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海归学者们，一夜间“觉醒”了；他们急不可耐，举起旗帜站到了反传统的行列。在他们的眼中：俨然一切传统文化，竟都成了封建糟粕；一度被奉之为圭臬的古史，也萌生了疑心。
他们既然生了疑，注定要去找办法；当时还尚在二十世纪之初，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刚刚被梁启超介绍到了国内。很快成立起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两家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工作一开展，目标自然就指向了重修可疑了的国史。
到三十年代的时候，苏秉琦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加入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被分配到考古组。他是我们考古学史上的第一批；也是具有奠基意义的一批考古学家之一。基于我们中华文明独特的形成发展历程，苏老提出了“三阶段”及“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文明发展阶段的断定办法，一经问世就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接受，同时成为近代考古学上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
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看到了三代间文化上的差异的。太史公作《史记》的时候，也很重视华夏以外各文明的历史；所以在《史记》里，可以看到《大宛列传》、《朝鲜列传》。只是在后世的史籍中，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于是，苏老指出这一现象，正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
“大一统”的观念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随后的几千年里，被不断地强化。重要的两次，第一次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显学；第二次是在宋代的程朱理学之后；朱熹的一家之言，被定为释解孔孟之道的一尊。
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历史，都不免变得偏驳了：华夏以外成了“夷狄”；夏商周三代政治权利的成为，“一脉相承”的华夏正统的改朝换代。华夷间的融合，和三代的文化差异，似乎不见了；这恐怕，连我们奉为“万世先师”的孔圣人都不曾想到呢。
或许是因为“秦始皇焚书”而导致了史料的严重不足；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将三代的祖先都追溯到黄帝。这已经可以看作是我们中华文明于黄河流域一地起源的先声了。尽管这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这一壁垒，提出质疑的是傅斯年先生；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曾一度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人称他傅大炮。当他将他的“夷夏东西说”投到传统的史学家面前时；所引发的轰动，或许还真的应了他“傅大炮”这个名字呢。
虽然在1956年安志敏先生报告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成果，初步建立起我们的文明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持续发展的脉络；傅老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被打破了。尽管如此也给了，后来的史学家们很大的启发。
早在1995年时我国提出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000年11月的时候，主持此工程的李学勤教授，在媒体上发布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份《夏商周年表》。《年表》中只断定了夏商周三代作为诸侯共主时的年代；而在年表之外关于先商（即，从商部族的发迹到商革夏命之前的时期）、先周（即，从周部族的发迹到武王伐纣之前的时期）却并未被提到。
在《夏商周年表》中将夏王国的时间断定为470年；顾颉刚先生作《国史讲话：上古》时将先商的时间猜测为四百年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商是重叠的；也就是说至少有三百年，商国都作为夏王国的一个诸侯国存在着。从史籍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在夏王国失去共主地位后，也作为商王国的一个诸侯国，延续了下来；一直到春秋，才被楚国灭亡。商周的关系，也大致是这样（尽管商周之间重叠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由此看三代之间，其实是平行的；各自有不同的起源，又有不同的演变发展历史。以至于丁山先生将三代视为，三种不同的民族发展而来的独立的政治集团。虽然这种说法未免夸大了三代之间的差异；倒也指出了三代之间文化上的差异。
在张光直教授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三代同样是被当作相对独立的三个政治团体来看待的。张老还指出三代文化间“大同小异”的特性，严格来说是同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三种变体。
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向前推，在我们华夏文明起源的伊始，苏老所说的古国阶段；也正是与我们古史上对应的，从黄帝到大禹开创夏王国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从考古发掘中，我们看到的 是“满天星斗”式的文明的曙光，广泛地散布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中，熠熠生辉。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认为我们的古代文明只有一个源头；我们的文明的起源、形成也只在一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所以我们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由目前看来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1986年以后，苏老先后考察了北到松花江、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区域。然后将辽西红山文化发展的积石冢、女神庙称为我们文明的新曙光；我们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最终敲定了。
原来我们一直看重的中原文化，不过是“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颗。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区域内的“繁星”，也各有各的起源、发展历史，各有各的文明演变历程。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也都产生了推动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的中华文明也正是在这“满天星斗”的文化中相互碰撞、交融下孕育发展来的。
参考文献：1.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5期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04-01
3.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1935年
4.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2000年11月
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6.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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