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梦家(左)与商承祚(中)、于省吾(右)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华社/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商朝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商朝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梦家(左)与商承祚(中)、于省吾(右)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16日《南方周末》）

在我们中文堂（编者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办公楼）的二、三层楼上，走廊的墙壁，挂满了校友的书法作品。二楼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则挂着容庚、商承祚等几位教授的条幅。我有空时，常会从办公室下到二楼，仰视先师们的条幅，在欣赏他们的书法作品的过程中，脑海里便泛起先师们的音容笑貌，低回念想，不忍遽离。

几位老师的书法作品，各有特色，或端庄，或飘逸，或苍劲，尽态极妍，各有特色。在几位老师的作品里，我往往在商承祚教授的作品面前，驻足的时间最长。因为他的条幅，不仅清逸秀劲，结体精严，而且是用他最擅长的铁线篆体书写的。我不擅古文字，往往要望字推敲，也往往想起了和商老接触的一些趣事。

一、容商二老

在古文字学领域，人们常把容、商并称。商承祚老师的著作，出版了15本之多，还出版过两本书法集。其中尤以《殷墟文字类编》《石刻篆文编》，受到学术界交口称赞。当王国维先生看到《殷墟文字类编》，惊悉这是出自年仅21岁的青年之手，十分称许，认为他睿智勤奋，将来一定是古文字研究的栋梁。商老进入北大研究所，和容庚老师成为同门和同事，他俩都喜爱收藏古代文物。后来先后在中山大学研究古文字学，一起指导研究生，一直是莫逆之交。

我在上大学时，当然早就知道容商二老，是中山大学国宝级的专家。可是在“文革”前，我和容老接触的机会较多，和商老交往却很少。这倒不是敬而远之，而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候，商老只给我们上过两节课。那是“古代汉语”课，课程由赵仲邑老师担任。其中有关古文字的两节课，赵老师特别邀请商老前来讲授。

在高校，有些教师科研能力极高，但口头表达能力稍弱；有些老师，专心于教学，很受学生欢迎，科研进展则稍缓。这也是高等学府的常态。当然，科研教学兼擅，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教授，在各高校里属凤毛麟角。这一点，真正的教育家，是懂得的。教授们各有所长，而老师们只要做好其中一面，就是优秀的学者，有些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国之瑰宝。

当我们得知商老要给我们上课的消息，大家翘首以待。谁知道，商老虽然名重天下，也擅长培养研究生，而对本科生上课，则不是他的强项。我们虽然留意听讲，但实在不知所云。到现在，他讲的是什么，我一点也记不起了。倒是他在上课时穿的服装，却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老师们的穿戴，比较随便。有穿干部服的，有穿唐装的，有穿长袍的。有些老师，服饰始终不变，像数学系主任胡金昌教授，一直穿着土黄色的中山装，姜立夫教授和容庚教授，一直穿着白色的唐装。而商老，则总是西装笔挺，十分讲究。那天给我们上课，他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和背心；雪白的衬领上结着黑色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这像接待贵宾的穿戴，当年，我在课堂上，从未见过，印象十分深刻。

在1957年以后，商老担任中文系主任。这职务，他一直当到1966年“停课闹革命”之前。但在整整九年中，他很少在系工作，开大会时，也间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而己。全系的行政工作，实际上由副主任吴宏聪教授主持。当时，他和容老一起指导研究生，工作地点被安排在另一幢小楼上。因此，我和他的接触实在不多。平常，我们见到商老，一般只是向他微躬致意。而他真正的认识我，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羽毛球场上。

《古本戏曲丛刊》内文页。

二、“小马！来呀！”

我和容庚老师，接触倒是较多的。因为我在当大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同学们拜访容老。容师母捧出一盘荔枝请我们吃。我吃得很快，一不小心，喉头被荔枝汁呛住，容老哈哈大笑。从此对我颇有印象，碰见时也会和我聊天。到1962年政治形势和缓的时候，还会天天约我到羽毛球场上陪他打球。有一天，商老在场边走过，看到我们一老一少打得兴高采烈，不禁驻足观看。容老很有趣，打得兴奋时，每次还击，便喊一声：“小马！来呀！”商老一边看，一边嘻嘻地笑。等到我们休息，他走过来对我说：“原来你姓马！”容老抢着回答：“不是，他姓黄。人家批判我，说我是不受管束的‘野马’。这小子的名字，有‘马’字的偏旁，我就叫他为‘小马’！”商老笑了。从此，见面时，他也跟容老一样，称我为“小马”。

有一次，我有急事回家，骑上自行车飞奔。迎面看到商老，他把我喝住，我只好滚鞍下车。他便一脸严肃说：“小马！你以为你真是马吗？这里是下坡路，骑得快，很危险！”我唯唯。正想跨步上车，他又把我叫住，对我说：“我知道你研究古代戏曲。但看书，不能像你骑车一样，一目十行。要和我研究甲骨文那样，逐字细细地读！知道吗？”我赶紧点头。这番教海，我真的记住了。这是他平生对我认真讲话的一次。我也明白，作为系主任和老教师的他，既是严肃又是亲切关怀年青一辈的学者。

