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算是我国的古代一大发明,相传由唐代的“叶子牌”演变而来。明清时期,叶子牌演变为“马吊牌”。马吊牌经过演变,加入了将牌,故称马将(麻将),又叫麻雀牌。
“搓麻将”是许多人业余休闲的首选,没事呼朋引伴地摸上几把,可谓快哉!然而在民国时期的长沙,打麻将却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开端:麻将随妓女流入长沙光绪、宣统年间,麻将起源于江浙一带,后传到北京。1900年后,麻将风靡北京,并开始向内陆推广,开始在全国普及。
清朝时赌场内的情景
1912年5月编印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有:“麻雀牌,以竹头及骨为之。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即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
“严打”赌博: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在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黄赌毒泛滥成灾,许多的政府人员也参与到赌博这种活动中,甚至不少军阀嗜赌如命,为赌博之风在社会上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辫帅”张勋,山东督军张宗昌、奉系头目张作霖、桂系首领陆荣廷等,都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赌场无赖。
剧照
军阀们不仅自己好赌,通常还在自己的地盘大开赌禁,以期借由赌博来实现平衡收支、筹措军饷甚至中饱私囊,使本来就遏制不住的赌风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长沙也不例外。时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
基于如此过的弊端,长沙从1929年开始明确禁赌,1935年、1936年是打击赌博较严厉的年份之一。
报载:1935年2月4日至16日,在长沙城内共抓获1138名赌犯,并对彭积生、文进先、龙文廷、戴曾季、旷路里、刘发楷、曾长发等13名赌犯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等惩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2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获赌犯102名。
1935年、1936年,是民国时期打击赌博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两个口令均被破获。
北门司马里(西起蔡锷北路,北至三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安有喇叭用来送电报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拥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公务员军人一律死刑1939年2月,薛岳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10月初,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惨败。双方对峙于新墙河及汨罗江一线。
当时,湖南省政府已迁至邵阳设立行署,各厅处机关、学校也疏散到沅陵、芷江、衡阳、邵阳、耒阳、湘乡等地。
长沙是日军攻侵之要地,却仍处于一种繁荣的状况。市场繁荣,茶楼酒馆高朋满座,娱乐场所有电影、京剧、湘剧、花鼓戏仍在轮番上演。
民国时期官宦人家的小姐太太都热衷于“摸麻将”
慢慢地,疏散的机关又陆续迁回,杨湘纶袜厂、五福鞋厂等工厂仍然在生产,八角亭的绸缎商店,李文玉、佘太华的大金号,药王街的湛广兴颜料号,徐长兴、德园也恢复营业。
当时,政府的公务员一律穿着草绿色军装,失业的小商小贩也穿着绿色军装,似乎全民皆兵。但与战争气氛不相符的是,作为全省指挥中心的省会长沙却一片歌舞升平,牌赌风行。
公务员上班打牌,迟到早退,军人不守纪律参与赌博者比比皆是。银行、钱庄人员,通宵参与打牌赌博,市民聚众赌博抽头。
打牌赌博成了正当职业,输赢惊人。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输光不能生活,悬梁自缢、投江自尽者时有发生。
薛岳
薛岳知其情况后,严禁赌博。长沙市区内外及湘省所属各县区均已张贴布告: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决死刑,决不容情,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实施。
薛岳治政严厉,说到做到。自禁赌令公布后,省会赌风有所收敛,但仍有一二胆大者抱有侥幸心理。一次,湖南粮食管理局第二科科员谢铁成下班后,偷偷摸摸来到邻居家中打麻将,半夜12时被巡逻警察抓获,押至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收审。
第二天,长官部大礼堂即召开宣判大会,到会者1000多人。法官一心想救谢铁成。大会开始,军法官问谢铁成,你是什么时候脱离粮食管理局的,是请长假?谢铁成答:我昨天还在上班。军法官又问,谢铁成,你们打麻将是做游戏吧?谢铁成答道,是打钱的。军法官心一沉,没办法,救不了你了,该死!
结果大会宣判: 谢铁成身为公务员,违反长官严禁公务员赌博打牌命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铁成是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的侄儿,谢局长得知其情,悲痛成疾。此案轰动一时。
一命将了,二命又来。第二天,长沙南区警察分局在西湖桥破获一个赌坊,睹头闻讯逃跑,只抓获两名赌犯。分局办好报告,派两名警察押解赌犯至文艺路长官部军法处。两名警察押解两名赌犯经天心路时,赌犯将两个金戒指贿赂两个警察,还给每人10元银圆。
两个警察收受贿赂,将赌犯放了,怎么交差呢?二人到了浏城桥街头,看见两个叫花子坐在屋檐下,便将这两个叫花子拿下,讹诈说他们两人坐在那里赌钱。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两个“赌犯”押运到长官部军法处。
当天上午10点钟,军法官升堂,两个警察将叫花子押到大厅堂,两名叫花子倒地就拜,连声高喊冤枉。军法官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为什么赌博,从实说来。
第一个叫花子说:我叫任旭和,是沈阳人。第二个叫花子说:我叫王根生,是黑龙江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将我全家杀光,我一人逃到湖南找工做,但没工做,只好沿途求吃。我没饭吃怎么赌钱呢?
讲得痛哭流泪,旁听者莫不心痛。第一个叫花子又说:我家被日本鬼子烧光杀光,仅我与妹妹跑掉,我妹妹16岁,同我逃到汉口失散了,我在湖南没找到工做,每日沿街讨吃,身无分文,哪有钱赌博呢,真冤枉哪!军法官听了,说道,好,你们站在一旁。
军法官又传问南区分局两名警察,你叫什么姓名。甲警察答我叫胡连生,乙警察答我叫周树生。军法官乃严肃说道,你们报的赌犯与现在的赌犯姓名不符,从实讲来,免受皮肉之苦。
原来军法官已打电话给南区警察分局长骆振汉,叫他马上来文艺路长官部军法处。骆局长接电话后,即刻来到了大礼堂。两个警察见局长到来,两人双膝跪下,连呼请局长救命。
骆局长问甲乙两警察,为什么要放跑两名赌犯。甲乙警察答,赌犯已给了我们每人一个金戒指,又送了10元钱,我们两人不知刑律,故犯这一严重的错误,请上级体念我们无知,从轻处理。军法官厉声道,害人害己,私放赌犯,罪加一等,胡连生、周树生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然而,不论是19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直到1949年,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獗。还好,今天的麻将活动更多的是被人们当做一种娱乐消遣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