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彻底醒了。

帝制黯然取消。

6月6日，一代奸雄一命呜呼。

同年11月8日，年仅34岁的共和伟人蔡锷病逝日本。

（蔡锷）

在上海，蔡锷的追悼会上，蔡的恩师梁启超说，戊戌变法后，蔡锷要到东京去找他：

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

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

由汉到京，

袁项城（袁世凯是项城人，故有此称）借给他一千元

经过重重磨难，蔡锷才得以到日本读书。

（梁启超）

梁启超与蔡锷有深厚的师生之谊，其言定然不虚；

蔡锷东渡曾得袁世凯慷慨资助，又受过他的恩惠；对于此节，他岂能忘记？

辛亥革命爆发，蔡锷成为云南都督。

1912年1月12日，他致电黎元洪，称袁世凯“宏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

他非常肯定袁世凯，以为他有被推举为总统之望。

然而袁世凯尚未与清廷脱离关系，蔡锷对此深不以为然；

（黎元洪）

而且他还反对“株守议和”、“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

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其中明显表现出对袁世凯的不满。

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世凯，说他企图借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团体；

是“袁之狡谋”，“懈我军心”。

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总统已经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再有研究之价值”，“唯有简率精兵，连结黔、蜀，长驱尹、洛，期共戮力中原。”

蔡锷极力主张北伐，亲组北伐军。

第二天，他就发布了《北伐誓师词》，指袁世凯为“袁贼”、“甘冒不韪”。并且派兵由贵州进入湖南。

但“南北和议”一旦成功，清廷退位，蔡锷就多次公开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

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4月11日，他给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前后三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他反反复复，没有定准，实际上仔细分析当时的时局，他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

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支持袁世凯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加强国权，抵御外国入侵本就是他的夙愿。

而只要袁世凯背弃共和立场，他就坚决反袁，不惜以武力、生命来捍卫共和。

（宋教仁）

1913年春，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予以谴责。

但他坚决反对总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

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心不安。

当时战争迫在眉睫，他和四川、贵州、广西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果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

一方面，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息兵。

另一方面，他还致电李烈钧、陈炯明、黄兴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

（黄兴）

根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时，则由国务院负责。

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如果袁没有获选，还想依仗特别势力不退位，那时就可用武力对付他。

虽然他后来也曾派兵入川，但一直把这次战事看做同室操戈，认为这不是国家的福兆。

他是反对内战的，所以他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反对参与战事的北洋军授勋，称那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几乎把整个民国都变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这时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他的北洋军所控制。

蔡锷因为曾经试图联合黔、桂等省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因而深为袁世凯忌惮。

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

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

但是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发的电文中就说：

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

由此看来，他此次进京并非完全被迫。

袁世凯曾经同意蔡锷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来接任湖南都督。

但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并未提起此事；蔡锷没有表现出不满。

虽然他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却是为他马首是瞻。

在北京的三年，袁世凯对蔡锷优礼有加，先后给他了他一连串的官衔：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军统帅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

此外，袁世凯几乎每天都召见蔡锷，与其磋商政要。

袁世凯的行为，无非是笼络蔡锷，同时防他有变。

袁世凯曾私下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也有阴谋。他召蔡锷来京的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

这三年中，蔡锷的表现大智若愚。

（小凤仙）

他常常浑浑噩噩，唯一的作为是在经界局的半年。

蔡锷知道，袁世凯让他到经界局是在浮躁他。但他认为野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

不长时间（1915.1.22－7.22）就有经界著作两巨册《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刊行于世。

可见他办事认真严谨，而且也只有这个经界局远离政治，可以让他毫无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25日，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

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

蔡锷却韬光养晦，风花雪夜，“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

一方面，他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就表态，由他领衔，带领一批将领签名，赞成袁世凯称帝。

而另一方面，他却无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来往，共商大计。

1915年11月22日，蔡锷给袁世凯呈文，说自己假期已满，而病还未痊愈，要求请假三个月，换个地方养病。

袁世凯给他准假两个月。

蔡锷推说日本气候宜人，适合养病，意欲前去。

袁世凯料想蔡锷几年来锐气消磨，况且支持自己称帝，也就放松了警惕，准了他的请求。

蔡锷从容离京。

袁世凯转而又疑心，对身边人说，蔡锷精明强干远胜黄兴、宋教仁，以为他远走高飞，将来必成大患，隐约有些悔意。

蔡锷到日本，取道上海、香港、转河内，再到云南。

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21、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阴险狡诈”、“叛逆”。

但即使如此，在云南独立的前一天，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的忠告”，“痛哭陈词”。

而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一律细数袁世凯的罪状。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蔡锷虽然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但他表示自己多承蒙袁世凯厚待。

可以看出，蔡锷私人对袁世凯有一定的情感；然而为国家大义，蔡锷坚决不容忍袁世凯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