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华北大地春寒料峭，瑟瑟寒风呼啸着。
这一天，年仅63岁的开国将军李克农因病逝世。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个万分悲痛的噩耗：
这位开国上将曾经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赫赫功勋，却在国家刚刚取得久违的和平时，不幸早逝。
令人颇为震惊的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开过一枪。
作为“特工之王”，他潜藏在隐秘的角落，曾屡屡破获敌人机密情报，挽救危难之中的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中央。
因为情报工作的隐秘性，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让外界认为李克农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他的猝然离世更是蒙上了层层迷雾。
自他逝世后，他的死因就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不乏各种荒诞传闻。
美国坊间甚至流传着他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国间谍下毒致死的。
诸如此类的传闻根本经不起推敲，然而国内外流言蜚语依旧不断。
最终，李克农将军的三子李伦不得不出面回应，以正视听。
李克农将军去世后，为何有很多关于他死因的流言传出？他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一、隐秘战线的特工之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革命人士。
整个中华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下。
此前在北京《通俗周刊》工作的李克农，因为张勋复辟而不得不返回老家芜湖。
在家乡的这几年，他受革命先进思想的影响，参与领导多次学生运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年4月18日，白色恐怖已经波及到了安徽芜湖，当地的国民党右派正在秘密策划抓捕当地的革命分子。
这一情报恰好落到了李克农的手上。
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迟疑，想方设法将此情报传递给了上级党组织。
得知这一消息，中共芜湖特支立即组织当地的同志们紧急转移。
当国民党特务满心欢喜地赶到时，党组织驻地早已人去楼空。
正是由于李克农提前获得情报，才使得党组织免遭破坏。
这是李克农第一次从敌人那里获得情报，也是第一次在敌人的严密搜查下将情报传递出去。
这次经历让，他对情报搜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组织也看出了他在这方面的潜力——心思缜密、遇事沉着冷静。
两年之后，李克农受组织委派，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是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
（特务头子徐恩曾）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阴云一直未消散，各地党组织始终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此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以加强党的政治保卫工作。
自此，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刚刚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便是其中一员。
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其他两位同志：钱壮飞和胡底。
他们悄悄活跃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然而，一向谨慎机敏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一直为自己能够拥有三名得力干将而感到得意，并将他们视为左膀右臂，幻想着通过他们一举捣毁中共中央，好在蒋委员长那邀功请赏。
直到1931年，徐恩曾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一直倚重的股肱心膂，竟然是共党分子。
（“龙潭三杰”）
同年4月24日，负责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奉中央之命护送张国焘前往汉口。
但是完成任务后，他却没有遵照周恩来的嘱托立即返回上海，而是在汉口新演艺广场重操旧业，表演起了魔术，最终被叛徒认出。
顾顺章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
急于邀功请赏的国民党特务头目何成浚，立即于当晚给南京的领导徐恩曾连发六封电报。
而此时的徐恩曾正在上海活色生香，只有钱壮飞在“坚守”岗位。
钱壮飞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不然汉口方面也不会连发六封电报。
破译之后，电报的内容果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冷静下来的钱壮飞迅速将情报交给女婿刘杞夫，嘱咐他将此情报交到上海李克农手中。
在此危机时刻，李克农知道时间就是一切，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马上交到周恩来手里。
然而，当时的他与负责接头的陈赓是单线联系。平日里有固定的见面日期，通常情况下不会改变。
（顾顺章）
因为那一天并不是约定见面的日子，所以他即使去接头地点也不可能见到陈赓。
但是，李克农这关乎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所以必须想法设法将情报传递出去。
危急关头，李克农不得不启用紧急备用联络站。
他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这份情报得以顺利交到周恩来和党中央那里。
周恩来立即组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要人员，向安全地带转移，并通知各地下组织暂时隐蔽起来。
从钱壮飞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到党中央机要人员全部转移，仅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
等陈立夫带领大量特务军警，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展开搜捕时，一无所获。
在我党的百年风雨历程中，出现了很多叛徒，但是顾顺章的叛变却差点给中共中央带来灭顶之灾。
这一次党中央和周恩来之所以能幸运逃脱，李克农等情报人员功不可没。
此时，李克农已经暴露了。
