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去了成都、海南和长沙，这是奥密克戎疫情暴发后我第一次离开上海调研。调研题目不是疫情防控，但行程中确实感到，影响当下经济的诸因素中，疫情排第一位。一旦疫情消失，经济反弹力还是很强的。
如何尽量减少对人流、物流等实体流动性的限制？如何创造新的流动性，激发活力？和大家做些分享。
实体流动性比资金流动性重要
俗话说“大疫不过三年”。这里的“三”和“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样，是虚指。如果按兰州大学黄建平院士团队的预测，新冠大流行将在2023年11月左右结束，那就是四年。希望这个预测是错的。
如果“三”变成“多”，疫情就这么滴滴答答停不了，怎么办？
一是不能松懈，防控要常态化，一旦发现问题处置要快。
二是要实事求是，科学抗疫。
上半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1.4%，流动性是充裕的，但并没有化成多少经济动能。因为疫情使实体流动性受阻，实体动不起来，对资金的需求就提不上来。实体流动性收缩，就算资金流动性扩张，增长还是很难。
6月制造业和服务业PMI（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不是因为资金多了，而是因为疫情影响减弱，实体流动性开始恢复。
理解了这一点，则稳经济、保就业的首要策略，是在不影响防控大局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恢复实体流动性。7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核酸检测结果将全国互认，就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流动成本。
在三亚，我去了中免集团旗下的国际免税城，当天客人有1.8万多人。6月底三亚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已有70%以上，是挺不错的数据。但上半年海南的GDP只增长1.6%，低于全国（2.5%）。主要原因就是3月至6月，作为海南最重要客源地的北上广的客人基本来不了。
“北上广一管控，海南的人流立马就跌到地板上了，三亚凤凰机场人流最少时一天的旅客进出港不到2000人。”
查了一下数据，7月1日至22日凤凰机场进出港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相当于每天近5万人次。5万和2000，这就是流动性的正常和非正常之别。
在成都听到，上海疫情最严重时，由于集成电路产业链和物流的问题，成渝两地的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占全国很高比例的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也受到影响。
城市与城市之间同频共振，东边不亮西边的亮度也不行。
调研中也感到经济确有韧性，一旦流动性恢复，反弹也很强。
在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举行的座谈会上，首旅如家酒店集团总经理孙坚说，他们在全国有6000多家酒店，10万多名员工，疫情严重时每月亏几亿元，首旅在长安街一家饭店700多间客房只开了30多间。6月29日工信部宣布取消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星号”标记后，很多省份的旅游、商务订单逐渐恢复，暑期休闲旅游的预订量也开始攀升。进入7月，首旅如家集团单日入住率超过90%的门店已接近1600家，满房酒店近千家。
孙坚说，消费底盘是在的。上海恢复正常后，一天内携程上对三亚的搜索量增长了500%，飞三亚的公务舱机票从1400多元涨到4800多元。
座谈会上还听一位在浦江两岸经营着10多家高端餐馆的企业家说，前一段他每个月亏损1000多万元，他们有上千名员工。“但只要能正常化，因为客单价高，我们满座率做到接近30%，财务就能打平。”
在长沙，我问出租车司机疫情的影响，他说：“这几个月，有时收入2000多元，有时4000―5000元，现在是1万元左右。完全和疫情与封控情况相关。”
孙坚说，首旅如家现在生意最好的不是北上广，而是四、五线城市，因为不太受疫情影响。它们35%的客房在四、五线城市，是生意中最坚实的部分。
小结一下，实体流动性比资金流动性重要得多，只要千方百计将对实体流动性的影响降到最低，经济的内生动力就会有较大恢复。
如何主动创造实体流动性？
对出口型企业来说，订单就是生命。
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4%，出口增长13.2%，很了不起。但也听到，上半年的生产很多是靠去年年底确定的订单。今年海外的工厂纷纷正常化，国际品牌商和零售商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在降低。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出口企业都面临着“订单荒”。
