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岳麓韶阳
广州，别称番禺、楚庭、羊城、穗城。广州地处华南，南临南海，北回归线与珠江穿城而过，气候温暖湿润，四季繁花似锦，故又有“花城”之称。
广州，也是世界级的港口城市与贸易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重镇之一。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滨临南海，水网密布，岛屿星罗，出海水道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百年来，这里来往的船舶商贾络绎不绝，商埠云集，贸易兴隆，侨民众多，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广州，也是闻名遐迩的美食之都。广府美馔食材新鲜，烹饪考究，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在古代，广州的辖境一度囊括了以南海郡为中心的大半个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称南海郡，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分治交、广，广州之名首现。隋代为避杨广讳，一度改称番州，五代南汉以广州为都城，改称兴王府。自宋代以后，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怎样被中原王朝收入囊中，而两广之地又是怎样被分为两省的呢？请看本文道来。
上古：文明曙光与五羊传说
双肩石斧——南国的代表性石器
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先民，已经借助独木舟、竹筏等简易的航海工具，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与对周边陆地海岸线邻邦、海域岛屿的交流。远古时期极有可能长期存在着以西樵山为中心，规模与辐射范围都较为可观的物品交换，这是人类早期的贸易活动。而商业贸易正是长久以来广州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当人类文明逐步发展，国家应运而生。夏商之后，中原迎来了家天下的西周时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出现了一个新的顶峰。然而传说中此时的广州地区，却灾害连年，田地荒芜，粮食短缺，民众饥寒交迫，饿殍遍野。
忽一日，南海上空传来悠扬的天籁，祥光蔼蔼，瑞气纷纷，五位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彩祥云降临楚庭。而这五头仙羊的口内，都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质稻穗。仙人赠稻与广州，祝愿当地永保丰收。之后，仙人飞升而去，五头仙羊则化为石雕，留在了山坡之上。从此，广州成为岭南最为富饶的沃土，也因此有了“五羊城”、“羊城”、“穗城”的别称。
关于五羊降临的年代，有多种说法并存。其中周代说流传最广：一说在周夷王八年（前887年）；一说在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有一种说法晚至晋代——相传晋代，吴修任广州刺史时，有五仙人骑五色仙羊，驼载五谷降临州府厅堂。吴修遂绘五仙形象于厅堂之上以示祥瑞与纪念，并将广州称为“五仙城”。
广州人在五仙降临之地修筑五仙观，殿内立有五仙与五羊塑像。据《广州通志》所载，五仙观观址曾经历多次迁建，直至明洪武十年（1377年），布政使赵嗣坚于五仙观始建地附近的惠福西路坡山（现越秀区博物馆所在地）再建五仙观，观址延续至今。五仙观东侧有一巨大的红砂岩脚印状凹穴，人称“仙人拇迹”。明末清初番禺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载：
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
五仙观在明清两代，先后被冠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之名，并列入羊城八景。
五羊仙观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广州地区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上古先民的“广州梦”。千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将这美丽的憧憬变成了现实。
秦汉：南越割据与中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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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即五岭之南。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峻岭横亘于湘赣与两广之间，是进入岭南地区必须逾越的天险，也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岭南割据政权想要据险自守，中原王朝想要统一岭表，五岭及其各处关隘必定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从上古到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相对闭塞，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被称为“瘴疠之乡”。秦汉时期称福建及两广等地区为“百越”之地，其中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而南越族群内部又分为不同的部落，如广西一带的“西瓯”、越南一带的“骆越”等。
据学者研究，南越族群大致形成于西周至春秋之间，当时他们的文明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形态，仅有部分地区开始过渡到酋邦。
