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在长乐村
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策展人王一竹正在紧张布展，丰子恺诞辰120周年的回顾展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按之前的设计，为了有更多的展线，他们依照丰老的故乡风物，设计了曲径通幽式的江南水乡展板。
“当时中国美术馆展览部的负责同志过来看见，就赶紧找到我，说，‘一竹，拆！全拆！’他说你听我的，丰老的展览开幕，人流量一定会非常大，这些展板不利于疏通，会有安全隐患的。”
已经搭建好的设计被推翻、拆除，王一竹相当不情愿。但是几天之后，她被展厅里蜂拥而至的观众惊呆了：开展的第一个双休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等待入场的观众长队排出了美术馆，一直排到五四大街拐角处，中国美术馆不得不罕见地推迟了闭馆。
在1963年出版的《丰子恺画集》的《代自序》中，丰子恺写下了自己的艺术志趣，“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这一句话，也道尽了他在身后三十余年还饱受喜欢的原因。
丰子恺一生中有个最著名的老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几乎是丰子恺精神上的父亲。但很多人不知道，丰子恺的第一任老师，是自己的生父。
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石门湾一个殷实家庭，祖上几代都开染坊。丰子恺父亲丰璜在三次铩羽而归之后高中举人，他也是石门湾多年来第一个举人。然而三年后，科举制度废除了，丰璜不得不办私塾谋生，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丰子恺成了他的首个学生。
父亲恨不能将自己的毕生绝学尽皆传给独子，但在丰子恺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还在父亲的塾中开蒙的时候，丰子恺就表现出他在绘画上的天赋。他用家中染坊的染料，为《三字经》和《千家诗》涂色。父亲去世后，他不得不去另外一家私塾学习儒家经典，因为痴迷画画，被老师要求画一幅巨大的孔子，挂在教室堂前供学生朝拜。
丰子恺作品
丰子恺的母亲如同当时的许多父母一样，眼巴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科举。她保留着子恺父亲当年参加考试的装备，以备这一天的到来。每到新年，她就要求儿子穿上已逝父亲的长袍礼服去走亲访友。“她不顾科举已废，还希望我将来中个举人，重振家声，所以把我如此打扮，聊以慰情。”
但家道中落已经是不可更改的现实，对这个大家族里唯一的男丁，母亲所能做的最好安排，就是送他去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里免收学杂费。
当时晚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始建于1908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很快成为教育界的翘楚。1912年清政府灭亡，学校广纳贤士，很多社会名流投身教育，那时在这所师范任教的，就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周树人（鲁迅）、著名作家夏丏尊、教育家陈望道，以及年轻作家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还有对丰子恺一生影响极深的李叔同。
丰子恺的一生，就从这所星光灿烂的师范起步。
当时李叔同执教图画，教学生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对西洋画法十分陌生的学生们都感到无从入手，四十多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能描画得像样。李叔同就示范给同学看，再把自己的范画贴在黑板上，学生对着范画临摹。只有丰子恺等极少数几个同学，坚持直接对石膏写生。他逐渐领悟到，对着二维的画临摹，和对着三维的实物，感受完全不同，他的画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提升。
“有一晚，为了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间去报告。报告毕，我将退出，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
丰子恺说，正是从这一晚开始，他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也是从这天开始，这个曾经的优等生，对学习突然懈怠起来，常常逃课学画，成绩一落千丈，从学期考试联列第一跌到有时竟考末名。他和李叔同交往渐密，不但时常向先生请教绘画，还向先生学习日文。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亲近宗教，先是习道教，专门去山中断食，很快又开始学佛。丰子恺回忆说，“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像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的模样，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我。”
