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们在便民灶上翻炒饭菜。灶的主人万佐成能从食材判断他们的亲人还能活多久：如果淡菜清汤突然换成肉荤，通常意味着病人命不久矣。
一个50多岁的女人就更换过食谱。有一次，她把丈夫常吃的炒青菜换成了鱼和鸭肉。第二天，她告诉万佐成的妻子熊庚香：“他想吃，但是吃不下，饭菜都倒了。”不久，医生便告诉她，丈夫的日子不多了。
在万佐成看来，这些生死的征兆都藏在一口锅的细节里。
卖早餐的万佐成是偶然做起这门“生意”的。
2003年，农民万佐成带着一家人搬到南昌市石泉村学院路，以卖油条、麻圆、豆浆等早点为业。
隔壁的肿瘤医院为万佐成提供了足够的客源。2006年的一个早上，万佐成正在炸油条。“能不能把炉子借给我们？”几个病人家属围过来问。妻子熊庚香端走油锅，把家里炒菜的铁锅借给他们。之后，家属们口耳相传，来借炉子炒菜的人便越来越多。
那时候，蜂窝煤5毛钱一块。早点是小本生意，万佐成不得不收一点成本费用：炒一个菜5毛，用高压锅炖汤收费1块。
按照他自己的粗略估算，11年来，4只煤炉已被癌症家属们租用超过10万次。
现在，每天最少也有30多人来这里做饭。一块蜂窝煤已经涨到了8毛5，这里的煤炉使用费只翻了一倍。这个收费，刚好和烧煤的成本持平。
二万佐成会在每天凌晨4点起床切面，5点在家门口炸油条——油多面实，每斤面能出28根。
他租住在一栋老楼的一楼，40平方米的小屋面对着一条小巷。8点多，他收好摊，给巷子里的4个小煤炉生火。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万佐成夫妇租住的石泉村学院路一带是典型的城中村。往北走300米的路上，分布着15家廉价旅馆和36家小饭馆。
在当地语境中，石泉村通常与危旧房、脏乱差、低收入者聚居地关联。
一墙之外的江西省肿瘤医院是另一个世界。这个现代化的肿瘤医院门诊大厅，采用天窗式设计，四楼楼顶覆盖以透明玻璃。阳光能照亮整个大厅。
医院被繁华闹市包围。谁都明白“来到这里”的意义：一入此门，生死难测。为了不让气氛过于悲观，这里的病号服采用蓝色、橘红两种底色，并被印满了卡通维尼熊。
二楼门诊入口，每天都在上演悲喜故事。这天早上，一个年迈的女病人忽然拉住一个男人的手，“医生说我复查结果良好！”
男人并不认识她。就在刚刚，他12岁的儿子被医生初检患有淋巴癌。医生的诊断没有让他倒下。听完女人的话，他的身体却干瘪下来。“这不公平。”
门诊三楼以上是住院部。在放射科治疗二科病房里，徐春霞（化名）今天的心情不错。中午，她的儿子和女儿会开车从景德镇来看她丈夫。
自从57岁的丈夫在上海被诊断患有脑瘤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瘤包住动脉了，不能动手术。你带他回家吧。”2017年7月底，医生告诉她。
“还能活多久？”她问。
“一个半月。”医生说。
带丈夫来江西省肿瘤医院接受保守疗法，她只是为了争取一丝希望。但生活艰难：在这里，丈夫一个半月的疗程就需要8万元，远超家中积蓄。儿子下半年也要结婚。“女方也不理解。”她说。
三癌症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只有在做饭的时候，她才回归到平凡生活里。
刚过9点，她出门买菜，再去万佐成家给丈夫做饭。她一天只来一次。病房里有微波炉，中午的剩饭，晚上还能加热吃。
家属们从医院门口的小摊上买来的菜、肉和饭盒，装进五颜六色的塑料桶里，结伴而来。
炒菜锅和高压锅都由万佐成提供——有些锅是他们买的，有些是附近邻居搬家后遗弃的。
万佐成和熊庚香招呼家属们到前面一条巷子做饭。他们租下前面巷子里一楼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用做厨房，把炉子摆在屋里和楼梯拐角。人们在煤炉前排起了长队。
徐春霞带的饭盒太小，盛不下她压的鸽子汤。熊庚香洗干净自家的不锈钢饭盒，递给了她。
回到病房后，徐春霞看见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电影《一念天堂》。在电影里，男主角也患上了癌症。
病人和家属都在看这部电影。徐春霞的丈夫看了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
四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是万佐成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这时候的客人最多，万佐成不停地添煤、倒煤渣，妻子则在一旁给客人打米饭、收钱。
多数顾客是陪护家属。当然，也有无人照顾的病人。
57岁的肖爱梅是其中之一。为了节省床位费，她没让丈夫陪护，独自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2016年12月，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当你发现癌症时，要乐于接受，要有自信。”做过15年乡村教师的肖爱梅把医生这句话记在心里。