南越先民有着独特的风俗，他们剪发纹身、善舟习水、食蛇蛤蚌、迷信鸡卜，《淮南子·原道训》载：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包括岭南在内的百越之地真正被划入中国版图始于秦代。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领大军，兵分五路，围攻岭南：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淮南子·人间训》这五路大军分五个方向，或扼守险要，或进军岭南。西边两路，一路塞镡城之岭（今广西北部，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一路守九疑之塞（今湖南宁远县南部九嶷山）。东边两路，一路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县南部）；另一路结馀干之水（馀干之水是指从鄱阳湖流出的馀干水系，是连接闽越与江淮的水路要道，此一路旨在控制、攻占闽越）。有此东、西四路大军扼守各处险要，屠睢率领中路大军长驱直入，兵进番禺。
秦攻百越之战
战争伊始，南越诸部各由“君长”统领，互不统属，一盘散沙，装备精良的秦军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后因秦军主帅屠睢杀死西瓯部族首领译吁宋，引爆了秦军与越人之间的矛盾，民心未附的越人逃入深谷密林，依托主场地利及自身技能优势，昼伏夜出，向秦军发起了“丛林游击战”。后发制人的南越人大破秦军，秦军主帅屠睢也在西瓯人的夜袭中仆街，秦统一岭南之战遭受重挫。
同时因外围四路大军扼守要道造成交通不便，使得秦军的后勤补给也出现困难。屠睢的中路大军孤军深入又群龙无首，陷入绝境。秦军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转攻为守，战争由此进入对峙阶段。
为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公元前217年，秦朝命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灵渠。它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运河之一，与此前建成的都江堰、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灵渠凿成后，始皇帝于三十三年（前214年），派遣任嚣代屠睢之职，率领赵佗等楼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
卷土重来的秦军兵粮足备，他们采取了移民驻留、同化的战略，“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强迫他们跟随秦军南下，每占领一地便让部分移民留驻于此，稳定秦军后方的同时，也可作为后备部队。同时，任嚣与赵佗等人吸取了屠睢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比较怀柔的政策，对越人善加优抚。
这些策略成效显著，战局很快发生扭转，在历经四年的兵戈之后，岭南首次成为中原政权的正式领土。“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秦吞岭南后，在此设有三郡，贾谊《过秦论》中未曾提及的正是以番禺为中心的南海郡，这是广州地区成为地方首府的开端。
平定岭南后，任嚣任南海郡尉。在此期间，他主持修筑了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城池——番禺城，世称“任嚣城”。
番禺城得名于南海郡治番禺县，亦作“贲禺”、“蕃禺”、“鄱禺”等。一说因境内有番山、禺山而得名，后有学者提出“番禺”之初始本义为“岭外蕃邦蛮夷之地”。
任嚣主持修筑的番禺城规模不大，大致位于今仓边路以西一带，靠近甘溪水道。这里位于广州台地，地势平坦且高于四周平原地带，北靠越秀山，南临珠江水道，是理想的建城地址，后世的广州城都是在任嚣城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
其实在任嚣筑番禺城之前，广州城池的诞生尚有两种说法：一为楚庭说，一为南武城说。
《读史方舆纪要》引唐《通例》载：楚庭建于周夷王八年，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而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说楚庭始建于春秋周惠王时期，今广州越秀山上仍有清人所立“古之楚庭”牌坊。南武城据传建于战国时期，据《方舆纪要》引旧《图经》载，为越人公师隅主持修建，《吴越春秋》则说是吴王阖闾子孙避难到此所建。
岭南初定后，因南海郡天高皇帝远，秦皇为巩固统治，赋予了南海郡尉军事、政治、财务等方面高度的自主权，时称“东南一尉”，这也为后来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建国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中原动乱，秦王朝摇摇欲坠。病重弥留之际的任嚣将时任龙川令的心腹赵佗召回番禺城，托付后事。他嘱咐赵佗依托番禺城及岭南的有利地形，阖门自守，割据一方，静观天下之变。
赵佗是常山真定人，与后世的三国名将赵云同宗。他接任南海尉后，依照任嚣的嘱托，兴兵断绝了进入岭南的各处要路，又在北部边境陆续构筑了一套壁垒森严的军事防线，实现了“划岭而治”的目标。接着，赵佗清洗秦朝旧吏并出兵击并了桂林、象郡，将岭南三郡尽数收入囊中。
一切准备就绪后，赵佗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帝”，定都番禺，这是广州第一次升级成为割据政权的国都。赵佗在任嚣城的基础上，将城郭进一步扩建，形成了“周回十里”的都城。此次扩建奠定了广州历经2000余年不衰且城区中心位置基本不变的基础。
南越国雄踞天南
为巩固在岭南地区的统治，赵佗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和辑百越”。赵佗在充分尊重南越族风俗的基础上，适当地革除一些恃勇好战的习俗，并带头让汉族移民与南越族土著通婚。
同时，赵佗团结越人上层，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任命“越人之雄”吕嘉为丞相，并且让部分越人自治，封他们的首领为王，其中就包括被屠睢杀死的译吁宋的后代，赵佗封他为“西于（通‘瓯’）王”并领交趾郡。
