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设立科学史系、筹备建设清华科学博物馆，一时间吸引了学界和媒体的目光。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现场）

与此同时，社会上各种好奇和疑问也纷纷而来：什么是科学史？科学史究竟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史专业可以培养什么人才？什么是科学博物馆，它与科技馆有什么区别？等等。

为解各位学者、科学发烧友之渴，思享者近日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建设主要负责人吴国盛教授与大家详谈科学史与科学博物馆。

人 物：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科学史系创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什么是科学》《希腊空间概念》《技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等作品。

（吴国盛教授）

思享者：什么是科学史专业？

吴国盛：科学史是一个文理综合专业。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属于自然科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历史学。出于学术管理的方便，有的国家将之归入理科，有的归入文科。总的来讲，归入史学的居多。在我国学科目录里，科学技术史属于理学一级学科。科学史与传统史学相比，除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比较特殊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无根本不同。

科学技术史是在科学技术本身有了一定发展水平，需要开展自我反思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界一般把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看成是科学史学科之父。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科学史杂志《爱西斯》和科学史学会，在哈佛大学持续开课40年，培养了许多科学史后备人才。

科学史学科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科学的实证史、思想史、社会史三大主要研究方向。实证史主要关注硬事实的积累以及年代排列，更多像大事年表。思想史关注科学概念的内在演变，有相当的哲学史味道。社会史是20世纪的新潮，研究科学共同体、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联和互动，一时成为显学。

思享者：一些人认为，科学的东西不同于文物、古董，当然是越新越好。既然这样，我们只需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就好，为何还要了解科学史？

吴国盛：作为东西当然是越新越好用，但是，科学又不是单纯拿来“用”的，其本身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它的理解、反思就成了人类自我确认、自我反思的主题之一，而理解和反思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研究历史。在这方面，科学史和其它任何类型的历史一样。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的东西从来就是现实的东西，也是未来的东西。

科学史就其实用功能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为科学前沿服务、为科学教育服务、为制定科技政策服务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提升一个民族对科学的理解水平。目前，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对科学的误解和误读。比如，简单地将科学与技术等同，认为科学仅仅是工具，而没有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文化，一种追求理性的精神。这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相对落后有关。而这种误解误读，将会制约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妨碍我国科学发展由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换。

思享者：当今自然科学专业分化细之又细，跨专业研究正在成为主流，不同专业教育都致力于培养出尖端人才，请问科学史专业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吴国盛：专业精英人才不能仅仅通过专业教育获得。科学史作为一个专业，它当然也有自己的专业门槛和专业技能，以及专业人才。但是，作为一门文理交叉学科，科学史比其它专业更依赖跨专业的知识背景。19世纪是科学分科化、职业化、技术化、力量化的世纪，科学的分科化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知识分裂。克服这种愈演愈烈的知识分科化倾向，是科学史学科早期研究者的基本哲学动机，他们试图通过科学史研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史，首先应该是通史而不是专科史，唯有“科学通史”才有可能达成桥梁的功能。可以说，科学史从一开始就扮演着推动通识教育的角色，因此，科学史所要培养的当然也是通识性人才。

思享者：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很可能成为我国第一家科学博物馆，目前有哪些建设计划？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计划于2021年建成开放，作为清华建校110周年的献礼项目。目前，基础建设和内容建设正在齐头并进地开展，我们科学史系是内容建设的负责方。目前，大家熟悉的科技馆，总的来说属于国际上所谓的“科学中心”模式，不是“科学博物馆”模式，因为缺乏科技遗产的收藏。我们的科学博物馆将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技术遗产收藏，并且在收藏品基础上进行布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一家综合类的科学博物馆。

思享者：许多著名博物馆能够吸引世界各地参观者，主要是因为其彰显着该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请问我国建设科学博物馆，应着重展现怎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将表现出怎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吴国盛：一方面，当然要着重展示科学所具有的超越国界的科学文化，比如理性求真的精神；另一方面，则要展示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我国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可以说也是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华民族历来不缺乏聪慧的大脑，我国早期从事科研事业的学者，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希望借助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和民族走出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们常常在实验仪器陈旧、经费短缺的条件下，甚至是在战火中坚持科学研究，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我想，这种将聪明才智融入家国情怀，不畏艰苦搞科研的担当精神，也是我国科学博物馆应着力弘扬的。（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 赵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