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邱越）“宝宝要到来了，今天特别开心。”3月4日，陆月（化名）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下了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孩子的期待。和大多准妈妈一样，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孩子，她有期待也有忐忑，而这个孩子对她还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这个孩子是她几经辗转、费尽辛苦通过代孕获得的。“我试过太多办法了都没成功，但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为何一项在我国明令禁止的行为，在现实中却屡禁不止？

图文无关，资料图片。李蔚海摄

地下代孕盛行，明令禁止却收效甚微

即使已经成功代孕，但对陆月来说，这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在与健康时报记者的交谈中，她回避提到“代孕”二字，而选择用“dy”代替。即便面对自己的家人，她也没有坦诚自己代孕的事实，而选择了买“假肚子”伪装整个怀孕的过程。

“我虽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知道这个事的人能少一个是一个。”陆月说，代孕也是她不得已的选择，正常备孕屡屡失败，吃药、手术、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她全都试过了，没有一次成功。一度想要放弃，选择收养，“但收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等待了几年，心态彻底崩了，才决定选择代孕。”

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办法》第22条第2项规定医疗机构违法实施代孕技术的，要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2003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在“保护后代的原则”之下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其中，我国不孕不育的人数占适育人数的10%到12%，大约有4000万到5000万人群面临无法生育的境遇。

据全国人大代表、作家蒋胜男介绍，我国目前的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代孕商业化已发展为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

“58万包风险全包价，中途出现任何情况都不会增加费用，不过能否成功得看个人的身体情况。”健康时报记者添加了某代孕机构客户经理的微信，该客户经理毫不讳言自己是“做代孕的”。

多家机构都跟记者打包票：“不存在安全问题，都是很基础的操作，行业几十年了。”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表示，我国对代孕采取一律禁止的态度，而在这种完全禁止模式下，我国对代孕的规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对代孕行为加强管理而不是不应一禁了之。”

人大代表：限制商业代孕并对代孕过程进行监管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12年后代孕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70个案件中，其中行政案件2个，刑事案件16个，剩余为民事案件。

朱列玉指出，在上述案例中，虽然法院认为代孕没有法律依据，但不管是代孕行为当事人双方，还是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均未发现被追究刑责的判例。虽然《办法》制定了相应的罚则，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并无针对代孕的定罪条款。对于代孕本身，该《办法》只能约束医疗机构，处罚手段也仅限于罚款或纪律处分，对于代孕双方当事人，尚无任何法律或部门规章进行约束。

朱列玉表示，在有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规制且不滥用的前提之下，若代孕行为没有侵入他人的权利领地，并得到双方自由意志的认可，在法律上一律禁止反而是忽略了特定人群的需求。相反，对代孕行为和机构进行许可证管理，平衡代孕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限制商业代孕并对代孕过程进行监管，才是应有之义。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名誉主任孙伟认为，代孕有悖伦理，伤害妇女权益。

孙伟建议，首先，法律应严格规定代孕必须具备的条件，代孕运行机构应当严格审查上述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拒绝代孕；其次，坚决禁止商业代孕；第三，绝对禁止代孕者与当事人间的性接触；第四，对代孕婴儿的父母进行全面登记，包括其生母、卵母、精父、养父养母等；第五，国家应当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一方面要完善行政监督立法，另一方面国家应指定一个特定的行政部门对代孕行为进行核准。同时，对不具备医疗条件的机构应该坚决予以取缔；第六，要明确规定代孕运作机构及代孕操作规程；第七，要修改完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有关代孕法律法规的同时,也要通过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比如代孕孩子的归属、代孕孩子的继承权、代孕协议的有效性等问题的规定。

“要对非法代孕行为进行查处和打击。”朱列玉表示，在我国因非法代孕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女性日渐增多，“代孕黑市”的利润也高得惊人。面对这个现象，一方面要针对代孕出现的新问题，尽快填补法律空白，同时，加强公安、卫健、工商及工信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持续加大对非法代孕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相关人员的教育及普法工作，让越来越多的人知法、懂法、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