这些举措为日后南越国在岭南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任吕嘉为相的举措，却也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种子。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一开始并不愿承认赵佗和他的南越国，而是将桂林、南海、象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以此来制衡长沙、南越两国的关系。
但此时北方匈奴未灭，诸侯王也十分强大，随着赵佗治下的南越国蒸蒸日上，刘邦意识到，只能对南越国采取比较怀柔的政策。当然，赵佗心里也明白，作为割据势力，也需要与北方的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换取生产、建设、发展所必须的商品和物资。
公元前196年，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国。赵佗对待中央使臣的态度前倨后恭，从一开始的避而不见，到初见时的傲慢无礼；但在能言善辩的陆贾为他陈说利害之后，赵佗被陆贾的“威仪文采”折服，话匣子也打开了。
双方就中央册封等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并达成了共识，赵佗接受了刘邦的册封，承诺“愚奉眀诏，长为藩臣”。谈话结束后，赵佗留陆贾宴饮数月，又赠金宝为他送行。
陆贾出使南越国打通了汉越的双边关系，此后数十年间，汉越两国的边境贸易往来不绝。中途的危机出现在吕后执政时期。
因吕后“别异蛮夷”，禁止商人向南越国输送铁器、牛马等物资，导致双方剑拔弩张，相互攻伐，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愤怒的赵佗再次公开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后，又重新派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再次结好南越。文帝诏书态度恳切，打动了赵佗，赵佗当即表示愿意向文帝称臣纳贡，在国内宣布“去帝制黄屋左纛”，并发誓再不称帝。
赵佗虽然作出了承诺，但事实上赵氏在南越国内部还是以皇帝自称。广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馆中，还陈列着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史料中多作赵胡）的金玺，上镌“文帝行玺”字样。
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因为赵佗太长寿了——据说活了103岁——儿子也被他熬死了，所以孙子成了第二代继承人。赵眜还效仿汉代帝王的丧葬风格，为自己定制了一套丝缕玉衣，出土后与文帝金玺一同陈列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中。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一代雄主赵佗去世之后，南越国江河日下。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荒淫无道，于公元前113年病逝，谥号“明王”。太子赵兴继位，其生母樛氏便成了太后。
樛氏是赵婴齐当年入质长安时娶的汉女，赵婴齐在位时被立为王后。这位樛太后是史书及文学作品中典型的“红颜祸水”，已是徐娘半老的她与汉武帝派来的使者安国少季发生了奸情。
此时的丞相吕嘉，掌控朝政大权已历三世，国内威望极高，心腹遍及内廷，他还曾劝赵婴齐立越女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太子。正因如此，樛太后对吕嘉颇为忌惮。她一方面意图削弱吕嘉的相权，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和儿子镇不住场子而导致国内动乱，于是力劝赵兴向汉武帝请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吕嘉屡次谏阻但赵兴不纳，于是吕嘉自此称病不朝。
樛太后恐吕嘉密谋作乱，于是摆下鸿门宴，欲借汉使之力除掉吕嘉。但她的姘夫安国少季等人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让吕嘉逃出生天。
丞相与太后势同水火，动乱一触即发，得到消息的汉武帝，认为赵兴与樛太后已经归顺，区区吕嘉不过癣疥之患，遂于公元前112年命韩千秋与樛太后之弟樛乐率2000兵马讨伐吕嘉。
然而汉武帝却低估了吕嘉的能量，孤注一掷的吕嘉与控制内廷守卫的弟弟里应外合，杀死了赵兴与樛太后，立赵建德为王；又以诱敌深入、瓮中捉鳖之计，全歼了韩千秋、樛乐率领的讨伐部队。自此，吕嘉依仗自身权势与五岭之险，公然与汉武帝的中央政府展开对峙。
以汉武帝的性格，当然不会容忍吕嘉独立。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准备，同年秋，汉武帝下诏征讨南越。
这次征讨的规模，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十分相似，也是五路大军，水陆并进。经过为期一年的惨烈战斗，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破了番禺石门，破城前杨仆放火烧城，以致雄峙岭南百年的番禺城一度遭到毁弃。弃城逃亡的吕嘉与末代南越王赵建德也很快被擒获，历经5世享国93年的南越国宣告灭亡。
这是岭南地区再次回归中原王朝，此后约300年间，岭南地区基本没有出现新的割据政权。
秦汉时期的岭南，经历了统一——割据——再统一的历程。中原王朝的统一与北方汉地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字、货币、劳动工具及其他制度。
先秦时代的南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货币也是最原始的贝类，秦统一岭南后，“半两”钱等铜币开始在岭南地区流通，汉字、铁器也逐渐开始普及，赵佗时期的出土竹简，已有籍簿与法律文书。
从汉代起，学术人文开始发展，西汉末年，广信经学家陈敏曾向王莽讲授《左氏春秋》，其子陈敏更是成为首位见传于史书的粤籍学者；东汉前期，番禺诞生了著名学者杨孚，他所撰写的《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区域物产志、地理志。
可以说，秦汉时期是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广州自此开始逐步成长为南国都会。
