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握手。这是两位伟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周恩来燃尽了生命之光，他与叶剑英最后一次谈话

1975年12月，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恩来的病情已到了最后阶段。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周恩来两年多时间，心里也一点点地增强了承受力。

12月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迷过去，一时呼唤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等都叫到病室，专家检查发现是他的气管里有黏稠痰堵住了呼吸道，阻碍呼吸，新鲜空气进不去，导致大脑缺氧而昏迷，经用吸引器吸出黏稠痰，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周恩来很快就醒了过来。

周恩来昏迷后，值班同志马上电话将情况通报了中央，在京的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到医院来。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

周恩来睁开了眼睛，看见身边围着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张春桥最后一个和周恩来握手。他和周恩来握手后刚转身，周恩来好像想起了什么，就叫着他的名字，想让他过来。但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声音太小。张春桥站在不远处没有反应，显然他没有听见。周恩来有点着急了，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周恩来跟前，俯身听他说话。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张春桥一边重复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周恩来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神志竟然如此清楚，他知道1974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高层人士都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因邓小平整顿而起的政治运动，也表明邓小平再次被推到了政治“悬崖”边……

此时的周恩来对张春桥说这番话，意味深长。

领导同志陆续离开后，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再次托人捎信请求给周恩来理发。这是他第三次托人捎信来。

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周恩来已经病成这样了，可他心里依然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大家这心都揪成了一团，真想找地方去大哭一场。

这一次抢救过来后，生命之神只是多给了周恩来一些时日。从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接着又不能排便了，医生便在他的腹部安装了肠瘘。因为多次开刀，腹部溃疡，脓、血、腹水等体液大量渗漏。他浑身插满了管子，红的是血，黄的是脓，无色的是腹水，一些管子将体液排出体外，一些管子则将鲜血、生理盐水、氧气、流质食物等补充进体内，以至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仅是这场面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如果再想想此时周恩来忍受着肝胆俱裂的病痛，更是无法言表与描述。医生们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可是人体是有抗药性的，没多久，止痛针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有时剧痛袭来，周恩来就开始浑身颤抖，脸色由灰黄变为灰暗又转为暗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面颊颈脖直往下淌……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拼命地屏息着呼吸，目光死死盯着天花板，用超人的毅力，一动不动，咬牙挺着……有一次他正在睡觉，一下被病痛惊醒了，他忙问身边的护士：“我喊了没有?”

护士回答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叫，没关系的。”

可他却摇摇头，坚持忍着不喊不叫。

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剜心般的疼痛，将张佐良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

张佐良赶紧说：“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好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

说到这里，张佐良的泪水已经溢出眼眶，要不是眼镜镜框挡着，早就顺着鼻梁滑落了下来。他说完这句话赶紧离开周恩来的病床，他不希望周恩来看见他的眼泪，如果连医生都会在病人面前掉眼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药可治，回天无术了。这种绝望的情绪说什么也不能传达给病人，更不说是他们敬爱的周总理了。

也是这一刻，张佐良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周恩来自从卧床不起后，就不肯让别人分担他的痛苦，甚至拒绝常年给他理发的朱师傅来给他理发刮胡子。也许他就是想保留住他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

现在的人们可能会对这种“珍惜自己形象犹如珍惜生命”的行为不理解，也可能会说成是人性的“精神洁癖”。但回顾周恩来走过的足迹，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认定目标一辈子不回头”的人。“追求完美，讲究极致”的倔强性格也是西方人多年研究“AB”血型公认的性格特点之一。追寻周恩来的历史足迹，不难发现他命运中的确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许“追求完美”就是性格使然，只是他的“完美”用在了对待革命事业上，“理想”定位在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上。

大凡一个人忍受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敬仰!周恩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仍是宁静的气息和安祥的面容。

周恩来生命最后时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十分牵挂，只要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哪怕一句话不说，静静地陪着一会也好。

叶剑英是一位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就全心都扑在周恩来治疗上的元帅。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时间就主动与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治疗情况。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

他不仅打电话，而且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周恩来，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

叶剑英每次来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定会记得给周恩来带一些分享。周恩来不能进食了，他就带给医护人员吃。有一次他钓到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马上派人送到了医院给周恩来吃。结果这条鱼又是红烧又是清蒸又是炖汤也没有吃完。周恩来就把鱼分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

大家吃了鱼，就打电话感谢叶剑英。叶剑英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说这一次是专门慰问工作人员的。大家一看，这条鱼比上次也小不了多少，于是就把鱼肚子挑出来送给最喜欢吃鱼的周恩来。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定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慢慢地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谈话减到了两小时。再后来，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最后只有数语，一声招呼了……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一句话不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那个相知无语的苦情晚景，那份依依不舍的战友深情，谁见了都忍受不住要落泪!