彼时丰子恺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经过了长期的石膏模型奋斗之后，我的环境渐渐变态起来了。”
他所说的“变态”，是指“形态之变”，他连看世界的眼光都变了。“眼前的形状世界，不复如昔日之混沌，各种形状都能对我表示一种意味，犹如各个人的脸孔一般。地上的泥形，天上的云影，墙上的裂纹，桌上的水痕，都对我表示一种态度……以前看惯的文字，忽然每个字都变成了一副面孔，向我装着各种的表情。以前到惯的地方，忽然每一处都变成一个群众的团体，犹如耶稣与十二门徒凑成一幅《最后的晚餐》一般。”
丰子恺作品
母亲向他问话，他却自顾研究起她的面部骨骼结构和肌理光影来，暗叹母亲竟长了一个瓦格纳的脑袋。卖花生的小贩，相貌颇有特色，他也凑近去痴看，看得小贩直问他，打算买多少钱的花生米。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奠定了丰子恺在文学、绘画、翻译上的基础，国文老师夏丏尊尤其功不可没。丰子恺早年所有的文学尝试，都预先拿给夏先生看，写得好，夏先生就热烈表扬，写得不好，夏先生就皱眉头，“文章不是这样做的。”
丰子恺后来回忆，“我原不会作文，就是在夏先生的熏陶下竟逐步作起文章来。”多年写作，他始终把夏丏尊视作想象中的读者，每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一直到夏先生辞世，这个习惯都没有改掉。
李叔同的绝高才情和多才多艺，众所周知。夏丏尊也是诗书画皆通的多面手，除了比李先生少了音乐、戏剧两门之外，其他如诗文、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乃至外文、自然科学等等，夏先生都很懂得，对绘画的鉴赏力也很强。因此，他跟李叔同先生非常谈得来，既是同事，也是知交。
当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都难忘这两位杰出的师者。李先生清瘦，不苟言笑，严肃寡言；夏先生圆胖，脑袋又大又圆，心直口快，嘴巴碎，爱操心，对学生样样要管。仿佛一个严父，一个慈母。
中国的晚清和民国初年，在日本正对应的是明治维新，东瀛涌现出一大批漫画家，如狂斋、竹久梦二、北泽乐天、冈本一平、柳濑正梦、蕗谷虹儿等等，丰子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日本漫画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非竹久梦二莫属。
在这次丰子恺120周年诞辰的四地五场回顾展中，香港的展览特别借到了许多竹久梦二的作品，与丰子恺放在一起陈列对比，这种师法和借鉴就显得更加直观。在浙江美术馆的展厅里，我们也能够看到部分竹久梦二的作品，可以对比两人在世情漫画里的韵味。
竹久梦二以画美人图著称，但是早年画过不少旨在反映人情和社会现实的简笔漫画，寥寥数笔，充满人道主义关怀。
丰子恺是在师范毕业之后赴日本游学期间偶遇竹久梦二的画作的，当时他正在东京神田区一家旧书店觅书，偶然间见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便随手拿起，从尾至首倒翻过去。此书甚是简陋，连书边也没有切齐，里面尽是一幅幅用毛笔勾勒出来的简笔画。丰子恺却被这些酷似速写的小画给吸引住了。他赶紧掏出几角钱买下了这本画集，带回寓所仔细阅读。
丰子恺作品
“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综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竹久梦二以前的日本漫画家，主题大抵是滑稽、讽刺、游戏。竹久梦二则非常注意表现命运的悲欢离合，以及严肃的人生滋味，画中有对众生深沉的悲悯与爱。这种风格，暗合了丰子恺的心肠。“日本竹久梦二的抒情小品使人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
约1934年，丰子恺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欣赏印章
他如饥似渴地到处寻觅这口来自异国的冷咖啡，听说竹久梦二这批旧画集分春、夏、秋、冬四卷，就想尽办法多方搜罗。但是，此时丰家的家境已经无力负担他在海外继续游学的费用，他在日本逗留的这十个月，盘缠还是母亲变卖了祖屋、姐姐卖了首饰，再加上未来岳丈家资助才勉强凑齐的。
丰子恺在日本游学期间结识了陈之佛、黄涵秋、关良等一批留日画家，他就特为委托当时的酒友兼书友黄涵秋，为他找齐竹久梦二画集的其余部分。黄涵秋不负所托，为他收齐了《夏之卷》、《秋之卷》、《冬之卷》甚至《京人形》、《梦二画手本》，从东京寄给上海的丰子恺。这批画册后来成了他重要的灵感来源。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分析说，“其实丰子恺对竹久梦二感兴趣，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梦二画中的诗趣，二是丰子恺家庭经济的情况，已经不容许他去画奢华的西洋油画。梦二式的漫画是随便拿一张纸、用笔草涂就可以了，只要是人生的感受就可以成为一幅画。他认为像自己这种只有一点西洋画基础，且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最适合从事这类富有诗意的抒情漫画创作，那何乐而不为呢？”
1937年春在缘缘堂二楼书房作画
大大方方拿来主义于是，丰子恺在归国之后，以极大的兴趣，学习并消化竹久梦二的画风，有时干脆直接模仿。他的很多名作，比如《穿了爸爸的衣服》、《一江春水向东流》、《用功》、《遐想》、《江头》、《燕归人未归》等，均能在梦二的画集里找到对应之作，有的是同主题，有的是同构图，有时甚至是一对一的翻版，只不过梦二的画中人是东瀛打扮，到丰子恺笔下改了民国西装或中式大褂而已。
