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到底该从哪些细节处追寻呢?
当说起群星璀璨的启蒙时代时,我们会想起巴黎十八世纪盛行一时的沙龙,哲学家在里边雄辩滔滔;当说起影响深远的理性时代时,我们会想起英国旧时的绅士俱乐部,知识精英既在这里热情讨论科学与哲学,也毫不犹豫地介入政治与经济运作;因而,当回溯广州的文化往事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地方,有知识火花的碰撞,有足够的文化与审美品位,有悄无声息的谋略,更有深远的影响力?
西关素来是人文繁盛之地,广州日报旧址所在的西瓜园亦是文脉深厚之地,昔日独一无二的文化沙龙——文澜书院就在咫尺之遥的文澜巷。随意走进这条小巷,从一块块光影斑驳的古旧麻石间,你或许可以勾勒出文澜书院的完整印象。
文澜巷在今西关上下九街区内。
▍缘起
十三行巨贾聚首,建高级文化沙龙
作为一个持续了100多年的知名“文化俱乐部”,文澜书院的缘起却相当务实,与“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由十三行商人捐资兴办的“清濠公所”,所清之濠,就是现在已深藏于高架桥之下的西濠涌。当年的西濠,起于流花湖,顺着西城墙(今人民路西侧)蜿蜒南下,由太平街(今光复南路)通往西濠口,再注入珠江。全长约5000米的西濠涌码头密布,帆影簇簇,有“奇珍异宝,骈阗衢市”的美誉。可如此繁忙的西濠涌偏偏极易淤塞,既影响货运,也使居民饱受水浸之苦。1810年,正是西关十三行商人富甲一方之时,潘、伍、卢、叶等几大巨头自愿捐出下九甫绣衣坊(今下九路附近)的十几间大屋,发起成立“清濠公所”,大屋除公所使用外,余者出租,租金全部用作清濠的费用。同一年,诸巨头再次扩建公所,定名“文澜书院”,又在院后建了座文昌庙,定下“以文会友”的宗旨,广聚粤中仕子,至此,文澜书院虽仍要承担“清濠”之责,但更多的,却是向一个“文化俱乐部”转型了。
文澜书院的缘起与“清濠”息息相关,可见其浓厚的岭南特色。
读到这儿,不知你会不会有些疑惑?十三行富商为什么要借着清濠之机,变着法弄出一个文化俱乐部来呢?其实,看一看现如今多少富商想方设法要跟文化界、书画界沾个边,进入种种圈子,以显示自己“不仅只是有钱”,其中的心理动机就不难明白。再说,当年的十三行富商还真不只是看上去有文化,而是真想变得有文化。比如,十三行首富伍家曾费巨资建起老广州数一数二的藏书楼,潘家后人中也是大家辈出。这些“富而好文”的巨贾碰头一合计,建个“文化俱乐部”,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此外,彼时富商虽然富甲一方,地位却相当之低,列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见个秀才都有点气短,其影响力远不如今天的马云、王健林之类,建个“文化俱乐部”,也好打通与上层社会的关系。种种混杂的动机,就此催生了老广州独一无二的“文化俱乐部”。其实,你若细细考究十八世纪巴黎知名文化沙龙的渊源,原因也不外乎这些。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说的就是这个。
▍影响
沙龙人气爆棚,入文澜书院成光宗耀祖之事
任何一个高级“俱乐部”都有准入门槛,否则难以彰显身份特殊,文澜书院也不例外,要想得到它的会员资格,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至少也得是个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举人、进士更好。现在我们说起秀才,总不由自主联想起“穷酸”二字,其实,那时读书人考上秀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录取比例用万里挑一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一旦考上,不但可以享受“免税”的特权,而且还可以与县官平起平坐,参加文庙典礼,同时参与本地很多公共事务的治理,若论地位,比普通商人高多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文澜书院立下这么一个门槛,也可见其网罗粤中仕子,扩展其社会影响力的用心。