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至今都记得他们1975年底的最后一次谈话情景。

叶剑英进来先握了握周恩来的手，因为周恩来早已卧床不起，他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兴的心情。叶剑英欲言又止，但看看身边有医护人员，就叫大家暂时先出去，并说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里面的话片语只言地飘了出来，大家也知道叶剑英来一定是在汇报有关中央的重大问题，而这时邓小平被迫中断整顿之后，很多矛盾交集在一起，都对邓小平十分不利，叶剑英心里着急，才来和周恩来商讨对策。

周恩来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这个“他们”指谁？叶剑英心里肯定清楚。

叶剑英谈完话出来，把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张树迎便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生命最后几天，他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呼吸停止默默地离去，张树迎他们手里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

周恩来逝世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叶剑英，觉得自己给叶剑英交了一张白卷，很对不住叶剑英的重托。

叶剑英望着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说一声：“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来医院最多的除了叶剑英外，就是邓小平了。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周恩来住院1年零7个月，邓小平来医院63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后的10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

一方面邓小平因为职务需要，他要经常来医院与周恩来谈工作，另一方面他与周恩来的感情很深，只要听到周恩来情况不好的消息，就会放下手里工作，赶到医院看望。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了。李先念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周恩来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邓小平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加之那天是他值班。秘书就将周恩来要见罗青长的要求报告给了张春桥。张春桥一听周恩来要见罗青长，不由分说一口拒绝，理由是周恩来已经病危，不能再见任何人了，更不要说谈工作了。

秘书放下电话，想了想，还是想帮助周恩来完成这个心愿，于是赶紧找邓小平“救驾”。

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当即在电话里就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秘书赶紧安排会见事宜。

尽管罗青长也十分意外这次召见，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周恩来总理病情好转了，不然怎么能找人谈话呢？但罗青长赶到医院，才知道他一路的期盼与高兴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当他走进病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恩来那张被大家所熟悉的俊朗面容，已被病魔折磨得完全变了形，他原先标准线条的身躯像缩了水一样，在被单下显得很瘦很单薄。罗青长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在病床前坐了下来，刚问了一声“总理好”，周恩来就歉意地对他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没等罗青长反应过来，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们都涌到跟前观察情况并开始抢救。罗青长只好退出病房，在旁边的小客厅等候周恩来清醒过来。这时罗青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难道总理真的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一想到周恩来这个时候还在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他的心像被刀割一般的疼痛。

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汇报时，周恩来不断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做了回答。他们这样的交谈不过才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打起精神，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罗青长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再次陷入了昏迷。

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词，周恩来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周恩来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12月份以后，周恩来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她知道周恩来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也十分担心邓小平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而当时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公开批评邓小平的搞整顿就是搞翻案，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是背后支持者，如果这时什么都念给周恩来听，对他的精神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可是，不给周恩来读报纸也不行啊。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恩来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让他受到刺激。

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

大家想想也只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骗”过精明的周恩来。

就这样，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间最长，对周恩来感情最深的工作人员，为让周恩来走得安心，他们不得不造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一直坚持到周恩来去世。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周恩来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一天晚上，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张树迎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很快，周恩来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律已，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大夫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病床边，见周恩来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佐良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好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往周恩来的身边。谢荣教授来到后，立刻提出要给周恩来作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周恩来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张佐良弯下身子，将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佐良说着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佐良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谢荣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恩来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输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好转。

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张佐良一直握住周恩来的右手，感觉到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60一下子到了40，没有几秒，掉到20，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脉搏也停止了。

心电图呈现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10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这包括了周恩来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设备，并嘱咐护士将周恩来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周恩来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

这悲伤哭声中，邓颖超的哭声格外令人心碎。

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住。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大家担心邓颖超一直这样悲伤，会引起她心脏病发作，于是几位护士过来将她搀扶到病室隔壁的房间里，先休息一下，以节省体力应对繁重的后事工作。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李先念，紧接着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江青走进房间时，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有人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上午11点，中央领导人陆续到齐。邓颖超向在场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颖超说，对周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她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听完邓颖超的意见，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李先念的反对立刻得到领导们一致赞同，认为就是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身上开始改革。

领导人讨论的结果，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

接着中午11时多，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到救护车上，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医疗组长吴阶平和虞颂庭、熊汝成、于惠元、吴德成，心脏内科专家陶寿琪、黄宛、方圻、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按照周恩来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韩宗琦担负起晚辈的责任。为周恩来理了20余年发的北京饭店的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完了最后一次发后，悄悄地将一缕灰白头发保存了下来