六朝：交广分治与衣冠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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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建安八年（203年），担任交趾太守的学阀士燮，上表朝廷请立交趾为交州。士燮宽仁下士，广纳南下避难的名士；他与家族兄弟统领交州，威信素著，不在当年赵佗之下，至今仍被越南人尊为“士王”。
士燮既是雄踞一州的长官，也是学问优博的大家，为岭南地区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被越南人尊为“士王”的士燮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委任布骘为交州刺史，进军岭南。步骘斩杀苍梧太守吴巨及其旧部，士燮带领众兄弟归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布骘在南海“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并感慨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布骘将交州治所由广信迁到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
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以南海、苍梧、桂林、合浦四郡置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州仍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戴良为刺史，士燮之子士徽则领九真太守。
孙权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士氏在岭南的势力与影响，这引起了士徽的强烈不满，士徽遂与兄弟六人兴兵起事，抗拒戴良。然而老辣的吕岱早有防范，他一边上表请求讨伐不臣，另一边派兵渡海前往交趾，最终，士徽兄弟与他们的部下全部被吕岱翦灭。
士氏既除，东吴撤广州，将其重新并入交州，仍以吕岱为刺史。直至永安七年（267年），东吴复分置广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今广东恩平市）四郡，交、广分治从此成为定局。
步骘重建番禺城与东吴分治交、广也是广州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番禺城的重建，让毁于战火的秦汉城池重生；而交、广分治则令“广州”之名初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交广分治
重生的广州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开始焕发新生，自东晋“衣冠南渡”后，汉人的南迁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广州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也驶入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的增长与郡县的增设。东汉末年、西晋末年以及东晋时期，是北方人集中南迁岭南地区的三个大潮，移民队伍中的大咖包括东汉末年的名士许靖、名儒袁徽，西晋时期道教丹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任广州刺史的长沙豪族王机及其门客、桓玄的部众以及北燕皇室后裔冯业等。人口的增长带来了郡县的增设，东晋一代，广州地区便增设了7郡51县。
二是商业与外贸的兴旺发达。从汉代开始，广州已经成为了南国的一大都会，六朝时期的移民南下带动了岭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州商业持续繁荣，广州经济区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当时岭南地区称农村中特定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为“墟”或“虚”。墟市中“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吸引无数商人熙来攘往。
东吴之前，船舶沿陆地海岸线行驶较多，粤西徐闻、广西合浦的海贸地位较为占优。东吴之后，航海及船舶技术的发展增进了六朝与南海周边及西域诸国的往来，广州的海贸地位迅速提升，外贸日臻繁盛。
史载刘宋时期广州“船舶继路，商使交属”，“四海流通，万国交汇”；萧梁时期“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随着外贸的发达，来自西域各国的银质外币也流入了广州地区，最晚自晋代起，金银已作为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从而在广州形成了一个银、钱并用的特殊通货区。
与此同时，广州的军事地位仍旧重要。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以滕脩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东晋时期的广州刺史例兼平越中郎将，都督广、交诸军事，位尊权重。此后南朝历代的广州封疆大吏基本都沿袭前制，总揽地方大权，以致有后来的萧勃、欧阳纥之乱。
东晋后期，卢循攻克番禺，执广州刺史吴隐之（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的那位）。此后卢循占据广州长达6年之久，并以此为据点北伐，意图夺取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州在全国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陈武帝陈霸先曾任交州司马，在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岭南一带转战平叛多年，并借此起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