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很多人对于评选“火炉城市”热情高涨。重庆人说：“我一天得洗三次澡！”，话音未落杭州人不服气：“我这大马路上煎鸡蛋可不是吹的！”南昌人不甘示弱：“我们夏天开车出去不用行车记录仪！”福州人立马打断南昌人：“我们出去拿个外卖回来就变成包公了！”郑州人民不说话，默默拿出了烤肉和孜然……

但是现在很多大城市在评选“火炉城市”的时候就是不带吐鲁番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吐鲁番夏季气温最高接近50度，而且火焰山的地表温度更是一度达到82度。如此炎热的吐鲁番难道就不配在火炉城市中占据一席之地吗？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四大火炉”的说法，最早也是从民国时期开始出现的。1912年6月，经常跟美国打交道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北京筹办中央气象台。当时国内局势非常复杂，所以办事效率比较低，从买设备到培训人才，一直折腾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终于在1916年，中央气象台开始尝试进行天气预报。就当时来说，国民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天气预报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单纯也就是图个新鲜，充其量也就是为了服务于战争，不过这也算是我国天气预报史上的一次关键性变化，为我国气象事业起了个头。

但是中国疆域很大，当时只有十几个海关测候所，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至于内地，那根本是不可能检测到的。而且因为气象人才培养难度在当时来说也是很大的，所以到了1921年，中国的天气预报事业就算是彻底破产了。

可是关于气象事业的探索却远远没有结束，北洋政府接着搞起了事情。吸取之前仅仅在沿海地区建立测候所的弊端，北洋政府还是着眼于内地。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徐世昌下令跟之前一样，也建造10个测候所。这次直接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建了一个。可徐世昌的想象是美好的，这次行动在1927年同样失败了。为什么呢？当时用的气象人才还是国民政府早期培养的那批人。这些人主要成长于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在新疆等内地建设测候所，表面上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实际上人家根本不愿意去。

当时可不比现在，乘着飞机一会儿就到了。那时候可是要坐火车，而且新疆地区还没有通火车，中间还得倒好几次车。且不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那些专家根本适应不了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于是宁愿违背总统的遗愿也要跑路。剩下没跑的人直接在西安落脚，徐世昌干脆在西安建了个测候所，另外两个是在张北和开封。原本计划的10个变成了3个，到1927年，张作霖直接宣布这项事业失败！

因为民国时期技术不行，一些漫无目的，极其随意的建设气象站，导致了新疆地区气候监测的落后。乌鲁木齐尚且没有测候所，吐鲁番就更别提了，自己纵然热到天荒地老，东部人都不知道。而东部人也同样不知道，吐鲁番究竟有多热，所以在民国时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不带吐鲁番玩。

按理说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允许，现在技术已经很发达，为什么在评选火炉城市的时候还是不带吐鲁番玩呢？这就涉及到气象知识了。在气象学中有一句话：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异就越大。假如说夏季实际温度是40度，如果空气中的湿度低于50%，那么人能感受到的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42度或者43度左右。相反，如果湿度高于50%，则体感温度至少是45度左右，如果达到了90%，那么体感温度能直逼50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湿热远比燥热更难捱，湿冷比干冷更痛苦。现在这个时候南方正处于一种湿冷的天气，相信南方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得到。这样一看，仿佛吐鲁番也没那么热了。

不过要是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标准来说明“火炉城市”的话，那么评选标准就是靠人力。哪个城市人口多，哪个城市就拥有了话语权。也正是这样，自从出现火炉城市讨论以来，这一称号一直在重庆，武汉和南京这几个个大城市之间更替。

不过这也算比较真实，按照现在最新的“火炉城市”标准来说，吐鲁番还是无法入选。因为判定“火炉城市”其中一个标准是：夏季平均最高温和平均最低温。吐鲁番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昼夜温差太大，这样相互一抵，平均热度就没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