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驿运隋唐
2021年“五一”期间，我回了趟老家，探视已年过八旬的父母，并和父母就往事和家事聊了许多。
据母亲说，1958年为发展工业，国家到农村大量招收工人。招工人数很多，周边村庄的青年男女踊跃报名。没有车，母亲她们就步行到宿州，再转乘到蚌埠的火车。到蚌埠后，同来的人先集合，分到不同的工厂，再由工厂来人接走。母亲被分到蚌埠空气压缩机厂。
母亲所在的工厂规模很大，有老厂、新厂多个厂区，分锻工、铸工、焊工等好多工种，工人得有近万人。母亲笑着对我说，开始她是学员，工友晚上干活时，她挑着灯笼照明。需要熬夜，她老是犯困。不久，领导就给她调换了岗位。
母亲被分到钢焊车间学电焊。母亲说，带她的师傅不到一个月就休了产假，她就跟一名年龄大些的工友学技术，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为支援农业生产，工厂需大量制造双铧犁。领导分给她一台机子，母亲自己摸索着学，有问题就请教其他工友。不懂就问，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电焊技术，不久就能独立作业，且质量过硬，工作效率很高。现在说起来电焊的分类和各种焊工技巧，如怎样减少气泡、怎么焊出各种花纹，母亲还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母亲处处争当先进，想方设法要走在别人前头在生产建设中当排头兵。同样的工作时间、同样的产品，别人能焊30个，母亲交班时咋也得焊32个或35个。母亲说，一次上夜班，她干活时入了迷，钢板反弹过来，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至今头发中间还留有一道疤痕。当同来的人还是学员时，她就是二级工了；当别人是二级工时，她已经是三级工了。
母亲说，刚入厂时伙食很好。她记得食堂里饭食种类繁多，师傅变着花样，饭菜尽量适合不同地区人的口味。早晨是馒头、稀饭、米饭、咸菜，中午和晚上炒些时令蔬菜，有肉有油，还有汤。最受欢迎的是“菜米饭”，就是用米饭熬粥，夹杂着萝卜、粉条、白菜之类，比稀饭稠，但又比米饭好吃、抗饿。大家排队打饭，花钱不多，不光能吃饱，还能够吃好。母亲笑着说，那时一斤面能出6个馒头，她一顿吃2个就够；一次几个人说咱试试，看咱到底能吃几个馒头？她就一口气吃上6个，肚子撑得很难受，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吃2个馒头。上班是三班倒，晚上加班的人有宵夜，母亲因为技术好级别高，上晚班时经常能喝到西红柿鸡蛋汤。
母亲生活很节省，开的工资不仅够自己吃饭、花销，还能剩余些寄给姥爷姥姥贴补家用。母亲有个好姐们，找的对象是解放军，驻扎在工厂附近，她们都见过面。以后部队开拔到新疆，再后来整体转业为农垦职工，这位阿姨随军到了新疆。母亲说，分别时她们一起照了相，后来还通过几次信。再以后，通讯地址弄丢了，她们就再也没能见过面。
车间的书记是位老党员。他是个好人，说话细声慢气，为人和蔼可亲，很关心职工生活，数次鼓励母亲写入党申请书。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母亲1959年2月入了党，并于1960年3月如期转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工友们有回家探亲的，这位领导就告诫大家要服从指挥，安心生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堂里伙食品种越来越少，由干变稀；细粮减少粗粮增多，夹杂些红芋片子、豆饼之类，饭菜质量越来越差，大家都吃不饱。每月粮食开始定量，不允许超支。母亲一个月定量32斤，以后变成28斤、22斤、20斤。女职工还好说，饭量本来就不大，多喝几碗水，勉强能吃饱；男职工要干重体力活，消耗大，40斤的口粮（且逐渐递减）肯定不够吃。母亲说，因为晚班有宵夜补贴，能吃点饭食，有位男工友就主动申请上夜班。白天他睡不着，就走十来里路，在附近的村庄周围转悠，瞪大眼睛到处寻摸。有时运气好，能从农民收获后的庄稼地里弄几个手指粗的胡萝卜，或萝卜樱子，或鸽子蛋大的土豆、红芋，或其他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他就拿回来，自己用铁皮焊个小锅，添上水，煮着吃。