在浙江美术馆的展厅里，这一批同题画作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比如一幅名为《同班同学》的画作，竹久梦二画了人力车上一位富家女子，梳着丸髻（表示已经嫁人），簪着花朵，华丽的衣服上镶着毛皮，肩上一柄精巧的阳伞，这时路边有一位行路的妇人正向她点头行礼，路边的女人乱头粗服，背上负着一个孩子，粗鄙的大领口衣襟裹了母子两人。昔日同学，也许还是闺蜜，如今劈面相逢的，一个飞上枝头变凤凰，另一个却成了贫贱之妻。阶级悬殊，命运之播弄感跃然纸上。丰子恺显然受此启发，也画了一幅《小学时代的同学》，画面上劈面相逢的，一位戴着鸭舌帽、架着金丝边眼镜、领结公文包，显见得是个斯文人；另一个却一身短打，扛了两只也不知是水桶还是粪桶，体格粗壮，一看就是干惯了卖力气的活路，两人相视，寒暄而笑，却是满纸悲凉。
丰子恺自己从不讳言异国前辈对他的影响，他在《绘画与文学》一文专门谈及梦二的漫画，“这种画的画题非常重要，画的效果大半有了画题而发生。”“画题用得巧妙，看了也胜如读一篇小品文。梦二先生正是题画的圣手……他的画善用对比的题材，使之互相衬托。加上一个巧妙的题目，犹如画龙点睛，全体生动起来。”丰子恺也同样注重标题，或诗或文，或谐或庄，文成画眼。
竹久梦二笔下的人物常常不画眼睛，这对丰子恺也有启发，仿佛中国画里“意到笔不到”的缺省美学。于是他在自己的人物漫画上，也经常不画眼睛，有时竟连耳朵鼻子也不画。“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非但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
虽然游学时间不长，但日本漫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丰子恺，除了竹久梦二，蕗谷虹儿、北泽乐天、冈本一平等人，也是他学习模仿的对象。
蕗谷虹儿跟丰子恺近乎同龄，被称为工笔漫画家，画面细腻而富有装饰性，鲁迅先生也非常欣赏他的画作。丰子恺画了许多模仿蕗谷虹儿画风的画，大多收集在他的第二本漫画集《子恺画集》中。
丰子恺作品
师承里的中国血脉西洋素描规范了丰子恺的绘画实践，日本漫画给了丰子恺图式上的灵感，但是他在绘画上的精神血脉，却依然是东方传统。他曾经细细剖析过自己的艺术师承，除了日本的这些画家，另有两位中国的传统文人画者，对他影响深远，其中一位是陈师曾，另一位是曾衍东。
陈师曾家学渊源，是清末诗人、改革家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也曾赴日留学，兼修西洋画，归国后也从事教育工作，同时画画。陈师曾的经历颇跟丰子恺为相似，他在当时火热的报纸副刊发表插画，令丰子恺眼前一亮。
“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在陈师曾的作品里，有很多文人画小品，也有大量的民国初年老北京日常生活场景，描绘对象大多是底层人民：收破烂的、拉骆驼的、说书的、送葬的……有时还配上打油诗，世情百态皆可入画。这种集文人画和社会性于一身的绘画充满了时代感，是传统精英阶层在民国初年必然兴起的在民粹潮流之间寻找契合点的一种尝试。
丰子恺从陈师曾那里学到了世界观，在另一位传统画家那里学到了方法论。他写道：
“衡老（陈师曾）给我的启发很大，但他的人物线条、点染和山水画的皴法、堆叠，都和我的不同。你能看出我人物画的笔法吗？我绝不是沿袭明代曾鲸一派的。我是从一个很受日本人器重和爱好的中国清代较冷僻的画家那里学来的……七道士曾衍东确实是清代画坛上的怪杰，他不可能接触西洋人物写生画，但他的笔法简单而予人以质感和灵活性，真是超越了传统的曾鲸写照派，为中国人物画开了新生面。就是他的山水画亦然，简于石涛，而把近山远水勾勒点染得清雅绝伦，难怪日本画家喜爱他。”
在东京的前五个月里，丰子恺上午到洋画研究会学画，下午到东亚预备学校进修日语。后五个月，他放弃了下午正规的日语学习，把时间用来练习小提琴，再利用晚上的时间提高英语。但是他也经常请假去参观美术展、听音乐会、看歌舞伎演出、游览当地图书馆和名胜，可以说是一个既勤奋、又性情之人。
丰子恺在语言上颇有天分，在浙一师读书的时候，就曾通读英语版《天方夜谭》，到日本之后，他跟从一位老师专注研究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
短暂的东瀛游不但奠定了他在美术上的方向，更让他向翻译家的阵地跨出了一大步。他在游学期间熟读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和散文，在熟练掌握了日语之后，他尝试着翻译了夏目漱石的小说。
夏目漱石的精神气质和文学品质，带有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共性，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色彩很浓，能打破语言、情节的条条框框，运用白话，表现现代问题，表达对人性的尊重和悲悯，同时带有超然脱俗的气质，而这些，正是丰子恺为人和为文的底色。
作为翻译家的丰子恺是相当高产的，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文化的国门，西学东渐，很多人文艺术学科在仓促中跟西方接轨，空白点非常多，丰子恺翻译了大量的音乐、美术和文艺理论著作，也根据西方理论撰写了大量浅显晓畅的普及性教科读物。
作为年轻的五四文化精英，丰子恺真诚地相信教育和文化能够改变中国，并抱有改变中国的使命感，只不过他的兴趣集中在艺术和音乐上。他的画册、随笔、理论和编译的书，由开明书局出版的计有47种之多，其中《音乐入门》一书发行最广，重版次数最多，前后共印30版，历经半个世纪仍在流通。他不但在开明书局出版自己的书，也为开明书局设计封面，比如《爱的教育》、《木偶奇遇记》等，还为林语堂的《开明第一英语读本》画封面、画插图……他手中的一支毛笔，既是画笔，也是文笔和译笔。
丰子恺译著《源氏物语》