恼羞成怒的徐恩曾派出大量的特务，秘密抓捕甚至是暗杀他。
好在这些暗杀均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涉险戏耍特务。
一次，他看见有一辆黄包车停在家门口，车夫贼眉鼠眼地四处张望。
他知道，这一定是负责盯梢的特务扮装的。
令人惊讶的是，李克农非但不马上转移，而是直接坐上了车。
他随意给车夫一个比较远的地址，并且专挑难走的路。
这些特务扮装的车夫平日里好吃懒做，根本没有那份体力。这样一趟路下来，累得叫苦连天。
还有一次，他到饭馆里吃饭，服务生干活时一直东张西望。
凭借多年的经验，李克农一下就识破了对方的特务身份。
他镇定自若地坐下来，点了几样菜，临走时还故意写几张字条扔掉。
特务还以为是中共情报，便根据纸上的地址满城乱窜。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李克农经中央红色交通线秘密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后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
（陕北时期的李克农）
当时，他主要负责与张学良部的秘密联络工作。
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多次前往东北军驻地西安，与张学良见面“密谈”。
在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后，建立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络电台。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国民党大军，企图将在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和中共一网打尽。
陕北地区，被实施了严密的军事封锁及新闻封锁。
李克农与在东北军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通力合作，1936年开辟了一条由“瓦窑堡—肤施—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
当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西安。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他乘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经由洛川、肤施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埃德加·斯诺）
在斯诺后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就提到了李克农将军在隐秘战线的传奇经历。
二、儿子眼中的神秘父亲在李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觉得父亲很神秘。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从事的职业，只为他的行踪感到奇怪。
这种奇怪始终在他的记忆里，直到长大后，他才知道了父亲的过往。
对于孩提时代在上海的那段时光，他记忆最深的便是频繁搬家。
父亲每次都是突然提出要搬家。在父亲的安排下，小小年纪的他和父母辗转于上海各地。
每搬一次家，父亲就要跟母亲和他们哥俩耳提面命一番。
意思大致都一样：遇到陌生人搭讪，要按照父亲交代的说辞回答。
他不知道父亲此举所谓何意，只知道遇到陌生人询问要说假名字。
在他的印象里，父亲经常会不辞而别、神秘失踪。
他问母亲，母亲只是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一般而言，李克农消失一段时间后，总会再回家。
（李克农一家）
可是有一次，情况却很特别。
一连几个月，父亲都没有回家，连母亲都紧张了起来。
当时的李伦只有三岁，已经能感觉到整个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一样。
母亲总是忧心忡忡、满脸愁容，还时不时地到门口张望。
对于当时的情况，父亲一直讳莫如深，因此李伦毫不知情。
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从相关史料中得知:父亲的失踪与1930年顾顺章被捕叛变有关。
一直以来，李伦早已习惯了不跟兄弟姐妹们谈及父亲的事情。
即使他们充满好奇,也会保持缄默。
一来是父亲对他们家教很严格，不让他们过问；二来他们隐约能感觉到父亲的工作很神秘。
父亲从来不跟他们讲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不敢问、不敢谈。
（年轻时候的李伦）
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以后，他们都从来不和别人提及自己的父亲。
要是有人问起来，他们会想办法回避。
小时候，李伦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每次父亲神秘失踪数日后突然回家，给他带回一个新书包或者是几支铅笔。
再长大一点，他经常从大人们口中听到“围剿”、“转移”之类的词。
后来听说红军去了西北，他不知道西北在哪，只觉得是个很远的地方。
（李克农与家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李伦此时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担任见习报务员。
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跟随曾宪植等同志借道重庆，抵达延安。
初到延安，他随父母居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一次，父亲跟毛主席、朱德汇报完工作后，毛主席提出要请他们一家人吃饭，地点在杨家岭他住得窑洞里。
李伦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旧照）
他记得毛主席住得窑洞陈设十分简单。
正中间是一张破旧的方桌，四周各摆着一张长条凳，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沙发。说是沙发，其实是从卡车上拆下来的旧座椅，下面用木头撑着。吃饭用的碗是部队行军时用的旧搪瓷饭盒。
毛主席身材十分高大，面容慈祥。穿得衣服已经很久了，膝盖上还打了补丁。
吃饭的时候，气氛十分轻松，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当年，李克农奉命东渡黄河与张学良展开谈判，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谈判情况时，毛主席就曾当面表扬他，说他“单枪匹马，干得很好”。
时隔数年后再次见面，毛主席依旧对李克农赞不绝口，看得出来他也很喜欢李伦和姐姐李冰。
席间，毛主席突然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李冰不假思索地回答。
（李克农一家在延安的合影）
毛泽东听完后，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听了毛主席的话，李伦和姐姐四目相对，他们不太明白毛主席的意思。