为解决这一问题，宁波市政府最近牵头包了一架东航的商务飞机，让出口型企业代表到欧洲，在线下稳订单、抢订单。这是全国首架拓市场商务往返包机。7月10日从宁波飞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7月22日返回杭州萧山机场。其间共有180人双程或单程出行，70余名涉外商务人员奔赴匈牙利、波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捷克以及意大利等国开展相关商务活动。
3年没有出过国，只靠线上、电话、传真等方式，和客户距离越来越远，失去了往日的温度。带着大包小包样品和客户面对面，眼见为实，让客户感受到自己的真诚，效率也大大提升。
生产儿童益智玩具的宁波宝林达公司总经理魏国文说：“自2020年年初疫情开始，已经882天没见过欧洲客户。这次走访了预约的10个客户，7个老客户，3个新客户，去了匈牙利、荷兰、意大利3个国家，共收到意向年订单1000万欧元。”今年上半年，魏国文发现接单量在下降，此次获得的意向订单，可以支撑今年销售额的1/3左右。
宁波瑞曼克斯门窗配件公司总经理丁言东说，去时行李箱是满的，里面是样品，回来也是满的，是客户下单要做的新品。他走访了7个客户，拿下近200万美元的订单。他说，中国制造的土地、人工成本优势正渐渐消失，同类产品如果从土耳其出口到欧洲可以享受零关税，所以部分海外客户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他就有被替换的风险。而主动去，当面谈，就把业务稳住了。
宁波联邦昌运公司执行董事孙崇龙作为“进口大户”，在匈牙利签下5年进口2亿美元的牛肉订单，在拉脱维亚签下5年进口1亿美元牛肉和羊肉的订单。他说面对面的交流和邮件沟通的效果完全不同。他在现场为工厂负责人演示了符合中国消费者要求的切割和包装方式，工厂负责人欣然接受。联邦昌运也成为这两家欧洲知名企业的中国区总代理。
其实欧洲客户对宁波企业也充满期盼。现在是夏季休假高峰，但得知中国客人要来，不少欧洲企业都取消了假期。中国有产业链和大市场双重优势，无论是从中国进口还是向中国出口，都很有吸引力。
我为宁波点赞。这是在主动创造实体流动性。疫情将国内、国外隔开，很大程度上“冻结”了交往。长期不见面，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也可能出现裂缝，甚至断开。我还听一些跨国公司讲，他们的CEO已经三四年没来过中国，原来准备的投资一直在耽搁，再这么下去，投资可能就会落到周边国家。
所以一定要主动打破闷局，抢抓机遇。坐着等，生意只会越来越少。
如何通过价值循环提升流动性？
7月19日，海南之旅最后一个上午，我去了海口东寨港的红树林保护区。这里是我国第一个红树林类型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海上森林公园”。
这里还有一片堪称地质奇观的“海底村庄”。1605年，琼州发生大地震，东寨港至文昌市铺前镇一带整体沉陷，72个村庄直接沉没，陆陷成海，形成了东寨港。
我无缘看见“海底村庄”。据说每隔18年会发生一次天文大潮，海水下退十几米，那时才能看见。但也收获颇丰。中午在附近的山尾头村一家叫“连理枝”的渔家乐餐厅吃饭，刚好餐厅负责人黄阳从外面回来，带我在村里走了一圈。这才知道他和两个兄弟、一个妹夫都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黄河、黄阳、黄海、蔡大军，他们号称“三个半创业者”。
他们都是山尾头村人。该村有49户居民，373人，外出人员超过200人。过去村民主要靠打鱼为生，人均耕地很少。他们几兄弟考上了海口的旅游大专等学校，跳出了农门，基本都在旅行社工作，见多识广。
2006年他们返乡创业，创办了渔家乐。后来又成立了乡村民宿专业合作社，有18户村民入股，筹资101万元，逐步发展，目前已经有25家民宿开放，提供了四五十个就业岗位。如今山尾头村已是一个集旅游、观光、度假于一体的美丽村庄。
我看了四五户民宿，最贵的一套每日房价4888元，有多个房间，可容纳一二十人，很适合团建或几户家庭结伴旅游。硬件、软件都不错，既有海南传统民居风格，又有匠心设计，家具和装饰都折射出渔家出海的调性。他们还开了一个手工作坊，把废弃的渔船弄来，用饱经沧桑的木头制作手工艺品。
黄阳说，由于山尾头村的承接力有限，他们正和周围十几个村庄合作，要把红树林海边的岸线都慢慢开发起来。此地也是著名的养蚝地，且离机场只需20分钟车程，他们也可以提供接送服务。
如果没有黄阳兄弟这样的返乡创业者，山尾头村还是一个靠打鱼谋生、和外界很少联系、祖祖辈辈基本都在一村之内的封闭落后村庄。黄阳兄弟是本村人，容易获得村民信任，他们又有外面的视野、经验、资源，把这些要素注入村庄，就创造出了过去没有的新价值，还把城里人吸引过来。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则为城乡连接和硬件改善提供了助力。
山尾头村就这样从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变成了有现代服务业色彩的新农村。
陪我一起调研的媒体人、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海口农村人，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2009年作为《南风窗》记者到台湾采访，看到了台湾很多“乡村再造”的案例。回来后他就揣着1万多元存折回到家乡，在这个看天吃饭、连自来水也没有、几乎年年干旱的火山口古村落创业。