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已年过半百，开始自学俄语，很快便可以阅读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55岁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65岁开始翻译素有“日本红楼梦”之称的长篇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体量庞大，人物众多，在浙江美术馆的展厅里，“作为翻译家的丰子恺”这一部分展出了丰子恺在译著方面的成绩，其中一份为《源氏物语》做的人物关系谱系图尤其引人注目。密密麻麻的人物关系，以极细密的蝇头小楷工整书写，人物关系枝枝蔓蔓，彼此以细线勾连，展开足足一米多长，方便译者随时按图索骥。丰子恺的案头工作可见一斑。
早年丰子恺致力领域极广，他也像他的师尊李叔同、夏丏尊一样，成了文化多面手。他不但绘画、翻译和著述，还做了许多图书装帧设计，同时在新式学堂参与办学和担任教职。
丰子恺的漫画极具文学性。他的画与古诗文有着密切的关联，或以画题点明，或有古诗意韵，“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余每遇不朽之句，讽咏之不足，辄译之为画。”所以，俞平伯认为，欣赏丰子恺的漫画，应该去“读”，而不是去看。
“我不会又不喜欢做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等静物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
当时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课余养成了在手边各种纸头上信手作画的习惯，尤其是把他喜欢的古典诗词用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喝了酒，带着微醺的酒意来看满墙挂着的“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高兴地笑着叫好：“好！再画！再画！”
在为俞平伯的诗集《忆》配过装帧插图之后，丰子恺的画引起了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当时在上海出版界相当活跃，也是进步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便邀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定期供稿。
这是在五四运动基础上创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前夜，在郑振铎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文学周报》很快从《时事新报》中独立出来重新出版，新出版的《文学周报》不再是《时事新报》的副刊，而成为追求清新、活泼风格的旨在反映中国现实问题、力求把重大文化思考带给读者的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丰子恺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他为《文学周报》设计装帧并提供插画，郑振铎将之命名为“子恺漫画”——丰氏独一无二的抒情漫画。
1926年在立达学园教图画（丰左二）
儿童讴歌者用如今的网络名词来说，丰子恺早年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晒娃狂魔”，今天站在浙江美术馆展厅里看他作品的普通观众，有的还能呼出丰家孩子的名姓，“哎呀这个就是瞻瞻喏！”
瞻瞻、软软、阿宝……这些带着江南嗲糯风格的小名，因为频繁出现在他的散文和漫画里，也变得耳熟能详起来。瞻瞻骑在蒲扇模拟的脚踏车上，阿宝给凳子穿上四只鞋子，小儿女的憨态，已经成为中国漫画史上的名篇。
丰子恺曾经多次为文讴歌儿童，在他眼中，儿童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而成人世界与之相比，皆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这种唯小儿女是瞻的笔调，写得多了，又在政治至上的乱世，自然会遭到另一些文化人的取笑。他们认为他故意向孩子的空想里找求乌托邦，用来逃避现实。
有趣的是，当时他有一篇讴歌儿童的《儿女》，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1928年的《小说月报》上，视儿童为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真正的人。同期刊发了朱自清的另一篇同题作文，却在哀叹孩子的重压让自己仿佛“被剥层皮”，仿佛鲁迅先生小说《幸福的家庭》，里面有一位颇有抱负的作家，不堪家庭琐事之扰，文学灵感一再被打断。朱自清甚至写道，“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得还是自杀的好。”
两位作者当时都刚刚年过三十，都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对孩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朱自清与丰子恺素来交好，他对丰子恺的舐犊之情未置微词，反而赞他是“蔼然仁者”。
丰子恺虽然热爱子女，却始终是一个开明、平等的父亲，从不因对儿女的爱而生出干预之心，他的七个孩子都不从艺、也不学画，就是例证。“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
