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听人探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否还有真正的大师？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大师，只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视野太浅薄而忽视了大师的存在。 其实，在纪录片领域，也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大师在默默耕耘，他们很少为自己发声，但留给社会和观众的却是最为精良的作品。 为使更多人了解到这些高山仰止的创作者，DOCO热纪录特别推出「纪录片大师的咏叹调」这一专题，我们会分四辑为读者们介绍四位截然不同的纪录片大师。 今天便是这一专题的第二辑：身体主义纪录片行者：小川绅介。

估计很多纪录片爱好者和从业者都知道，日本有个叫做山形国际纪录片节（YIDFF）的影展。

每隔两年，十月中旬，在日本山形县——一个位于本州岛北部三面环山的地方，无数国家和地区的纪录片人都会来到这里，他们或者带着作品来参与评比，或者仅仅是来看看片子，在他们心中，山形影展就像是纪录片的一块圣地一样。

第14届山形国际纪录片节

确实，作为亚洲第一个专门针对纪录片而举办的国际影展，山形国际纪录片节自1989年10月于日本山形县成功落地后，截至目前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风雨。

在向大众展示纪录片魅力的同时，该节展的影响力已波及到了近70个国家，光是其“亚洲新浪潮单元”就会收到900多部报名作品。

第15届山形国际纪录片节

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纪录片节展之一。

不过，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并吸引到那么多人来慕名参与，实际上与它的创办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位创办者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人公——已逝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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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小川绅介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都对他一知半解。

你可能在一些教科书里听过他的事迹，也可能在一些影展看过他的作品，甚至在模模糊糊的意识中大概知道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小川绅介

但是，关于他的创作经历以及纪录片精神，你真的了解多少？

其实，要是算起来，生于1935年的小川绅介和生于1931年的高仓健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

然而，同作为“昭和男儿”，小川绅介并没有高仓健那般魁梧的身材、硬朗的面容，相反，他可能更像是一个身材敦实、体格矮小的普通日本人。

田间地头的小川绅介

当然，小川绅介之所以没有长成高大威猛的高仓健，这也许和他体弱多病的童年有关。

因为尽管小川绅介出生于日本崎阜县瑞浪市这样的乡镇家庭，其祖父与父亲也算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但自出生后，小川绅介就患有胃病，打针吃药对他而言更是家常便饭，甚至在四岁的时候，其父小川正介还收到过他病危的通知。

小川绅介与弟弟的合影

好在小川的父亲在那时开着一家制药铺，养活一家六口的同时，略懂医术的父亲坚持给小川绅介打针治疗，直到上小学后，他的身体才算恢复健康。

对于童年时的小川绅介来说，最大的生活乐趣可能就是看电影了。

上个世纪40年代，那会儿还是战争时期，用小川绅介自己的话形容，“每天吃得都是臭烘烘难以下咽的食物”。于是，当地村子里放电影的日子，就成了一个孩子盛大的节日。

小川绅介与他的“小川制片”摄制组

也正是从那时起，小川绅介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便是面对《元禄忠臣藏》《公民凯恩》这样的片子，他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在他看来，“一部电影上映的前十天起，我就为看到它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有什么无聊的电影的”。

许是早早地就经历过物资紧张、忍饥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小川绅介出生在乡镇里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依然对农民及农林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对“米”这种粮食更抱有天然的崇拜之情：

小川绅介拍摄水稻发育的过程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米总觉得寂寞，当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把钟表、衣服拿去典当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倒不是说有了米就能活下去，而是有了米，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觉得很安心……”

到了1948年，小川绅介一家搬迁到了东京，他后来的教育也都是在东京完成的。

但即使是这样，乡镇生活还是给他以后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童年的经历，贫困的记忆，使他更容易接受激进的思想而成为理想主义者。

小川绅介

就像那个年代的所有热血青年一样，高中时期的小川绅介最喜欢读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他坚定地认为《帝国主义论》是一本可以揭开世界上一切谜底的指南针。

在这种沉迷中，1955年，他考上了日本国学院大学，所读专业也是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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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期间，电影和政治俨然成为小川绅介最关心的两个领域，他不仅参与并创立了大学的电影研究会，而且还积极组织了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活动，最激烈之时他甚至跟着游行队伍跑去日本国会大厦游行示威。