“文革”期间，我偶然在校园里的草坪边，也会遇见商老在看“大字报”，彼此一对眼神，便各自走开。那时，我倒很少看到涉及他的“大字报”，也许是他外出考察文物的机会较多，平时又谨言慎行，因此，尽管他也属“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而人们斗争的锋芒，只集中于容老。当然，在那特定的环境中，商老也难逃一劫。他原本藏书很多，居住条件较好，但被迫迁到只有两个房间的斗室这一段时期，他虽然“蒙混过关”，日子也还是艰难的。

三、商老放了哑炮

那时我见到商老而且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全系“革命群众”批判容老的大会上。

容老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为了打击他的“反动气焰”，主事者在膳堂组织了一次全系斗争大会。这次大会，经过充分的准备，布置了人证，务求一举揭穿容老的“真面目”。这回斗争重点，是要批判他里通外国，盗卖国家文物，把一件贵重的商代铜器，卖给了美国人。容老莫名其妙，立即反驳：“没有！”

语音刚落，群众哗然。主持者看准火候，拍案而起，冷冷地说；“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然后喊了一声：“人证出来！”

这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位老教师站了出来。指证容老：“你在×年×月，把一件××鼎，卖给了美国人×××。”这话一出，全场“炸”了，偷卖古董给美国人，这还了得！主持人便喝问容老：“这事有没有？”只见容老想了一想，爽快地回答：“有。”这一来，“革命群众”义愤填膺，“打倒容庚”的口号，喊声震天。主持者便乘胜追击，喝令容老老实交代！全场也鸦雀无声，就等着看容老坦白。

谁知道容老说：“那××鼎是假的！我骗了那美国佬！”他话刚落，大伙愕然，随即哄堂大笑。主持者眼看批判会开不下去了，赶紧宣布散会，革命群众便一哄而散。

站起来指证容老的教师，正是商老！

散了会，我离开较迟，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看到商老的背影。他在前方，一边走，一边悠悠然摇着扇子。我没法绕过他，只好从他身边驶过。回头一望，只见他笑嘻嘻的，神态从容，一点也没有尴尬的样子。我没有下车，说实在的，当时对商老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幸而他放出的，只是个哑炮，否则容老的命运，不堪设想。

不久，打倒了“四人帮”，我有好几次看到两老走在一起，有说有笑。有时走进古文字研究室，往往看到容商二老，有时争论，有时互相取笑，一点没有芥蒂。我心想，“文革”时，商老在众目睽睽下，对容老发出“重炮”，按理是不容易谅解的，难道两老忘记了，统统不予计较么？当然，我也十分佩服两位老人的气度。

《殷墟文字类编》内文页。

四、“老友啊！”

1983年3月，容老去世，我就明白两位老人的友谊，是何等深厚的了。

在举行容老追悼会的那天，殡仪馆大厅外面，挤满了许多前来向容老告别的亲朋师友。只见商老独自坐在休息室的角落里，一言不发。当时，我作为中文系负责人，一面提醒照顾好来参加吊唁的老教师，一面吩咐殡仪馆工作人员，让我先行进入大厅，检查大厅里的安排。工作人员就只让我一个人进入，又掩上厅门。我进入大厅，调整了一些花圈安排的位置，然后走到容老遗体旁边。只见他安卧在花丛里，就像睡着了一样。我端详着慈祥的遗容，想起容老对我许许多多的教诲，正在黯然神伤。猛抬头，大厅里忽然走进一个人，穿着一身白色的唐装，一看，正是商老。我吓了一跳，赶紧迎上去，刚走到大厅中央，只见商老脸色凄楚，对着容老遗体，高叫一声：“老友呀！”跟着泪流满面。我赶紧上前扶着他，他好像不认识我，只是喃喃自语，“六十年啦！六十年啦！”这时，我劝他不是，不劝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大厅的门也很快打开了，师友们来到前排。我便请别的老师照顾好商老，赶紧安排别的事宜去了。但是，商老那一声“老友呀”凄怆的呼唤，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让我心魂震撼。言为心声，我知道，“老友呀！”这三个字，包含着两位老人纯真友情的千钧重量！

五、我恍然大悟

我不是对商老揭发容老的举动颇不以为然么？后来，偶然看到容老的记述，其中说到商老对文物鉴定的水平，比他要高。他买了一些古董，请商老一起欣赏鉴定，商老往往说这是假货。容老咬定是真的，于是经常争吵。但他嘴里不服，心里又不得不承认，便往往转手卖掉。我在商老写的《我与容希白》（容庚字希白）一文中，也看到一段有趣的话：

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谈此器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看过，因器真而字伪未买。希白不信，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过了半月，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把那件古董卖了。”我问他卖给谁？答：“卖给美国的福开森。”我为之莞尔。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在强大的压力下，商老不得不接受揭发容老的差事，不得不表示和容老“划清界线”。但他明明知道，容老当然记得，卖给美国人的是那一件假古董，也当然会和盘托出。这一来，商老完成了“揭发”的任务，容老也说了真话，交代了问题，这等于反驳了对他“出卖文物里通外国”的诬蔑，于是，严厉的批斗会，竟变成了一场闹剧。也许是心有灵犀，怪不得在批斗会后，商老施施然走出会场，怡然自得；也怪不得在打倒“四人帮”后，两老反而更加亲近。思前想后，我不能不佩服商老的智慧。

