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告诉我们，在探索大地形状的历史上，古希腊人走在了所有文明之前，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提出“地圆说”，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地圆说”，公元2世纪希腊人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中再一次论证了“地圆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崇拜古希腊，相信地球是圆的，最终地理大发现后麦哲伦环球航行一锤定音。
其中，亚里士多德是关键，他是人类第一次论证了“地球是圆的”，通过观测与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之后，古希腊学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对地球进行了各种数据上的测量，托勒密再一次论证了“地圆说”，他的成就更是震惊世界。
那么，亚里士多德论证“地球是圆的”的办法，到底可不可信呢？事实上，相比元代中国学者论证地圆的办法而言，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办法值得怀疑。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认为球形是最完美的几何体，于是认为大地是球形的，这是古希腊“地圆说”的源头。这里面没有天文观测依据、没有逻辑、没有论证，只有喜好，偏偏还蒙对了，然后还一本正经且又隆重地写了下来。
公元前4世纪，推理大师柏拉图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猜想，他认为对称的形式是最完美的属性之一，万物之灵的人类，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是对称的，上下对称、左右对称、前后对称，各种对称，只能是球形了，所以“地球是圆的”。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最妖异的大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些论证“地圆”的办法，接下来就看一看各种传说的亚氏办法是不是可信。
首先是“观测海船”，即桅杆证地圆说，当一艘船驶向远方时，船体先沉入地平线以下，然后才是桅杆；而当一艘船从远方驶来时，桅杆会率先冒出来，然后才是船体。
在很多人看来，亚里士多德真聪明，中国古人太笨了，只要观测一下海船，就知道大地不是平的，进而推出“地球是圆的”的结论。甚至，有人由此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意识，不像古希腊那样关注海洋，所以才没有通过观测海船发现地圆。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以远方海船在视线上的状态，并不能证明地球是圆的。
其一，人的视力有限，不可能看见太远的东西，如今站在数百米高的楼上，看楼下的行人都如同大蚂蚁，因此根本就很难看得清远方的海船。现代实验表明，人站在35公里之外，爬在地上，配上高倍望远镜，才能看见100米高（加上桅杆）的海船，因为地球周长约40076千米，1度等于约111千米，35公里仅能体现约0.315度曲率。亚里士多德没有高倍望远镜，当时也没有如今这样的大船，如何通过这一办法确定地球是圆的？
元代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说，“地体虽浑圆，百里数十里不见其圆，人目直注，不能环曲。试泛舟江湖，但见舟所到之处隆起，而水之来不见其首，水之去不见其尾。洞庭之广，日月若出没其中，远山悉在环曲下，不为障也。”不是中国古人没想过“桅杆证地圆说”，赵友钦说得很清楚，人无法通过肉眼观测江、湖中的船只来判定大地是圆的，但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可以通过观测远处的大山来判断，因为远山很大。
可见，赵友钦的“观测远处大山”的办法，远比“桅杆证地圆说”靠谱，而“桅杆证地圆说”更像大航海与望远镜出现之后的观测结论。但遗憾的是，古希腊的桅杆证地圆说广为流传，而他的观测远处大山的办法却鲜为人知。
其二，即便亚里士多德视力惊人，能够看到数十公里外的海船桅杆，但还是不能通过这一办法证明地球是圆的。假设地球是平的，那么只有平面中心地区的引力才正常，其他区域的引力都向中心倾斜，由此导致海洋也会向中心聚集，从而形成了一个冠状的海面，依然会导致先见桅杆、后见船体的现象。因此，海上观察远方驶来的船只的办法，只能证明海洋表面是弯曲的，而不能证明地球是圆的。
其次是“观星”，亚里士多德说：“从埃及和塞浦路斯看得到的星星，在北方地区看不到。”由于地球是圆的，不同地区看到的星星自然有所不同，但如果地球是平的，就不会存在这种现象。
但这一方法比较繁琐，先要比较了解天上星星及其分布，后要南下北上的实地观测对比，南下北上的距离要足够远，还要排除在北方看不到的天气等原因，最终确认某些星星在南方见得到、在北方却见不到。
根据西方文献记载，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一座希腊殖民城市，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后来去了雅典柏拉图学园学习。柏拉图去世二年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先去了小亚细亚，即安纳托利亚半岛，亚洲西部的半岛，位于土耳其境内，后来被马其顿国王召回故乡，成为亚历山大老师，再后来亚里士多德基本居住在雅典，最后逃出雅典身亡。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去过埃及，活动区域并不大，似乎没有机会对比南北星空。