但是，激进并不一定就能换回理想，到了1957年，他也因为这些举动而被学校所开除。

性格开朗的小川绅介

无奈之下，小川绅介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涯从而步入了社会，在此之后，他做过不少奇奇怪怪的工作，比如：报童、消防员、电影场记员等等。

1960年6月，小川绅介终于得到机会进入岩波电影公司做副导演，在此期间，他曾跟随黑木和雄拍摄了《我的爱，北海道》等影片，也得到过岩波公司的著名新锐羽仁进、土本典昭等人的指点。

不过，在6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思想正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彼时，《电影手册》派的作品很快就能在日本影坛得到公映，并成为日本电影理论研究的焦点。

大岛渚采访小川绅介

而由佐藤忠男担任编辑的理论杂志《电影评论》，更会经常组织活跃分子大岛渚、中平康、羽仁进等人对法国新浪潮影片进行讨论批评，各大电影厂的年轻新晋们也会积极学习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新电影艺术理念，其间，小川绅介亦是活跃分子之一。

1963年，与大多数同代电影人一样，由于无法忍受岩波公司的陈旧体制，小川绅介克服重重困难，开始独立拍片。

与增村保造、中平康、大岛渚、今村昌平、羽仁进等日本新浪潮电影导演一样，小川绅介也带有强烈的“战后派”的集体特征——

幼年经历了黩武思想主导下的军国主义；少年时又遭遇了整个民族被国际体系所贬抑的岁月；青年时正值经济起飞引发的社会价值体系崩塌，并受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交织浸濡。

小川绅介率领他的伙伴行走在地垄间

因此，左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心中的“正义感和热情是超越一切的动力。”

承继1956年以来风起云涌的日本电影新浪潮之余波，小川绅介希望在创作中融入对政治理念和精神家园的求索。

这一点，在1965年他所着手的处女作《青年之海·四名函授大学生》中就有所显露。

《青年之海·四名函授大学生》DVD海报

这是一部追踪日本法政大学通信教育部的四个学生反对通信教育体制改革斗争的纪录片，拍摄历时两年，并于1966年9月得以独立上映。

影片的制作采取了脱离产业投资、长期跟踪拍摄对象的手法，这也成为小川绅介后来践行身体主义创作思想的肇始。

《压制森林》剧照

经过1967年的《压制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纪录》，以及以反抗东京羽田机场建设的《现状报告书——羽田斗争纪录》两部纪录片，小川绅介的创作手法得以逐渐固定。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事业终于进入到了最耀眼但却也是最苦涩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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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逐渐从二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国内发起了一项足以改变日本经济走势与全国百姓命运的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在此计划中，基建建设正是最核心的改革领域之一。

60年代的日本社会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公共投资以此改变道路、港口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落后状况，但在当时，日本的大片土地还是农业用地，很多农民也并没有做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准备，因此，矛盾一触即发。

1966年，在日本东京郊区的三里塚一带，政府意图在当地修建成田机场，但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们却不愿就此离开，在官与民的对峙下便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运动。

《三里塚之夏》剧照

也就是在这个当口，一向热衷于用电影记录政治的小川绅介带着他的“小川制片”摄制组来到了三里塚，并采取了与当地农民同吃同睡同劳动以及并肩战斗的方式进行拍摄。

在三里塚这个地方，“小川制片”摄制组一住就是八年。

在这八年间，小川绅介不仅和他的摄制组通过拍摄行为，加入到三里塚的反抗运动中去，而且还用摄影机持续不断地捕捉那些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勇敢而热情的精神状态。

“小川制片”摄制组在三里塚拍摄

他们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压迫，一起团结反抗，一起为失败而忧伤，甚至于“只要有三分钟我们就能安装好我们的摄影机，马上赶到现场去。对于三里塚的人们，只要摄制组不到就觉得不舒服”。

从《三里塚之夏》（1968）、《日本解放战线》（1970 ）到《阻止第三次强制测量的斗争》、《第二防线的人们》（1971），再到《岩山建起了一幢铁塔》（1972）、《边田部落》（1973）、《五月的天空——回家的路》（1977），小川绅介及其摄制组用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七部影片，影像在他手中已经被完全的道具化，并成为了一种逆反强权的手段。

