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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在汉代以前，医学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一直是作为探求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的附庸而存在。
一开始医学是巫术的附庸，后来深受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影响，逐渐成为方士的附庸。
战国末期，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下，巫、方、医三种元素交叉融合、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方士医学体系。
“方士欲炼以求奇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可知，方士主要是指信奉神仙思想而推行方术的人。
方士最早大概出现在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盛行于秦汉时期，甚至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方士组织，即所谓方仙道或者神仙家。
汉代的方士医学主要是由方技为主，即古代一种与人体相关的知识理论的总称。方技之学主要是以医药养生为中心，是方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医学的重要理论渊源。
据《汉志·方技略》记载可知，方技主要是由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个部分组成。总体而言，“医经”和“医方”主要属于实用医学的领域。
“房中”是指古代有关男女两性生活，及其与延年益寿之间的关系的养生术，“神仙”则是与寻仙问道有关的黄白之术、“服食”、“行气”、“导引”等数种术类。
其中“医经”又可以分为黄帝、白氏、扁鹊三家学说。《黄帝内经》是仅有的传存至今的医学典籍之一，但是关于黄帝医学的记载并没有多少。
白氏医学更是仅存其名，查不到具体的文学典籍，完全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扁鹊医学备受欢迎，是汉代方士医学中学术地位最高、传播程度最广、应用领域最多的一家学说。
巫源医术主要是指在“万物有灵，天人相应”的理念指导下，寻求非理性非科学的“相似律”，促进医学学说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同时，巫源医术也具有其他巫术的一般特征，追求和夸大“超自然力”的作用，制造容易让人盲目信仰的“宗教化”倾向。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早在远古时代，大多数的人类早期文明基本上被巫所垄断，医学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之低下，对于自然的认识和了解都不够充分，许多病因无法用当时的医学知识解释，只能归结于鬼神这种虚构出来的具有未知力量的存群体。
而巫属于远古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掌握着那个时代并不常见的医药知识，所以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尤其在殷商时期，巫的地位和作用空前重要，巫史担任着神人交流的重要职责，在宗教和日常社会生活中都处于崇高的地位。
有以符咒驱鬼、祝由治病的医药之巫；有观察天象接受神的旨意的天文之巫；有以歌舞取悦神明的掌乐之巫；有负责祭祀活动的祭祀之巫，又称之为“祝”；还有预测吉凶审判案件的卜筮之巫，又称之为“卜”。
“医者，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由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可知，在传统医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巫医不分的，“医”这个字的在古代一开始也书写成“毉”。
《道教医学》中也明确提出了“方士医学”与“传统医学”一样，同样起源于巫源医术的观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统医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传统医学逐渐脱离巫术而独立。
西周时期，国家机构中开始出现了与医学有关的具体职位，其主要分为五种，一是医师，属于统领各医的管理职位，负责医疗行政管理；
二是食医，专门负责掌管王室饮食；三是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四是殇医，相当于现在的外科医生；五是兽医，专门负责宫廷马厩等动物的健康。
但是这些都是官医，专属于服务统治阶级，民间的医学技术和医学分类还是非常落后，只有少部分的游医。
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巫”和“医”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巫医在社会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
如史料记载，曹臣通过贿赂筮史来欺骗生病的晋文公，由此可见，当时诊疗疾病的首选仍然是巫术的占卜，而并非职业医术人员的治疗。
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扁鹊曾经公开宣称：“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来反对巫医不分的看法。
当人们称赞颂扬他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时，他不借超自然力量夸大医术的神秘色彩，而是用自然的医理知识来解释病因，阐述生老病死。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可知，扁鹊纯粹的医师身份和高超的医术在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都受到了高度认可，促进了当时人们对于疾病的理解，也促进了巫医分立的最终完成。
秦代国家机构中专门设立太医令、丞的官位，负责医药管理和运用等相关事宜，已经完全没有了巫职色彩。
发展到两汉时期，医官系统已经非常细致完善，太医制度基本上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成为完全独立的领域。
但是巫文化并没有消失，仍然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小的影响。在国家机构中有时会存在一些不稳定的职位，比如医待诏、本草待诏等与巫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职位，它的存在与废止主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