好一个“广义的友谊”！这种观点即便今天看来也相当先进。在丰子恺眼里，“朋”即“同类也”，所以朋友之情，应是世间一切人情的基础。
丰子恺在作画
今年49岁的孩子丰子恺画过一幅广为传播的《穿了爸爸的衣服》，主角正是他的长子丰华瞻（瞻瞻）。刚刚三岁的瞻瞻穿了丰子恺的马甲，长度拖到脚面，扶床学步，憨态可掬。13年后，在抗战的逃难途中，丰子恺望见瞻瞻已成少年，穿着父亲的中山装，不用裁剪，十分合身，颇多感慨。“今日再穿爸爸的衣服，已成平常之事，毫无可笑味，更无入画之资格矣。”他描绘儿童的兴趣也随着自家孩子的成长迅速消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无党派的五四文人，强调个人的发展，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亦被视为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看重“趣味”里所包含的文化气氛和个人风格，其中比较核心的是两位作家兼编辑：周作人和林语堂。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由志趣相投的作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提倡“言志”和“闲适”，在这种努力之中，试图寻求民族文化传统和自我身份价值的认定。
林语堂效仿《纽约客》创办并编辑的文学期刊《论语》和《人间世》是其中两个重要阵地，丰子恺就常常为这些期刊供稿，也很快被视为又一位创作与政治无关的散文家。整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各种“主义”相争，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按照政治立场站队，丰子恺却跟周遭的环境更加疏离，并宣称对政治毫无兴趣。
这种旨在“趣味”的写作，在晚明文人中已有端倪，比如有“公安三袁”之称的袁宏道三兄弟。当时周作人重申文化精英的身份和品位，抗拒意识形态批判，提出把袁氏三兄弟视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这种论调很快就遭到左翼文学力量的批判，批评家们认为在紧迫的大势面前，沉溺于自我的文学小趣味，分散了读者对现实和时局的注意力，于国无益。
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曾在中日战争之前访问并记录过中国，当时，他在上海接触到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等一批文化活动家，但是多年之后，他读到丰子恺的散文，才发现自己仅仅了解了中国五四以后文化运动多维中的一维。在中国，还有像丰子恺这样的一支力量。谷崎润一郎写道：“如果在现代想找寻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对此，丰子恺也作了回应，他说自己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既有“虚伪、冷酷、实利”的成人一面，也有“天真、热情、好奇、不通世故”的儿童属性，这两端互相角力，弄得自己精神上受了不少苦痛。
“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欢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
李叔同出家让很多人感到震惊，有各色各样的传言，丰子恺却说，“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
在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的第十个年头，丰子恺年满三十，灾难性的政治事件和不稳定的时局都让他感到厌倦，孩子们渐渐长大，他已经辞去教职，成为一位半隐退人士。这一年里他画过的一幅自画像也许可以反映他的心境。画面上是一个头发稀疏、疲惫不堪的人物，标题是《三十老人》。
在此之前，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已经六年未曾谋面，但是与大儒马一浮却保持着联系，从未间断对哲学和宗教的思考。三十岁之前的一年，丰子恺意外收到弘一法师从杭州寺庙里寄来的一张卡片，遂邀请夏丏尊先生一道前去拜望隐居山林的法师。这次重逢，成就了丰子恺皈依佛门的因缘。
“这次来杭，我在弘一法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自己的影子。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得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静观。”
一年后，他下定了决心。
三十岁这年，丰子恺和姐姐丰满皈依“佛、法、僧”三宝，从此成为居士。多年前，李叔同曾在虎跑寺断食，断食十七天后，自觉身心灵化，体轻神健，于是给自己改名“李婴”，意即“重返婴儿状态”。丰子恺皈依后，法名“婴行”，既是他一贯的以婴童为至真至善的观点，似乎也是在传达追随“李婴”之意。
丰子恺的个人生活正在经历极度苦闷哀伤，他的几位兄弟姊妹相继离世，三个孩子三宝、阿难和奇伟先后夭折，接着，他的母亲钟云芳过世。丰子恺父亲早亡，一直由寡母抚养，情感上的依赖极深，成年之后，对母亲也持奉甚孝，母亲的离世给了他精神上沉重的一击，他从此开始蓄须。
在一次和马一浮老先生的见面中，丰子恺提到自己将以感叹无常的古诗为题材画一批画，预备做一册《无常画集》。马一浮欣然为他列出许多关于“无常”的佛经典故和诗文集，并背诵了许多佳句，让丰子恺觉得十分受益。临了，马老先生却话锋一转，说道，“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