1976年1月8日中午，送周恩来遗体的车队从北门开进了北京医院。

周恩来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后，医护人员和警卫、秘书兵分两路，分头处理后事：第一路即医护人员对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第二路即身边人员去为周恩来准备寿衣与骨灰盒。

遗体解剖，也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曾说过希望他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根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遗体解剖后，接下来就是理发、化妆整容、穿衣等身后的事务。

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一直想为住院的周恩来理发，可是都被周恩来婉拒了，结果周恩来整整8个月没有理发刮胡子。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噩耗，带着徒弟赶到北京医院，结果是在太平间里见到了永远沉睡的周恩来。而眼前这个“脱了形”的周恩来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宗琦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多涂肥皂，刀子弄快一点，手法轻一点，千万不要把总理的脸给刮破了任何一点。”

朱师傅握着一把刮胡刀，望着周恩来的遗容，心里好似翻江倒海，手中这把刮胡刀好像是一把岁月之刀，先是刮去了黑胡须，又刮去灰胡须，再刮去白胡须……不大一会，周恩来的脸上干干净净了，没有一处破损。

朱师傅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整容任务，直起腰，望着周恩来遗容，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理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的面容。他在打扫地上头发时，特意将一缕灰白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他想保存周恩来一缕发丝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思念。

在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发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也从西花厅把周恩来的衣服找来了。

当时，邓颖超明确地告诉卫士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结果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找来找去，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而且内衣和内裤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最后只能选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好歹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换了领子和袖口。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韩宗琦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顿时就火了，这些衣服竟然没有一件是新的。他不由得气愤地冲着周恩来的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交情，韩宗琦也算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一位晚辈。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恩来的后事，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周恩来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穿，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后来韩宗琦知道邓颖超是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省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换完衣服，就该最后一项——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两颊塌陷得很厉害。对于周恩来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做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只有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周恩来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就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前去审查，结果她老人家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让人一看，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好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的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

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9日早晨，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

哀乐终于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10点过后，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个残酷的事实得以证实——这天全国各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遗像和讣告。

全国上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给这严寒的季节增添了更加悲凉的气氛!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通知，1月10日和11日两天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间。

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尽管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但是群众还是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好多部委机关与北京市单位自发组织群众前来通宵排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毕竟能走进周恩来灵堂告别的只有几万人，与前来悼念的数百万人相比，是很少一部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严寒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宽阔的庆典场地变为了声势浩大的哀悼祭坛。

“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为千古奇观，也是一次中华民族人心向背的大检阅。火化在即，大家围住玻璃棺大声哭叫，拼命摁住玻璃棺不准火化，与殡葬人员僵持许久……

遗体告别的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指针终于指向了11日下午4点45分。这是与周恩来说再见的时刻。这天晚上，他的遗体将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中央领导人与治丧委员会全体人员，还有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少数亲朋好友，眼含热泪前来为周恩来送行。

邓颖超双手捧着镶有周恩来遗像的镜框，在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步出吊唁厅。4名威武的礼仪士兵抬着一具黑色灵柩，紧随邓颖超身后。臂戴黑纱的王洪文、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默默地走在后面。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一辆白色灵车徐徐启动，驶出北京医院大门，数十辆小轿车在灵车后形成了送灵的车队。

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车头上用黑色和黄色的挽纱扎结了一个巨大的花圈，车两边随着寒风缓缓飘动的黑纱，不仅挽着灵车也挽着北京人民沉痛的视线和沉重的脚步。

从黄昏到夜暮降临，这短暂的时刻，却让北京长安街承受了太多的悲痛。这一刻，首都数百万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希望像送自己的亲人那样再送周恩来一程!

新华社派出一辆摄影车在灵车的前面，拍摄灵车通过十里长街的场景。

镜头中，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扶老携幼，默默垂泪，站立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在寒夜里蜿蜒了数十里。

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这是何等真挚淳朴的感情!

当灵车车灯已经消失在黑夜的另一端，而簇拥着的人群却久久不肯散去……

邓颖超看到街头这个景象，她或许是不愿群众在寒风中受冻，便面露焦急，想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邓颖超心里再急，也传达不到指挥官那里。长安街东西这一段路，竟然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灵车驶抵八宝山公墓的大门口，没想到又被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大多是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公社的社员，他们早早等候在这里，想通过他们的阻拦与哀求，能够保留周恩来的遗体不要火化。经过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做工作，人群才慢慢散开。