生员资格是最低准入条件,聚会时只有侧坐相陪的资格,坐主座的照例是顶戴花翎颇为耀眼的翰林进士,特别的是文澜书院讲究“以文会友”,每年春秋两季的大聚会,大家以诗词曲赋的意境与济世之文的高下取胜,奖金虽然不多,一等奖不过5个银圆,二等奖3个银圆,三等奖一个银圆,另奖绢扇洋巾,但难得在众人,尤其是大人物面前露个脸,用《红楼梦》里的话来说,钱财是小事,难得这个体面,更何况露脸的次数多了,说不定就有“伯乐相中千里马”的传奇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叫作“搭建人脉”。所以,每次文澜书院的聚会,总是人头簇簇,而满城读书人,都以加入文澜书院为光宗耀祖之事,而不能入内者,则视为毕生遗憾。
据第二辑《荔湾文史》的记载,当年有位姓张的师爷,年过八十还没考中秀才,每次路过文澜书院,都要仰天长叹,等到他儿子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得了一个“贡生”的身份,终于迈进了文澜书院的门。张师爷天天感叹“父不如子”,居然没多久就抑郁而终了,可见文澜书院的魔力。
西关翰林辈出,被称风水宝地
张师爷的故事是小人物的悲欢,就书院本身而言,当然更看重翰林、进士等重量级人物,这从它的特殊奖励政策上就可以看出来,此奖俗称“贺新贵”,凡考中状元者,奖30大元,考中榜眼、探花者各奖26大元;当上翰林者,奖8大元。说来也巧,自文澜书院创立后的几十年间,老西关出了不少进士与翰林,因科举功名而光宗耀祖者不下数十个。那时候,国内读书人看重科举功名,海外华侨同样看重,一个新科进士到东南亚华侨聚集区露几次头,作几篇诗文,光“出场费”就有上千银圆。
文澜书院清濠公所石碑
老西关既然出了这么多进士翰林,自然被认为是风水宝地,于是,东南亚的华侨、港澳富商和在北方打拼的粤籍商贾都纷纷在老西关买地置业盖大屋。他们均以子弟取得文澜书院的入会资格而自豪,文澜书院的影响力自然因之水涨船高,再看它的会员名单,丘逢甲、梁鼎芬、吴道溶等南粤文化巨匠赫然在列,而当年两广总督阮元最初创办学海堂时,最初就选址在文澜书院内,这个延续了百多年的文化沙龙的影响力,也着实不可小觑吧。
▍重游
书院不留痕,小巷市声闹
中国有句俗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用来形容富贵无常,荣华易逝,文澜书院的兴衰恰巧又为这句话下了个注脚。它在老西关赫赫扬扬百多年,网罗大批封疆大吏、富商巨贾和学术巨匠,院后的文昌庙从来香火不断,每年两度的大聚会更是惊动全城的文化盛事,甚至连外来的督抚,到任下马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文澜书院的主事,以示对本地士绅的敬重之心,而辛亥革命后,文澜书院的士绅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一个“文化俱乐部”能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文澜书院的主事惹上“贪污舞弊”的官司,不得已将院产交给官方拍卖,拍出的百万银圆巨款大多供应了当时的市工务局,用于各项建设计划,一座曾无限风光的书院“忽喇喇似大厦倾”,延续了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终结。
如今,文澜书院早已杳然不可寻了,只有“文澜巷”这个地名还保留着属于书院的零星记忆。可走在这一条只需几分钟就能走完的麻石小巷里,我实在找不到多少与书院有关的痕迹。还好,就在我想仰天长叹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青砖墙上的几株不起眼的小花,在明媚的阳光里至为娇俏动人。追想文澜书院一度赫赫扬扬,最终归于乌有的传奇;看着青砖墙上倔强而不起眼的小花,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也终于释然了。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第二辑《荔湾文史》。)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