火山村有300多人，户户都是荔枝农，山上是厚厚的火山岩灰，打一口井都困难，也没有水利灌溉。他就给海口市领导写信，请批一口机井。半年后深水井挖好，高高的水塔立在村口，灌溉机井投入使用。火山村荔枝的品牌也建立起来。
近两年，陈统奎还和别人合作开发了荔枝汽水。他们在上海成立的汽水创业公司还被正在广泛布局新饮品赛道的元气森林收购了。
成如容易却艰辛。当年为了让荔枝有更高价值，真正纯天然，陈统奎带领荔枝农按照自然农法耕种，“0农药残留、0除草剂、0化肥”。第一个反对者是他的父亲，因为按这种方法第一年种出来的荔枝规格过小，被拒收，气得他摔了手机。一开始一年只能帮大家卖掉万把斤荔枝，不仅没有创收，原本的收入还下降了，村民大骂，说“大学生回来放大炮骗农民”。
但陈统奎坚信自己的选择。他在日本也做过调研，比如日本九州熊本县菊池市有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鸡蛋庵”，是名叫Cocco的农场的消费体验入口，也是日本鸡蛋销量第一的“农产物直卖所”，一年营业额达到2亿元。生于1949年的松冈义博，几十年前从东京返乡创业，用存款买了400只鸡苗，从零开始养鸡，1981年拉来两个弟弟一起合伙，向大规模养殖发展。
他们坚持只饲养纯日本品种的“红毛鸡”，坚持用无农药、非转基因玉米作为主要原料的饲料，特别加了木炭，让鸡吃后生出来的鸡蛋减少腥味。给鸡喝的水是阿苏火山岩矿泉水。鸡蛋的卖点是“朝取鸡蛋”，即只卖当天早上刚刚生出的鸡蛋。
日本农业经济学者今村奈良臣1990年提出6次产业的概念，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2×3）。陈统奎也在进行这样的探索，第一产业是种植荔枝，第二产业是荔枝深加工观光工厂，第三产业是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如开发荔枝主题产品直卖所、荔枝主题民宿、荔枝园餐厅等。
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活业、活人、活村，关键是给农村导入新的流动性。需要一批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从城市带着创意、资金，重新审视农村，重新定义农村的产业，用洞察力、发现力把农村的资源盘活，把价值做高。这就是“三农”的现代化、高技术化、服务化。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农民才会觉得他们并不低城市人一头。这才是一种平等的价值循环。
打造高水平的流动性社会
以上讲的就是我所理解的流动性。如果概念进一步扩延，还有很多大文章可做。
比如，这几年国资、国企在做大做强方面进展飞速，国资主导的各种投资基金在股权市场上也举足轻重。而现在有不少民企，包括经营能力非常优秀的民企，因为种种原因陷入困境。那么国资能不能伸出手，用混合所有制的方法为民企注入流动性？
前段时间我听说中部某省一家民企，在政府撮合下和一家央企地方公司联姻。央企入主后，最直接的益处是，民企过去有银行额度但很难放出来，利率也高，现在资金面困难大大缓解。这就是“国”与“民”之间的流动性问题。
又比如中国和国外的交往、连接，也要主动创造流动性。中国无论从资源端还是产出端都对国外有很强的依存度。我们为什么要进口粮食？本质是在进口耕地和淡水资源。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占世界的6%，我们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我们当然要加强自主、节水，但也需国际贸易弥补不足。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要主动创造交往流动性。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民族的“普遍交往”为基础的。交往对我们有很多好处。封闭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被疫情隔断的国际流动性尽快而有序地恢复起来。
再如信息、思想观念、教育、文化的流动性问题。观念是世上流动性最大的东西。光是通过商品和游戏，可以消费世界，但并不能理解世界。
信息、思想、交往的流动才能让每个人走出狭小的自我，进入更大的天地，减少偏见、偏颇、偏狭，增加理解与合作。我们需要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文明互鉴，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资源充分涌流，让鲜活的创造性思维永远流淌。
组织、机构、企业，也有组织文化的流动性问题。
社会如何拓宽上升机会和通道，还是流动性问题。
不要一想到流动性就是资金。打造高水平的流动性社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责任。文 | 秦 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