那么，会不会是亚里士多德通过前人绘制的星表来判断的呢？文献上说，古希腊学者阿里斯提尔、提莫恰里斯、喜帕恰斯（被西方誉为天文学之父）编制过星表，但这三人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都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而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是中国战国中期石申、甘德编制的，与亚里士多德处于同一时代。
总之，亚里士多德如何通过南北星空不同来证“地圆”，也是一个谜团，结论没什么大问题，但过程经不起推敲。
第三是“月食”，月食的成因是太阳照着地球形成了长长的影子，月球走进这个阴影里就会形成月食。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在月食期间，月球表面的阴影是圆的，地球的影子掠过月球表面，而影子的形状是弯曲的，因此地球是圆的。
但较真起来，仅靠一段弧线就认为地球是圆的证据不太足，因为假如地球是个圆柱体，以横截面对准太阳时也可以产生圆形的影子。
更为重要的是，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怎么知道“月食是由地球的阴影造成的”？如果不知道，就不能说月食时的影子是地球的；如果知道，却又没有相关可信文献解释。总之，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还是一个谜。
第四是“南北北极星的不同高度”，即亚里士多德得出“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的结论，由此判断只有球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亚里士多德如何发现“南北地区北极星高低”区别的暂且不谈，先来看一看中国人如何发现这一点的。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想要确认这件事，就必须实地测一测。唐朝时期，僧一行挑选了13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越南测量出北极星角度约为17.07°，最北端在今天俄罗斯境内，测出北极星角度为52°，由此发现了纬度。元代郭守敬挑选了27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15°，最北端在北海测出北极星角度为64.1°，再次确认了纬度差别。无论是僧一行，还是郭守敬，他们拿着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在南北相隔万里的距离上测量，由此观测到北极星在南北高度明显不同，确认纬度的存在。
如果南北距离不够远，北极星的高度差别就不明显，又如何作为“地圆说”的证据？更何况在2000多年前，各种仪器还很粗陋，对天文的认知还很粗浅，没有明显的数据差别，基本不能让人信服。
而文献上也没有说古希腊与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观测，他的活动范围也不大，那么他“南北地区北极星高低不同”的结论从何而来？或许，只能说古希腊天才只要在不同地区看一看北极星，再在脑子里想一想、算一算，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其实，古代社会想要确定“地球是圆的”，最硬的证据是经度与纬度差，其他只能作为辅佐证据。而相比古希腊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地圆说”，中国人对地球的认知更符合科学规律。
汉代时期，浑天说、盖天说、昼夜说争论，最终盖天说占据主流，但很多天文现象又不支持盖天说。僧一行、郭守敬对南北地区北极星高度的测量，发现不同纬度北极星高度不同，同时元代耶律楚材测量了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开封城的要早约1更半，发现东西不同地区月食出现时间不同，说明经度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没有精确的计时工具，基本不可能发现经度，耶律楚材测量月食时，元代已经发明了当时极为精确的计时工具，所以确定同一时间观测天象，才会发现开封月食比寻斯干城早1更半。
所以，在大规模测量得出科学数据之后，元代赵友钦说：“测北极出地高下（即纬度差异），及东西各方月食之时刻早晚（即经度差异），皆地体浑圆，地度上应天度之证。”也就是说，赵友钦认为论证“地球是圆的”，只有经度差异与维度差异，其他办法都不太可靠。
可见，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不是没有发现一些地圆的特征，而是没有过硬的证据，自然不能轻易下结论；一旦测出经度与维度差别之后，立即就有人据此提出地圆说。因此，如果从严谨的科学论证角度说，亚里士多德对地圆的论证不可信，相反中国可能才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论证了“地圆说”的国家。
至于公元2世纪时托勒密再一次论证“地圆说”，其实他的著作真不太可信，从天而降、没有参照文献。关于托勒密此人，他牛到什么程度呢？天文地理都精通得一塌糊涂，其中直到15世纪，东西方人类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还没能超越《天文学大成》一书，也就是说在1300年内人类在天文学上白费功夫；同时他的《地图学》上，当时欧洲还没有统一度量衡，竟然绘制了欧洲地图，而1482年托勒密世界地图突然重现天日之前，欧洲的航海图没有比例，城市之间、海洋中间的点莫名其妙，根本不能用测量学理解。因此，托勒密这个人或许存在，或许也有一些著作，但绝大部分辉煌成果应是后人伪作，也即他论证“地圆说”很难让人相信。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落后，对中华文化自卑、不自信，很多人对古希腊深信不疑，对中国典籍却质疑颇多。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质疑、求真本是应有之理，但不能只质疑中国的，而对包括古希腊在内的西方典籍深信不疑。严格科学态度对待所有材料数据是必须的，不能厚此薄彼的双标，古希腊“地圆说”的形成与论证过程，就非常值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