父亲插话说，1960年他在百善上农中，一顿能从食堂领到一个馍。馍是杂面和青菜混合而成，有孩子拳头的一半大，跟现在街上卖的小笼包差不多；刚蒸出来趁热好吃，凉了、硬了就揦嗓子、难以下咽。因是农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获的庄稼，食堂改善伙食，用蓖麻籽炸油，有时也用红芋叶或红芋梗或野菜炸丸子。干硬的馍掰碎了放热汤里一泡，一样很好吃。周一省下的馍周二吃，周二省下的馍周三吃，如此反复，一周能省下七八个馍。劳动间隙，有些学生将攒下的馍用竹刀划成小块，饿急了就拿出来吃一小块，细细品咽，过一会再吃一小块，一个馍能吃上一天。周六黄昏或周日早晨，父亲多喝上几碗汤，拿上当顿的馍和前期省下的馍，出了宿舍，一漫拉斜顺着野地回家。紧抱着布包，父亲连走带跑，不敢在路上停留。回到家，父亲将馍交给奶奶。奶奶从食堂打回饭汤，将馍掰成小块，与家人分食。
当时经济着实困难，国家将工厂企业转、停、关、并，并动员工人回乡支援农业。工人们有偷着跑的，常常一夜醒来，很多工友就不见了。母亲说，领导数次找她谈话，作为党员，要求她起模范带头作用。开始时，动员她去双河农场，毕竟是国营单位，说以后城市招工时会优先考虑。母亲觉得都是干农活，就不如回老家务农，起码有亲人朋友能互相照顾。临走时母亲说自己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丢了，没有上缴厂里统一销毁；又开具了一张“职工参加农业生产证明书”，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曾经在蚌埠工作过五年。现在回忆，母亲还是很伤感，那么大的一个工厂，一万多工人，说没就没了。
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母亲还是事事带头、处处争先，努力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再以后，就遇到了父亲，有了我们一家人。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次母亲开党员大会。我自己走着去乡政府大院里找母亲，母亲告诉我回家问父亲要钱交党费，具体多少钱记不清了，大概是五毛钱。那时候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很是荣耀，当然1992年撤乡并区改镇后，我们村就成为一个普通村庄了。
2006年起国家废除农业税，种地不用缴公粮，国家还给补助。后来，国家财政拨款，给农村的老年人发生活补助，开始是每人每月55元，以后逐渐递增。再后来，国家给农村的老赤脚医生、老民办教师、老社办企业工人按月发补助。想到母亲年轻时当过工人，后来响应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下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父亲就决定去找找看。四处奔波经历一番艰辛后，母亲终于落实了工人身份，每月能拿到40元生活补助。钱虽然不多，但能证明母亲曾经是个工人。
母亲是党员，常常以身边的例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讲党的故事、讲党为国家为民族的奋斗历程。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弟姊妹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积极要求进步，大都入了党，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我看母亲的证件，身份证、工作证、工会会员证上姓名有同音字，年龄也有差别，父亲说1984年国家才开始施行并逐步推广居民身份证制度，都是手工填制，时间久远肯定有误差。母亲1959年2月入党是确定无疑的，有组织部门发的党员证为证，这么算来，母亲在党已经62年了。
母亲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早些年儿女上学花销大，为多挣点钱，母亲就种菜、种麦子、种玉米、种棉花、种绿豆之类农作物，割麦、打农药、打叉、拾棉花等重体力活累弯了腰，还患上了心脏病。1998年我上大二时，母亲不慎滑倒，摔断了腰，打封闭后慢慢休养。2020年6月，母亲患上脑梗，幸亏发现早及时送医治疗，恢复得还算不错，现在左手伸不直、握拳有些困难。如今父母住在村里，年老体衰不能再下地干活了。一辈子的劳碌命，父母闲不住，就在庭院里种上蔬菜，平日里自己做饭吃，每天都在村里转悠转悠。
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光说自己身体很好，能吃能睡，不用子女担心；还很挂念我的痛风，要求我不要老呆在电脑旁边，常站起来四处走走。作为儿子，我衷心希望父母健康长寿，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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