商老在特定的环境中，不能不自保，又不能伤害容老，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揭露”的进攻姿态，不惜让人对他有点误解，使容老安然度过了险境。想到他在非常时期以非常的方式对付，想到他的胸襟和睿智的举动，实在让我十分感动。

商承祚先生书法。

六、童心未泯的商老

改革开放以后，商老的性格有了新变化，从前谨言慎言的他，变得敢于大胆发言，坚持己见；对后辈也变得又亲切风趣，又严格认真。这一点，竟然很像逝世前的容老。更有趣的是，他再不穿西装了，天天穿的是一套白色的唐装，也和容老生前一样。和容老不同的是，他手中经常拿着一把葵扇，一面走，一面摇。从此，他也经常和我接触，甚至一老一少，打打闹闹。

有一次，我因有接待任务，穿了一套西服，刚好遇见商老。他大声叫喊：“小马，过来！”我赶忙前趋，他就问我：为什么要穿西服？我作了解释。他厉声说，“中国人就应穿唐装，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时，给胡耀邦写信，反对他经常穿西装，特别反对接见外宾时穿西装。”我说，我见的是校友，又不代表国家，穿西装可以吧？但他还是唠唠叨叨，固执很得。我赶着要走，又不好和他争拗，突然灵机一动，便问他：“您不再穿西装了吗？”他回答：“坚决不穿！”我说：“我记得您在给我上课时，穿了套藏青色的西装，在吗？”他说：“在呀。”我又问：“穿吗？”他答：“当然不穿。”这让我正中下怀，立刻说：“那么，送给我吧！不送，卖，也行。”商老想不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下子愣了，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用葵扇拍一下我的肩膀，便悻悻然走开。我也给自己解了围。

想不到过了几天，他的公子，人类学系的商教授，忽然提着一大包书籍来到我家，说是商老让他带来送给我的。我问为什么，商公子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对您有用。”商公子离开后，我打开封包，原来里面包着的，赫然是几十本线装的《古本戏曲丛刊》。这正是我在专业上十分需要的书籍。为什么商老忽然送书给我？仔细一想，明白了！那天我和他开玩笑，要他把藏青色的西服送给我，他答不上话，这不是他舍不得，而是他既反对穿西服，怎么会把西服让我穿呢？这一回，他送给我的书籍，价值远高于那套藏青色的西服。我知道了商老的心意，实在十分感激。过了几天，遇见了他，赶忙上前道谢。他回答说：“谢什么，这些书我用不着，对你却有用，不就给了你？！”我又给他开玩笑，说：“那么，我以后请您吃东西。”他又用鼻子哼了两声，就走开了。

谁知道，我这开玩笑的话，后来真的兑现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学校任命为中文系主任，商老遇见我时，再不称我为“小马”，直喊我为“黄老板”了。那时，每天晚饭后，我夫妻两人有到校园中区散步的习惯。有一天，走到孙中山铜像附近，只见商老站在草坪旁，看见我们走近，立即到我身边，对我说：“黄老板，给我两毛钱。”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别管。”我刚好身上有零钱，便掏钱给他。只见他走到“马丁堂”旁边的小档，买了一条冰棒，一边吮着，一边摇着葵扇散步去了。我觉得很有趣，怎么大教授变成小孩般的模样了！谁知第二天黄昏，我们散步行经孙中山铜像前,商老走了过来，伸手又要我给两毛钱买冰棒去了。以后，天天如此，我也只好天天在口袋里，准备着零钱对付。

过了一段时间，商老的媳妇王医生找到了我，告诉我，他们家不让商老身上带着钱，就是不让他买冰棍,担心老人家拉肚子，请我千万不要再把钱给他。我恍然大悟。其后黄昏散步，便选择别的路径，估计商老再也找不到给两毛钱的人了。

康乐园的大草坪，青青如玉，就像铺在小礼堂前的一幅翠锦。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人不自觉，往往横越草坪。“路是人走出来的”，草坪四角，便被走出两条斜线。商老很生气，他绕着草坪散步，同时也充当草坪的守护者。每当看见有人贪图方便，越过草坪走过来时，他便挥动葵扇高喊：“回去！回去！”听说有一回，两个横越者，嫌商老“多管闲事”，想对他撒野，但看到商老一脸正气，知道他是不好惹的老教授，只好讪讪地溜走。那时，也有一些同事，担忧商老会被一些混进校园里的流氓伤害，劝说他别管了，由保卫部门管理算了。商老正色回答，“保卫部门要管，我也要管！学校是我们的家，破坏草坪，不能容忍！”别看商老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这番话，掷地有声！他爱校如家，每天，在夕阳斜照的草坪中，人们总会以崇敬的目光，看到商老踽踽巡行，显得很长大的身影。

黄天骥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