万佐成挺认同这个说法。去年，有个30多岁的年轻男人每天来做饭，身体原本很强壮。“被诊断得了癌症，没几天身子就变得黄瘦，萎缩了。”万佐成安慰他，“三分治，七分在精神。”但之后，这个男人没再去做过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来江西省肿瘤医院之后，她把每天的生活成本精准地控制在10元内——8元钱的菜、肉，2元钱的香蕉。
她治疗半年已经花掉12万元，积蓄所剩无几。医院餐厅最便宜的素菜一份6元。“我吃不起。”她把白色塑料袋里切好的肉片倒进油锅。
肖爱梅做完饭，站在阴凉处扇扇子。在她身后，来自景德镇的女病人徐静在人堆里格外显眼。她穿着得体的碎花连衣裙，左手腕上戴着翡翠镯子，后脑上发髻乌亮。
3个月前，她刚满23岁的独生子被诊断出脑瘤，在上海做完手术后，返回南昌治疗。
她不明白，为什么儿子年纪轻轻，就患上这病。
看多了人来人往，万佐成对绝症有自己的理解。“我炸了二十多年的油条、吸了二十多年的油烟都没事，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厨师，得了肺癌。这就是命。”
她家道殷实，但治疗的负担也让一家人倍感吃力：一次两分钟的放疗花费1500元，加上其他治疗费用，一天的花销超过3000元。丈夫体面的收入在这样的花费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只有做饭能让她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常做儿子爱吃的海带；去早市赶集，买丈夫爱吃的花菜和排骨。
但悲伤常在。做饭的时候，她听说有人因为脑瘤去世，便独自走上楼梯间擦眼泪。
她习惯隐藏情感。这些悲伤都不能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来——直到现在，儿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徐静默默地做完饭：海带汤、花菜、豆芽和香菇炒肉。她把保温桶擦得干干净净，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塑料桶。
她不愿把油烟味带进病房。每天中午做完饭后，她要先回医院的公共浴室洗澡，再把饭菜带进病房，体面地出现在儿子面前。熊庚香可怜徐静。她对徐静说：“我儿子也是病人，我们都是可怜的人。你儿子那个脑瘤没事，又不是癌症。”
十几年前，儿子开的木炭厂倒闭后，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一家人花了40万，也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我儿子能吃能睡，也能跟人说话，怎么会有精神病呢？”熊庚香问医生，但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夫妇俩没打算结束这门赚不到钱的生意，如果以后干不动了，就雇人照看这些炉子。“我想多做点好事，下辈子修个好好的儿子。”熊庚香说。
五下午2点，家属们渐渐散去，熊庚香开始做午饭。两天来，他们的主菜都是青椒炒肉——青椒价廉，三块钱能买七八个。猪肉最近也便宜，一斤不到8元。她再炒个空心菜，一顿饭的成本不超过20元。
万佐成夫妇住的卧室有些杂乱，堆满了捡来的老式家具。那张高低床的下铺，住着即将升初三的孙女，上铺则放满了打好包的衣服。
卧室拥挤不堪。但这个时节，室外太热，他们只能在屋里吃饭。
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在省肿瘤医院的房子也改造成三居室租给病人家属。有空调的大房间一晚50元，条件差一点的小房间一晚30元。有时遇到条件困难的家属，熊庚香不忍心，也就不收钱。
饭还没吃完，韩秋兰来了。上午她用高压锅蒸的排骨没熟，下午再来，熊庚香也没收钱。
这个46岁的吉安女人患有乳腺癌，化疗毁掉了她的头发。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无袖杜鹃红汗衫，腋下一条条手术疤痕很显眼。
“前年一个得乳腺癌的女人就是自己来做饭。”熊庚香告诉她。
“后来呢？”
“死了。”
“但是医生说我是中期。”
“早期中期晚期只是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严重不严重。”
“吃不下、睡不好就会被癌细胞打败。我要开心快乐，打败癌细胞。”韩秋兰说。
熊庚香笑了。
忙碌的一天在晚上9点结束。万佐成和好第二天炸油条用的面，塞进小冰箱。
他想起去年来过的那个50多岁的外地男人，在省肿瘤医院治了3年。来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大限已至”。男人过来跟万佐成告别：“老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万佐成说，那男人的一把椅子和一张床还寄存在这儿。
这些年，他总是想起这些生生死死的故事——想起一些人的样子，遗忘了更多的人。
夜里10点，夫妻俩熄掉了卧室的灯。一墙之外，肿瘤医院也复归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