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学生作文，常常觉得有些学生颇能讲一些大道理，诗啊梦啊寂寞呀想去周游世界呀，都能来那么一纸，而一旦接触具体事物，需要分析说理，往往只能空谈，既无法深入，也缺少恰当的表达。
我想，其原因除了思维能力有限外，也和学生不谙世事、缺乏生活经验有关。学生作文一旦涉及民生，叙述故事往往就像不食人间烟火一般。青少年时代脱离生活，有可能会影响学生一生的情感态度。
我在十多年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有次作文讲评结束，我很认真地要求学生写出大米、鸡蛋、青菜、自来水、家用电的价格——要求不高，至少差不太多。
结果真有不少学生一项也写不出来，有的写出的单价很离谱，无怪学生作文中也有类似“何不食肉糜”的感慨。
很多老师在阅作文卷时，仅仅因为学生在文章中说了件近日新闻便倍感欣喜，认为学生“素质高”“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从而产生好感，认为“有新意”，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学生脱离社会。
对一名高中生来说，知道大米多少钱一斤，有必要吗？
有必要。学生不知柴米贵，有时，教师和家长都觉得食堂的饭菜价格贵了，而学生只知道说“不好吃”。学生浪费粮食，青年教师也经常倒饭菜。
只有知道了大米多少钱一斤，也许才能了解什么是中国农民，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下笔时才不至于那么轻浮、那么矫情。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类的话，小学生都会背，可是未必能去践行，这是中国教育最糟糕之处。他嘴上说关注民生，却连每天吃的大米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牛奶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
城市的孩子不知道报章上公布的“农民人均收入”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看病靠什么“保障”，所以会奇怪地问：“所有农民看病都不能报销吗？”他在写作时，往往不能对世事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会分析，他的结论也可能就是错的。
我从作文中看出，学生中会做家务的人不多，农村学生也不参加田间劳动。在城市，很多高中生上学、放学仍需要家长接送，有些连书包也不用提（我三次在学校门口看到一名军士接送长官的孩子，帮她提书包）。
接触社会过少，情感自然也就苍白，少见多怪，好做大言，动不动就危言耸听。学校搞一次31公里的步行活动，家长纷纷送行，校长授旗，场面热烈悲壮，活像当年出发去打日本。
读汪曾祺的小说，看他叙述一个行当（比如银匠、车匠）时，精细地描写，比一个内行还要认真；他写种马铃薯、种葡萄，叙述说明的功夫非同一般。这些，就是作家生活的“底子”。
即使是四处漂泊，即使被发配充军，甚至身陷牢狱，也挡不住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一个写作者最基础的观察功夫来自生活，可我们的学生连大米从哪里来都没有兴趣，就只能去模仿郭敬明。
有个高一学生在作文中写一位民工老郭：
每天中午工人们吃自带的饭。老郭的饭我是见过的，挺大的铁皮饭盒里不知是用水还是用汤泡着饭，饭盒的一角蜷缩着一团白菜叶，另一角漂着两小块萝卜干，汤被萝卜干泡得泛黄，萝卜干被汤泡得泛白。有时电工会搛一小块肉给他，然后说：“吃吧。”这话里既有怜悯，也有瞧不起。
我们把旧住户留下来的浴缸扔了，老郭却忽然关心起来：“浴缸呢？”父亲便告诉了他。他支吾了半天，告诉我们，他是想把旧浴缸拿回工棚去洗衣洗澡用的。
我们猛然醒悟，怪不得前几天卸下浴缸时他很小心，生怕敲碎了一块瓷。他只是愣了一下，又没事儿一样抬水泥去了。我却分明地感到一种愧怍，这也许并不来自我们犯的错误，而可能是对这样的人的天性的愧怍。
铺瓷砖时，他把砖片敲碎了，飞起的碎片流利地在他的脚面上划出寸把长、很深的口子。他哼了一声，抹一抹流出的血，放在嘴里吮；然后用唾液涂在伤口上。
我忙去找碘酒，他却摇摇头，顺手扯下一大段胶带，粘在伤口上。也许粘得不太好吧，我仍旧看得见那翻开的皮肉和渗出的血。第二天上工，他脱下伤脚的鞋，一瘸一拐地继续抬水泥。
他只是为了能拿到那20块钱。他脚上粘着的仍是那段胶带，伤口肿了。
这篇随笔的题目竟然是“家”，让人沉思不已。一个以做短工为生的农民，常年为城里人装修房屋，而自己却回不了家。三个段落写老郭的生活，分别写老郭的午饭、老郭没能得到浴缸和老郭的受伤。
每件事都会让有良知的读者心酸。同情与悲悯往往是写作者最重要的情感禀赋，有了它，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深度都有可能超凡脱俗。
作者把所见到的老郭的生活记写下来，好像没有费什么气力，然而在叙述中分明写出了对人物的感情。
如果作者不知道“一天20块钱”对老郭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即使面对这样的生活，他也会麻木不仁。他写不出来。
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有生活的“底子”，笔下才会有活生生的人，才会有泥土的气息，才会有人的喜怒哀乐。
作文是一种创造。童年到少年时期，是大脑的主要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人的可塑性最大，一些基本素质要在这一阶段形成。
过了这个阶段，人的发展可能有限。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就丧失了对事物的好奇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没有探求精神，不乐于表达，那么，这个人的成长会很缓慢。
来源：原创图书新书《王栋生作文教学笔记》，王栋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