他们只知道国民党特务是坏蛋，爸爸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
三、朝鲜战场积劳成疾李伦清楚记得，1957年2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父亲的哮喘病又犯了。
一天中午，他吃完饭后，照常要回办公室。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咳嗽不止。上办公室的台阶的时候，已经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想扶着旁边的椅子休息一下，却没扶住，一下就摔倒了。头朝下，磕到了台阶上……
（建国初期李克农登上天安门城楼）
经过专家的抢救，人脱离了危险，但是脑子却不行了。
李克农不能说话了，记性也差了很多，身体大不如前，只能在家休养。
李克农2月9日上午住进医院，晚上便去世了。
当时讣告上说的是脑溢血，其实是脑软化。
据李伦后来回忆，说他的父亲当时脑子已成糊状。
其实，李克农一直以来身体就不是很好。新中国建立伊始，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尤其是在朝鲜与美方谈判的那两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他一直在强撑着病体工作，被哮喘病严重困扰。
到了严寒时节，更加严重。当时国内医疗条件还不完善，所以中央让他到苏联治疗。
（李克农夫妇）
朝鲜战争爆发后，身在苏联的李克农一直关注着朝鲜半岛局势。当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
这时候深受疾病困扰的李克农，说什么也不愿意待在医院治疗了，非要回国。
他想亲自指挥情报机关，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摸清“联合国军”的部署。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少牺牲一些战士，多几分获胜的把握。
刚刚回到国内，李克农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了。
志愿军入朝之后，节节取胜，狠狠地教训了狂妄的美军一番。
这时候，美国人意识到除了武力之外，似乎可以使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此事。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意识到，一旦双方展开谈判，势必就需要自己亲赴前线。
果然，如他所料，毛泽东于1951年6月在中南海接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点了你的将。”
而李克农也没有片刻犹豫，回答：“我马上准备出发！”
但回到家中，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
北朝鲜气候恶劣，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能支撑谈判吗？
（李克农、彭德怀在朝鲜）
但是一想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同样一直在带病工作，所以他毅然决定前往。
进入朝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邓华负责在一线谈判，乔冠华负责二线谈判，而李克农则统揽全局。
当时朝鲜局势极其复杂，除了南北朝鲜领土之争外，更有美苏两国之间的博弈，还有东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突。
所以，这场谈判注定将会异常艰难。
李克农的工作非常繁重，每天他都要审阅各种资料，然后跟工作人员讨论谈判方案。
负责在一线谈判的邓华，每天发回很多当天谈判的实况，由李克农整理后，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并提前预判下一步可能遭遇的困境等。
然后，再上报至国内的毛主席和前线的彭德怀，由他们审核。
每次等到他们的回复时，已经是次日拂晓了，接下来又是忙碌的一天。
在此期间，他拿起桌上的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他的父亲逝世了。
此时正处于谈判的关键时期。他不想让私事影响工作，便偷偷将电报藏了起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李克农在朝鲜）
等他忙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房间，朝着故乡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李克农每天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一大摞文件。
长此以往，他的视力越来越差。
坐在办公桌前，他需要趴得很低才能看清楚文件上的字儿。
弯腰的时候，胸口就会受到桌边的挤压。
时间久了，他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了，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
每当胸口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拿着文件挪步到院子里，借着外面的光亮边走边看，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后，肺部就舒服很多了。
当时，有很多文件都需要他本人签字，他不得不每天夜里伏案工作到很晚。
入朝不到三个月，李克农的胳膊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经常会在签字的时候因胳膊抖动而把笔掉落在地。
（李克农、乔冠华、邓华等人在朝鲜合影）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每天都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实在疼痛难忍，他才会小睡一会儿。
到了冬天，更是难熬。朝鲜的冬天比北京要寒冷许多，李克农的哮喘加重了很多。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因为太累而晕倒了。
毛主席知道此事后，立即发去电报让他回国，换伍修权前去谈判，但是被李克农拒绝了。
伍修权来到朝鲜后，见李克农的病情已经恶化的很厉害了，便提出要李克农回国接受治疗，谈判的工作交给自己。
但是李克农却坚定地说：“临阵不换将！”
直到1953年7月27日，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缓缓落下帷幕。
而此时李克农的身体已油尽灯枯。回到国内后，他立马住进了医院。
但是想要再挽回健康，已经晚了太久……
（1953年李克农、邓华在板门店合影）
直到1957年2月的那次不小心摔倒，使他原本脆弱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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