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桂珍

寒风乍起，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又在大街小巷响起，那浓重的银川口音，那尾音长长的吆喝，听起来是那麽熟悉，却又遥远，只听那声音就象有蜜从中流出。

我从小就是在这吆喝声中长大的。

老银川的人都知道，70年前，银川北门有一家李家糖坊，门脸不大，但做出的糖却以酥、脆、甜而远近闻名，那就是我爷爷李孝开的。

从我记事起，就总见一家老小在热气腾腾的糖坊忙来忙去。

听爷爷说，这套制糖工艺是祖上传下来的，制做起来非常考究。

先说粗加工做糖坯，将碎白米和稗子米淘干净，上笼用旺火蒸热出锅,用木勺挖出来放在小盘内，掺入发好的大麦芽，大麦芽须洗净后，放在盘里盖上沾布，放在热炕上催其发芽，芽长两寸长后，将其收出放在碾台上碾碎铲起待用。

然后，用一小缸将蒸热的米放上，再放六木勺大麦芽，用炒板搅匀，再加一大锅开水,然后再搅匀。

缸的下面要铺上扫帚苗(靡子的杆)，缸的下角有一个洞，事先要用麻拧成的塞子塞好。

发酵一个时辰后，待缸中冒泡即好。然后，将塞子拔掉，让糖水流入一个大盆内，将糖水倒进一个大铁锅，灶底加炭火，迅速翻炒，炒至糖水发粘，呈金黄色的糊状，然后用抹过油的木勺迅速将糖稀舀起，倒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让它自然冷却,这样糖坯就做好了。

精加工分四个程序,焐糖、炒糖、拉糖、切糖。焐糖就是将放凉的糖坯放在撒了米粉的毡上，(米粉要专门制作，把碎白米泡后，放在缸里捂一天，在碾子上碾碎过筛既得)放在烧烫的火炕上捂至发软。

炒糖就是将糖坯放在锅里用文火炒至可以拉成条状时，迅速出锅。

拉糖时，屋里温度要达到28度，湿度要有45度，有点蒸桑拿的感觉，由两个人面对面用特制的木板将糖坯拉成条状，动作要快，重叠的次数越多，中间的空隙越大,糖越脆。待糖呈奶白色,有二指宽,即可放在糖案上。

切糖就是用糖刀将微晾的糖切成三寸长的小段，码到糖盘里，放到门外冻上。

切糖的时辰特别关键，早了糖沾刀，不成型，晚了，一切糖就碎了。

切糖最显手艺，通常是由爷爷亲自操刀。

爷爷右手拿刀，左手拿着糖尺，眯缝着双眼，精心的量，小心的下刀，就象在做一件艺术品。

每当一根呱呱糖切完后，不多不少正好，不留一点边角料时，爷爷的脸就象一朵盛开的菊花。

1955年李家糖坊家人合影前排右3为爷爷李孝

豆瓣糖的制作很复杂，先将黄豆泡去豆腥味，煮熟捞出后控干，放在铁锅里用小火来回拨拉，待豆子呈金黄色，铲出放在糖案上压成两瓣，用筛子将碎块筛出,只用两瓣的。

然后，迅速将拉开的瓜瓜糖坯放在豆瓣上，待糖坯发热，将豆子全部沾在糖上，用糖板将其压制成形切块装盘，放在门外冷冻即成。

此外，制作的品种还有面糖、灌心糖、牛皮糖等等。

一般做糖从新稻米下来开始,到来年四月为止，其余时间天太热，糖做好就化了。

做糖对水的要求特别高。

北门城楼附近有一口甜水井，水质甘甜清澈，水量特大。

我和姐姐长到八九岁，就开始抬水，记得两只大木桶快到我的肩膀，扁担又粗又重，每天放学后，都要抬两趟水。

出完糖水的糖渣很有用，喂得猪又大又肥。

糖渣人也可以吃，低标准时，糖渣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后来，李家糖坊参加公私合营，爷爷开始给公家做糖，存在了六十多年的李家糖坊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还在。

六四年前后，牛奶糖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占领市场，合作社倒闭，爷爷失业在家，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消失了。

改革开放了，满春乡搞多种经营做糖，请爷爷当师傅，爷爷起早摸黑，劲头十足，于是，寂静了十几年的吆喝声又在大街小巷响起。

那年，爷爷七十多了，每天顶着星星上班，背着月亮回家。

我每天晚上在昏暗的街灯下，边玩跳方边等爷爷回家。

一天晚上爷爷没回来，第二天清晨，在上学的路上，我碰到了爷爷，只见爷爷穿着一身黑棉衣裤，两只胳膊向后抄在袖筒里，栽绒棉帽的耳朵呼闪着，脖子向前梗着，头一点一点地向家走着，呼出的热气在帽子上结成了厚厚的白霜，就象一个圣诞老人。

尽管爷爷这样卖力，但不到一年，爷爷还是被辞退了，原因是爷爷做糖一招一式都要坚持原来的工艺，费时多，成本高，糖的价高了又卖不出去，厂子要维持下去就要偷工减料。

爷爷坚决不干，发生争执，爷爷只好回家。

失去手艺的爷爷是苦闷的，他常常坐在院子里，两眼发呆，拿着那把磨的油亮的糖尺在手上打，那啪啪的声响在寂静的院子上空回响。

他的嘴里喃喃的不知说些甚麽，任由夕阳将金色的余辉洒遍全身。

我知道，李家糖坊手艺的失传是爷爷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退休后闲不住，凭着依稀的记忆开始做糖。家里地方小，又没大缸，就将做糖的熬糖程序省了，直接买来糖稀做。

糖稀基本都是玉米熬制的，也很甜，但总带一股酸味。后来，民间做糖的工艺基本如此。

好在现在的小孩吃得都是这种糖，以为豆瓣糖、呱呱糖就是这个味。

我想，只要每年在寒风乍起时，能响起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爷爷就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