这句话如同偈语，对沉浸在悲观消沉情绪里的丰子恺不亚于醍醐灌顶，“我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他这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救出。”
皈依佛教后，丰子恺画过50幅总题为《护生》的作品，用来纪念弘一法师的五十寿辰和出家十载。弘一法师为这组画作配题了书法，劝诫世人戒杀生、勿食肉、体察一切有情。弘一法师大力倡导的律宗经书《梵网经》有“五十八戒”，要求信徒“非杀”和“放生”，一千多年来一直为大乘佛教弟子所遵从，影响深远。马一浮专门为这批画作撰写了序言，最后结集出版为《护生画集》第一集。
“护生者，护心也。”丰子恺对恩师弘一发愿，此后每隔十年续绘一集，每集增加十幅画作与诗文，一直绘到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诞辰时，正好绘出百幅画作。
完成这项事业需要花费半个世纪的光阴，这也成了丰子恺与导师弘一之间殊胜的因缘。
丰子恺很早就结婚成为父亲，他娶了崇德县望族之女徐力民为妻。徐力民的父亲徐芮荪曾任督学，很多年前读到丰子恺参加小学会考的作文，一读倾心，十分赏识这位后生晚辈的才华。得知他是当地名人、晚清举人丰璜之子，便希望将女儿许配给他。丰子恺的寡母担心自家财力单薄，恐门第不当，但徐多次说亲，显示出十足的诚意。于是，丰子恺16岁便与18岁的徐力民定了亲。几年后两人完婚，丰子恺说，婚后得了“子烦恼”，徐力民开始以一到两年一个孩子的速度为家里添丁进口，丰子恺很快成为一个家累重重的男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家庭开支，丰子恺过着颠沛的生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率妻糊口四方”，为了生计接下忙碌的教职。
到了1930年，一场严重的伤寒症让丰子恺辞去了教职，养病之余，他赋闲在家安心作画写文，并开始筹划兴建他一直梦想的缘缘堂。
丰子恺《弘一法师像》 水墨纸本镜心 丰子恺家族收藏
缘缘堂先有名字，后有实体。丰子恺在皈依的时候，就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赐名，弘一法师叫他用小纸条分别写下一些自己喜欢且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条，在释迦牟尼像前的供桌上拈阄，结果两次拆开来都是一个“缘”字，于是就将寓所起名为“缘缘堂”。
丰子恺当即请弘一法师题写了缘缘堂的匾额。此后，丰子恺迁到哪里，把匾额挂到哪里，哪里就是缘缘堂，虽无实体，但是有“灵”。
到了1933年，丰子恺著述收入颇丰，发心返回“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在故乡石门镇建一所像样的宅院，为缘缘堂赋形。他亲自绘图设计，按照传统中国式结构，三开间两层楼，要盖一所朴素轩敞、坚固坦白的房子。房子的地址在“煤沙弄”，丰子恺嫌其不雅，将之改为“梅纱弄”。
一日，他从上海回来，一进老屋，马上去看工地进程，结果大吃一惊，房子外面相交的马路并非直角，工人们为了占尽地皮，不考虑是否正直，竟把缘缘堂盖成了一个南宽北窄的梯形。
“拆！拆了重造！”工人和看热闹的乡亲都惊讶极了，此时砖墙已经砌好，窗框也已造好，未配玻璃而已。众人都劝丰子恺，算了，只斜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多占一点地皮还不好吗？但是丰子恺坚决不答应，“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孙！”
丰子恺写过许多文章讴歌这座耗资6000元建筑的正大光明的缘缘堂，视之如珍宝。“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他在缘缘堂过了四时静好的五年光阴，后来因为孩子在杭州求学，他也热爱杭州风物，便在杭州图书馆附近租下了一所住宅。从此，丰子恺冬夏两季安住缘缘堂，春秋两季在杭州做寓公，这几乎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安定、也最高产的一段时间。他与俞平伯、周作人、老舍、郁达夫、大华烈士、姚颖、林语堂被人们并称为“论语八仙”。女儿丰一吟回忆说，即使在赤日炎炎的夏天，父亲也不停止创作，他在书桌旁边放一盆清凉的水和一瓶花露水，写到头昏脑胀的时候就用冷水加花露水洗脸，或者擦些薄荷锭，刺激刺激，头脑清醒之后继续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社会事件，隐居浙江的丰子恺也没有置身事外，他和巴金、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21位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松江相继失守。丰子恺40岁生日后不久，故乡石门湾也被日军战机轰炸，缘缘堂是全镇最高的建筑，自然容易成为敌机的轰炸目标，两个小时的疯狂扫射和轰炸，全家人挤在缘缘堂扶梯之下，之后不得不仓促离乡，开始了逃难的旅程。
“惊魂甫定的一家人未曾为逃难多做准备，丰子恺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手头没有什么现钱。六个孩子齐齐站出来，拿出他历年来给他们的压岁钱红纸包，这些从未打开的压岁钱足足有四百余元。丰家一行十六人，轻装简行，开始了颠沛流离之行。”这个庞大的逃难队伍不但有丰子恺的众多儿女，而且还有怀着身孕的妻子、丰子恺的姐姐，以及72岁高龄的岳母等人。丰子恺带着这一队妇孺，离开家乡，辗转向内地寻找容身之所，而缘缘堂则在后来轮番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一路依靠朋友、同事和弟子的接济，丰子恺与家人向西南内陆跋涉，最后定居在重庆郊外沙坪坝的一所小房子里，这是他用1942年在国立艺专画展的部分收入修盖起来的。