《第二防线的人们》剧照

尽管这场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结，但那些艰苦而充实的日子却构成了小川绅介纪录片苦行的第一个高潮。

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可能小川绅介也感觉到，自己的纪录片确实有点过分地关注政治了，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也多次提到，“我们在成为导演之前，首先是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人，我不想为了拍片把这些忘掉。”

“小川制片”摄制组在田间地头

因此，到了1974年，“小川制片”摄制组为了拍出贴近真正农民生活的纪录片，又集体搬迁到山形县上山市，开始在那里种稻、插秧、养蚕、采摘。

在那里，他们完全以一种“共产主义”的献身方式花费13年的时间拍出了“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纪录片，包括《牧野物语·养蚕篇》（1977），《牧野物语·山顶》（1977），《日本国古屋村落》（1982），《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

小川绅介指导拍摄

在山形县的岁月里，小川绅介不仅热衷于研究大米的种植方式，而且还会与当地的乡民一起话家常、讨论乡村事物，在他的出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

山形的这段乡村生活，也被小川绅介诗意地称之为“用13年的时间收割电影”。而这也正是他纪录片苦行的第二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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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小川绅介所秉持的拍摄方式以及他所领导的“小川制片”摄制组的运行机制，很多人也都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因为在20多年的拍摄生涯中，小川绅介完全是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一份子去对待拍摄，长期以来，他的拍摄团队都是没有任何酬劳、不计任何回报、甚至要靠农民的接济才能度日的义务劳动者；

“小川制片”摄制组

而对于一些慕名加入到“小川制片”摄制组的年轻人来说，小川绅介既像是他们的父亲，又像是他们的君主，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纪录片拍摄，这些人压根没有半点自主性，基本都是被小川绅介个人的意志所主宰。

因此，当小川绅介开始拍摄“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纪录片时，他昔日的那些战友和同伴就已经开始逐渐地想要脱离他，一些人要么和他吵翻，要么就选择不辞而别。

真壁仁（右下）・小川绅介（左下）・木村迪夫（上）

而当他拍完这一套片子之时，他也终于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所有人都弃他而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川绅介确实是一个纪录片影史上略不世出的大师级人物。

他不仅把自己的身体当做胶片，把自己的心灵当做摄影机，而且是完全不在乎时间、收入，不计较名声高低地在持续性拍摄，这种身体主义式的追求以及对待真实影像凤凰涅槃的觉悟都是世间少有。

此外，小川绅介还为推广纪录片和鼓励纪录片创作者做出了大量无偿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总共在“小川制片”摄制组参与过工作的人就有上百人，而有些人在后来也陆续成为日本很著名的纪录片人，比如左藤真、饭塚俊男等。

甚至于一些国外的年轻导演也在他的感召下投身到了纪录片的创作中去，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吴文光、彭小莲、王兵等人。

彭小莲（左二）与小川绅介

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每制作完一部片子后, 小川绅介都会携带作品到拍摄地和其他地方为人们免费放映。因为在他看来，“不仅拍电影是艺，放电影也是艺，只有当这个放映的艺也完成了之后才能称之为艺术。”

1989年, 小川绅介在其最后的纪录片制作基地山形市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小川绅介为老人放映自己拍摄的作品

但仅仅过了两年多，即1992年2月7日，小川绅介就因直肠癌转移导致肝功能不全而辞世。

如果用一串数字能概括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对于小川绅介来说，他呈现给世人的可能是57岁便因病去世的年龄，为拍摄借下高达1亿日元的债务，用一生心血凝炼出的21部纪录片作品，以及油尽灯枯前所创办的1个纪录片节展。

但是，作为日本当代纪录电影的创始人之一，小川绅介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

正如日本另一位导演是枝裕和所言：“小川孕育了一个神话，也孕育了一种狂热。”

小川绅介用生命完成自己的修行，而他所倡导的艺术理念却并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结而停止。

参考资料：小川绅介 山根贞男 | 《收割电影》彭小莲 | 《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支菲娜 | 《献祭纪录电影的行者小川绅介》周雪峤 | 《不再“旁观”—从小川绅介到原一男的日本述行纪录片》吴文光 | 《日本纪录片的一座纪念碑: 小川绅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