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在日本，有位老师在课堂上要求一个男孩解剖一只青蛙，这个男孩因为害怕，吓得哭了起来。这时，老师用指关节敲着他的脑袋，大声地咆哮：“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几百个中国佬呢！”
这就是日本老师给学生上的课，在日本，学校就像一个小型的军营，有些老师其实本身就是军官。他们给幼小的孩子们灌输的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天命——征服亚洲，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种族，而这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每个学生应尽的责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男孩子们从小就要接受训练，为将来到军队服役做好准备，这些思想已经全面渗透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在日本的商品店里，到处都是士兵、步枪和坦克等玩具，有的孩子直接把竹竿当步枪，把木头捆在自己的身上当“人肉炸弹”，在街上一起玩打仗游戏。
这种军国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非学生个人。”为了驯化学生，日本用军事化训练来培养一名小学老师，师范生们需要住进军营，接受纪律和思想的教化。
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所有学校都将副本与天皇的肖像供奉在一起，每日宣读，以此让人谨记：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自此，日本学校里的老师就像教官一样，可以随意抽打学生。他们让孩子们背负重物，围着操场循环奔跑，直到精疲力尽。
很多男孩子长大后，心中的个人主义精神早已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条件服从权威，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将来要面对的是如何严峻的训练。让人惊讶的是，无论教官如何折磨，大多数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就像被洗礼了一样，成为一个崭新的士兵，有着“永不言败”的信念。
1937年，有了这批思想统一，训练有素的士兵，日本扩张领土的计划就此展开，蓄意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日本军团在夜间演习时，以丢失一名士兵为由，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在遭到中方严词拒绝后，就炮轰宛平城。
不过，中国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征服的。8月，中国军队从一处隐蔽的炮台向日军开炮，当场炸死日军数百名。尽管在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上的匮乏，历经数月的抵抗后，中国军队成功地保卫了上海这座城市，这让强大的日军心有不甘。
11月，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了，可上一次的失败让日军心中仍然燃烧着一团怒火，恼羞成怒的日军继而向南京进发。他们开始偷运珠宝古玩、护士的钢笔和腕表、外国人的汽车，甚至难民手中的一粒脏米，如有不从，必取之。
而这些行为都还只是冰山一角。阿诺德.布雷克曼在其著作中写道：“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各种野蛮残酷的暴行堪比1000其美莱村屠杀。”他们在俘虏身上进行医学实验，把水或者煤油从口鼻灌入人的体内，拔掉人的手指甲或者实施电击折磨……
然而，就像患有选择性失忆症一样，对于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行径，课本只字未提。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报纸引用过一位日本老师说的话：“当学生们得知日美有过交战时，他们很惊讶，首先想知道的就是到底谁打赢了。”
不过，黑暗遮蔽不了所有人的眼睛。1965年，日本有一位名叫家永三郎的历史学家起诉了日本政府，开始了一场长达30年的艰苦诉讼。家永试图向日本学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正因为文部省的干预，致使学生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
这位80多岁的老历史学家，外表看上去柔柔软软，内心却藏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在家永三郎坚不可摧的抗争后，终于胜诉了。这场教科书之争最终取得了两个成果：一是文部省大臣被免职；二是文部省内部意识到南京大屠杀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至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依然没有结束，这场杀戮给中国同胞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但正如荷马所说的：“即使正义的到来是缓慢的，破除邪恶也是必然的。”世界要的是和平，历史要的是公正，也许正义会来得迟一点，但它不会缺席。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