丰子恺在绘画上一向主张“化古”、“有我”，主张绘画要摹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对国画的因循守旧非常想不通。“目前的现象，应该都可入画。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而不写现代社会的现象呢？……为什么不写工人、职员、警察、学生、小贩呢？为什么不写洋房、高层建筑、学校、工厂、火车、电车、汽车……为什么没有描写现代生活的中国画出现呢？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画家，只管描写15世纪以前的现象呢？”
在整个40年代的绘画创作中，虽然仍坚持用国画表现现代生活，但丰子恺也渐渐丧失了从前黑白素描自然、即兴、求拙而雅致的特点，开始画一些在构图上较为深思熟虑、有时略显生硬的景物，并使用相对明丽俗甜的“重彩”，以增加绘画的装饰性。他借助《芥子园画谱》中程式化的画法，这可是他早年竭力规避的画风。沉重的养家负担，让丰子恺不得不开出润格，靠卖画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后来他自己也说，为了满足购画者的趣味，只得“在人物画中增加了以前从不擅长的山水画”。
他的研究者，澳大利亚文化批评家和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R.Barme）说，“他逐渐开始像文人画家一样钤盖印章装点作品。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极其明显地在署名下面用了红色印章，这些画越发不像写生或插图漫画，而是被崇拜者和买家像传统卷轴画一样，庄重地装裱悬挂。”
丰子恺过去的很多名作，在战乱和逃难中散佚了，于是他开始靠记忆重新摹画自己早年的作品，以应付索画者和出版界的需求。
1945年，抗战胜利，丰子恺正忙于筹备他的作品展览，听闻胜利的消息，他立即挥毫创作了一系列庆祝抗战胜利的作品。他曾经多次表达对战后太平生活的期盼，也曾在中秋大醉之后填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首。
丰子恺原以为停战之后就是太平年月，没想到胜利之后的数月，“那些接收的情形，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国共的消息，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他在画中画出这种艰辛，“除夜生孩子，年龄像物价，只隔一黄昏，忽涨一倍大。”归乡心切的丰子恺带着家人回到石门湾，发现故园早已面目全非。
1958年，北京政协会议，周总理接见丰子恺、王个簃
护生者，护心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经年的内乱和岌岌可危的国内经济，丰子恺和众多作家、学者一样，公开抨击蒋介石的统治。这也是1949年后丰子恺选择继续留在大陆的原因。战后他也曾应邀去台湾和香港小住，但还是在最后一刻回到了大陆。
“啊呀，好险哪！我坐的是末班飞机，差一点不能登陆。现在总算回来了！回到上海迎接解放了！”他在隆隆的炮声中赶回上海。他在上海的寓所位于陕西南路，因为可以看到日月运转而被他命名为“日月楼”。
他面对着一项从未被打断的事业——履行他对弘一法师的誓言，完成六卷本《护生画集》。在弘一法师生前法侣广洽法师的帮助下，这项工作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
从解放后的各种运动，到“文革”，丰子恺一直饱受冲击，虽然他一度官至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但是“文革”中照样被冻结了资产，要求他清扫大街，从事重体力劳动，乃至抄家、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游斗。家属们不许丰子恺再画被视为封建残余的佛教题材作品，丰子恺就偷偷每天三四点钟起来画，当时家中局促，他睡在阳台上，一米七几的人只能蜷着腿睡在一米五的床上，阳台同时又是画桌，每天凌晨起来就画，画到6点，全家起床了，他已经把画纸全部收拾藏好。
最初的《护生画集》是由弘一法师题字的，现在法师早已圆寂，丰子恺一度专门赴港延请叶恭绰先生题词，但在解放后也失去了可能。上海有一位书法家朱幼兰居士，笃信佛法，甘愿冒险为画册题词。
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回忆说，外公曾对朱幼兰诉苦，说家中藏书悉数被抄，作画缺乏佛教典故素材，没想到朱幼兰在自己被抄劫余的书籍中拿出一本关于动物的书来，全书没有一张画，全部是字，红卫兵小将们认字不暇，以为是动物学资料而放过未抄走，其实都是劝喻爱护众生向善的小故事。丰子恺大喜过望，接过书来，说，“这下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于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丰子恺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预感到自己寿数的大限，唯恐不能及时完成，更是老马加鞭。朱幼兰冒险保存了这批作品，并在1978年由广洽法师带至新加坡，全册《护生画集》后来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宋雪君说，在外公的晚年，一直支撑着他的就是这桩大愿，所以虽然身体染病，但精神不敢松弛，等到《护生画集》全部完成，丰子恺的健康状况就迅速恶化了。