当时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中也有很多信仰巫文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汉武帝。
汉武帝统治末期，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素质也开始下降，他不认为是年龄的原因，而认为是宫廷之中有人使用巫蛊之术诅咒陷害他。
当时的奸臣也利用这一点，收买给武帝看病的巫师，谎称宫中有人行巫蛊之术，由此引发了汉武帝时期最大的动乱——巫蛊之祸，牵连了数十万人，对于政权的公信力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动摇了国之根基。
传统医学知识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某一个学派的单线传承，而是多种学派、多种学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成果。除了巫源医术给予传统医学极大影响之外，仙源医术对于发展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仙源医术以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其发展的独特理论，在医术领域反映为以内视扶阳为主的诊疗方法和以金石毒药及丹剂为主的用药体系，广泛包含了针灸、本草药液、房中、符案、服食物等方面内容。
“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方仙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之中。但是据史料推测，方仙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是燕国和齐国那一片地域的方士将当时盛行的神仙学说、方技、术数等内容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产物。
方仙道盛行于春秋时期，到秦汉时期已经趋于成熟。
秦代时期，由于始皇帝对于长生不老、寻仙问道的热切渴望，神仙方士借此走入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的视野之中。
并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迅速向中原地区甚至全国领域内扩散。那个时候，国家机构中的诸多官职都是由方士等人担任，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由史书记载可知，后来由于方士私自出逃的行为惹怒了秦始皇，也就发生了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并没有焚烧的众多书籍中并不包括医学、农业、游牧业等有关日常生活方面的技术实用类书籍。
由此，神仙方士在社会上层的活跃程度明显降低了很多。
但是据史料可知，始皇帝并没有停止求仙的步伐，方士所任的职位也没有废除，所以社会整体而言还是追求寻仙问道的趋势，这也对汉朝方士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仙源医术渗透于汉代方士医学的方方面面，方仙道神仙方士同时修行的医术种类比较繁多，涉及了当时所知道的全部医术门类。
其中还有一些门类带有明显的仙源医术的特征，以追求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为最终目的进行研究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理论，甚至应用于现实生活。
汉初奉行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统治者便开始狂热追求长生不死，四处寻仙问道。汉武帝虽然深受多位方士坑骗，甚至下令处死他们，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他对寻仙的信仰。
在汉武帝的推动下，全国领域内都掀起了寻仙问道的热潮，神仙方士深受追捧与尊敬，一直到武帝晚年才有一点点减弱的趋势。
武帝之后的其他皇帝，包括建立新朝的王莽，都非常热衷于寻仙问道，但是狂热程度比之武帝还是略下一筹。虽然东汉的皇帝没有什么特别热衷于求仙的存在，但是民间社会的信仰神仙的氛围早已形成。
深受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影响而有所没落的黄老之学，也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
它与备受追捧的方仙道结合起来，逐渐演变形成了黄老道，甚至进入了统治阶级的视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
据《后汉书·王涣传》记载可知：“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汉桓帝十分信仰黄老道，甚至要把所有的祠堂全部毁掉，改为祭祀老子。
据现在的主流观点而言，方仙道、黄老道都被视为道教的前身。方仙道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神仙方术的传播，扩大了神仙方士的活动范围，也影响了其他区域的医学发展。
而扁鹊医学也因为其浓厚的神仙方术的特征备受汉朝统治者和民众的追捧，成为汉代医学的主流，留下了诸多理论成果和应用实践。
据史料考证可知，两汉时期享负盛名的医生淳于意（即仓公）、华佗、郭玉等都属于扁鹊流派。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的政权已经非常不稳定，各方有势力的人虎视眈眈，也引发了各种学术思潮之间的碰撞。再加上谶纬之学、黄老道等影响，方士医学开始出现解构和重组的变化。
方士医学是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之下逐渐产生和形成的特殊产物，再加上汉代方士文化的追捧和繁荣，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医学形态。
方士医学的体系已经十分成熟，基本具备了后世中医学中的核心理论基础和较为完整的医术运用方法。
神仙化和儒术化是汉代方士医学发展的两种趋势，推动着方士医学更加科学合理，但无论怎么发展，主要还是围绕着阴阳五行的学说进行完善。
从理论层面而言，现在的中医学仍然属于方士医学的范畴，对于汉代方士医学的深入研究和验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传统中医药学，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史记》
《汉志·方技略》
《后汉书·王涣传》
《道教医学》
《说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