅乱东亚之和平。

帝国俾执干戈，兹已四年有余矣。所幸，国民政府更新，帝国与之缔结善邻之谊，且相互提携。而重庆之残存政权，怙恃美英庇荫，兄弟阋于墙而不悛。

美英两国则支援残存政权，助长东亚祸乱，假和平美名以逞其称霸东洋之野心，甚而勾结盟邦，于帝国周边增强军备，向我挑战。

且更百计妨碍帝国和平通商，遂竟断绝经济往来，严重威胁帝国之生存。

朕饬政府恢复事态和平，隐忍弥久。

然彼于我无丝毫互让之精神，徒迁延时日之解决，讵料近来益发加强经济军事威胁，欲使我方屈从其意。

苟如斯，帝国为东亚安定付出之经年努力，胥将付诸东流，国势亦濒于危殆矣。实逼处此，帝国为生存自卫计，惟蹶然而起，破除一切障碍，舍此之外更无他法。　　

皇祖皇宗神灵在上，赖汝众庶咸忠诚勇武，而期恢弘祖宗遗业，迅速戡定祸乱，以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保全之帝国光荣，实有厚望焉！裕仁昭和16年12月8日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国务大臣 铃木贞一农业大臣兼拓务大臣 井野硕哉厚生大臣 小泉亲彦司法大臣 岩村通世海军大臣 岛田繁太郎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递信大臣 寺岛健大藏大臣 贺屋兴宣商工大臣 岸信介铁道大臣 八田嘉明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

昭和14年（20年）1945月15日，在天皇在场的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颁布诏书。该剧本由首相铃木勘太郎签署。

次日中午，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无线电广播，并宣读内阁正式通知。

该通知告知公众，帝国已经做出决定，并宣布决心恢复民族尊严，警告不要进行内部斗争和轻率的盲目行动。

御诏书草案和内阁通知草案载于《弘文瑞书》（各种官方记录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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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

兹告尔等忠良之臣民，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

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之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并非朕之本志。

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朕之陆、海将士之勇战，朕之百官有司之奋勉，朕之一亿众庶之奉公，各自尽最大之努力，战局亦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况且，敌又使用残虐之新炸弹，频杀无辜，惨祸所及实难逆料。若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进而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何以谢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卒至命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之故也。

朕对始终与帝国共同为东亚解放而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惟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本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

然时运之所趋,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

兹得以护持国体，朕将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因感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等事，朕最戒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应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以期不后于世界之趋势。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御名御玺

昭和20年8月14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皇帝的人间宣言

1946年1月1日（昭和21年）颁布的诏书。在其中，昭和天皇否认了自己的神性，称天皇是活神 (akitsumikami) 是虚构的概念。这后来成为皇帝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垫脚石。同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回应这一诏书，高度赞赏天皇在日本国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人间宣言

朕ト爾等国民トノ間ノ紐帯ハ、終始相互ノ信頼ト敬愛トニ依リテ結バレ、単ナル神話ト伝説トニ依リテ生ゼルモノニ非ズ。天皇ヲ以テ現御神トシ、且日本国民ヲ以テ他ノ民族ニ優越セル民族ニシテ、延テ世界ヲ支配スベキ運命ヲ有ストノ架空ナル観念ニ基クモノニモ非ズ— 新日本建設に関する詔書より抜粋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由互相之信赖和敬爱所结成，而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生；也不是基于“认为天皇是现世神，同时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从而应当享有控制世界的命运”这种虚幻的概念。— 《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节选

新闻稿：麦克阿瑟将军在帝国诏令中看到自由主义

新闻稿：麦克阿瑟将军在帝国诏令中看到自由主义

日本天皇

总的来说，这三份文书都代表了二战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转折点。

日本的对美英宣战诏书标志着日本加入了二战，而天皇终战诏书则宣告了日本的战败和二战的结束。

而"天皇的人间宣言"则标志着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胜利。

这些文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更代表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理念，对于理解二战和国际关系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消灭日本军国主义

相信在重庆游览过程中，马英九先生会深深感受到那段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也会对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感到敬佩。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面对巨大压力和困难，却坚持不懈地抗击日寇，体现了民族的自豪和坚定。

目前在全球面临多样化的威胁和挑战的当今时代

跟着马英九先生一起重温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