在绘画和文学创作受到限制之后，丰子恺依然笔耕不辍，只是他把重点转向了翻译经典，工作之余“课儿”自娱，跟往常一样，他从孩子们的生活中获得慰藉。在他的《病中口占》中，他不无欣慰地写道，“眼前儿女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
这正是中国文人的进退之道，重教育，重传承，传统伦理和宗族家庭始终是他们心灵的大后方。丰子恺一门七个子女都很出色。
丰子恺的外孙宋菲君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分享外公“课儿”的经验。丰氏家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外语是两个重要的抓手，丰子恺常常亲自教孩子背诵诗歌和古文，一些通常不见收录的诗词，只要他觉得好，就会手抄，作为孩子们的教材，而且边讲解边画图，孩子们兴趣盎然，记得非常快。
丰子恺高龄自学外语对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励志故事，他对孩子们说，“一民族的思想精华，藏在这民族的文学和诗里。”他要求孩子们背诵屠格涅夫英文版的《初恋》，背诵林肯的《独立宣言》，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思想精粹。
“耳濡目染了外公的苦学经验，经历了‘课儿’，一家大小外语都很好。大舅丰华瞻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参加编写《英华大辞典》；大姨丰陈宝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掌握两门外语，长期在译文出版社工作，参与编写《法华字典》；二舅丰元草的古文根基和外语均好，曾长期任音乐出版社高级编辑；二姨丰宁馨毕业于浙大数学系，通晓两门外语，翻译过国外教材；小姨丰一吟的日语很好，解放后又学俄语，与外公合译了多部俄文名著；我母亲丰宛音曾就读于圣约翰学院，后来教语文和英语。小舅丰新枚是外语天才，他精通英、日、德、法、俄、捷克等语言。”
宋雪君说，小时侯最开心就是星期天去外公家，外公勤奋，上午一定是在楼上用功，孩子们不敢扰他，中午睡了午觉之后，外公就笑眯眯地下楼了。
晚上照例是喝酒，丰子恺一生嗜酒，年轻时几乎被朋辈认作刘伶转世，学佛后短暂地戒了一段时日，但世事多艰，很快就恢复了酒习，只是茹素。他不肯在台湾定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台湾喝不到故乡的黄酒。
“喝完酒吃完晚饭，他要出去，沿着淮海路散步，我们最高兴跟他去，经过小人书摊，我们平时想买又买不到的，不管是连环画是闲书，只要跟外公说，他都会给我们买。”宋雪君说。
丰新枚因为通晓六国语言，加上古诗词造诣深厚，这个幼子成了丰老晚年精神上的伙伴。丰新枚之子丰羽回忆说，当时爷爷一直跟下放在石家庄的父亲保持通信，不但说家事，说心情，两个人还在书信里诗文酬答，有不少书信里夹带着藏头诗、回文诗或嵌字诗，以精神上的闲适自处，化解现实里的高压。为躲避审查，丰子恺甚至跟新枚约定，所有通信里只要提到“画”，均以“语录”代替。
“即使是最压抑的日子里，他也不把情绪带回家里，总是乐观的，蛮淡然的，最多回来要求烫一碗酒，慢慢喝，我们小辈只会以为他累了。不讲在外头受的苦。”丰羽说，爷爷“文革”时代给父亲写的信里面，提到自己近况，也不过形容一句“终日只是浅醉闲眠”。
“丰子恺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在20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当许多人在艺术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时，他没有完全被现实击溃，也不为历史所出卖。”白杰明在丰子恺的传记中这样评价他。
确实，在丰子恺所有那些打动人的画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人者，仁也，他的画里，有一颗爱人的心。人道主义不是一个空词，丰子恺保留了一个人最大的本真和本善，保全了人之为人的原初样貌。
丰子恺从不为孩子设定未来的道路，所以他的子女中竟无人从事绘画艺术，只是在丰老先生去世之后，出于对他的想念，子孙辈开始自发地练习书法和绘画，画“仿丰画”。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外孙宋菲君、宋雪君业余都以仿丰画自娱。
“我们从来不创作，就是单纯地临摹他，学得越像，就越高兴。”宋雪君说。
丰画不好学，丰子恺那妇孺皆能赏析的画风，因为浅近，几十年来被多少习画者模仿，能得其精髓的却凤毛麟角。丰子恺本人似乎也提前预见到了这一点，“二十余年来，国内有许多学习我这种奇怪的画的人。但学了一会，大都废止。废止的原因，据说是学不到我的线条及画上的题句。结果，到现今中国，画这种画的人，依然只有我一个。这样孤独的，奇怪的，不中不西的画，居然有人要订要购；这订购人一定是我的艺术的共鸣者，有‘嗜痂’之癖的人。”
这是丰子恺的自知，他的艺术，来自他自己的、众生的，以及这个世界苦难的疮痂。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美术馆李雯女士、杭州师范大学弘一法师·丰子恺研究中心陈星教授、策展人王一竹女士、丰子恺先生嫡孙丰羽先生、丰子恺外孙宋雪君先生热情帮助，并参考《我的父亲丰子恺》、《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等著作，一并致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