当时周恩来的几个侄子侄女也随车到了八宝山，尽管天已黑了，但能感觉到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赵炜一看情况不好，就一手搀着邓颖超，一手拉着周恩来大侄女周秉德，向后传话：你们一个抱着一个的腰，不然一会儿非冲散不可。于是几个侄女侄子跟在赵炜后面像糖葫芦串似的一个抱着一个。但最后还是被冲散了，谁也找不到谁了。

周恩来遗体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在这里向周恩来遗体作最后告别。

等到告别仪式开始时，周恩来的侄子侄女们也没挤到跟前去。那些曾经被周恩来抚养或者是培养、解救过的烈士的子女们和其他人，早就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父亲，这一刻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周恩来将被火化的现实。乔冠华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的，悲伤得不能自制。他的感觉就像自己的亲生父亲过世，本能地冲在前头，护着灵柩不让火化。

一向坚强，自己不哭也不让身边人员哭的邓颖超，此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最让人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时刻莫过于此时此刻。这是最后的一面啊!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地看不到与她相伴了50年的亲人与战友了。她双手抚摸着棺木：“恩来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邓颖超说完这句话便放声大哭。

邓颖超的哭声引来更多人的痛哭。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亲属、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大家哭声一片……

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这时只见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最后这一刻更是让大家无法割舍，人们一下子拥到棺前，再次将它密密围住，用手使劲地摁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大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哗哗地流，嗓子都哭哑了，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您不能走啊!”

直到晚上7点。大家好不容易收住了眼泪，渐渐平复了情绪。4名青年工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起，仿佛怕惊醒睡熟了的周恩来，慢慢地放在传送带上，没有想到邓颖超这时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吴桂贤的手，扑向遗体，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恩来——”

哭声又起，大家再次扑了上去……

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的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了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也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炉门关上了，烈火无情地吞没了伟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等候退炉。

在火化炉工作的时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疲惫地等候在炉前的房间里，等退炉后，他们还要将周恩来的骨灰装进骨灰盒里。

深夜11点，张树迎、乔金旺和高振普等3位警卫，依次捧着骨灰盒、遗像和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恩来的骨灰将安放在那里。首都人民将在这个特殊的灵堂里举行3天的吊唁活动。

14日下午6时，吊唁活动结束。夜里，邓颖超双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来到了台湾厅，将周恩来的骨灰停放在这里度过最后一宿。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成周恩来生前未了的心愿：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

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遗像旁。此时毛泽东少言寡语，甚至不能行走，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来到游泳池，将这一噩耗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马上拿起铅笔，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她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东西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纸条。她先是一惊，然后平静了一下情绪，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看见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根本没有留意自己去大厅干了什么。

小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坐在了毛泽东床边的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了一本书，但她注意力一直无法集中，内心在纠结，要不要现在就向毛泽东报告？但她又想，毛泽东一夜没睡，现在就告诉这个噩耗，万一情绪波动过大，一紧张引发心脏病怎么办？不告诉吧，毕竟这是一件大事，告诉吧，又怕毛泽东身体承受不了……进退两难中，她决定等毛泽东睡醒觉再告诉。

中午吃过饭后，毛泽东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后见毛泽东睡醒觉了，精神还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下午是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的时间。小孟就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用低沉缓慢语气读了起来：“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先是闭着眼睛听读报，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睛，望着小孟，好像反应不过来“与世长辞”是什么意思。一会，他明白过来了，毕竟周恩来住院近600天，而且是癌症。对于周恩来离世这一天应该是早已预料的。他对小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又慢慢闭上了眼睛。但他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窝里滚出了泪珠。

小孟一见毛泽东掉眼泪了，憋了很久的悲伤也有了释放的出口，跟着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念完了讣告。

整个过程，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进了脖颈……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起他那支经常使用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也象征着两个伟人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在周恩来进入病危以后，毛泽东也是病魔缠身，日渐衰弱。尽管他们两人病榻相距并不远，中间只有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相隔。但这短短的几百米距离，对于一个卧床不起，一个寸步难移，同处严重病情中的年老病人来说，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深情厚谊难舍，也无法相见。事实上，两位伟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了。他们不仅无力相见，也不忍相见，思念远比相见更要现实一些。

此时要毛泽东参加追悼会，根本就是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的事情。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5日下午，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如期前来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下午3时，悲痛忧伤的哀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回荡，如泣如诉，浸泡着人们悲伤的心灵。周恩来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端放在大厅的正前方。

这天，首都北京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等到戒严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帐、悼词诗文、白花素缟覆盖了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目光缓缓，表情严肃。他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带着周恩来的骨灰飞向天空。邓颖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着搂住实现“恩来同志遗愿”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两位警卫

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离世的亲生父亲坟墓，与同时期离世的邓颖超母亲之墓，甚至还将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平掉后进行深埋，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又种上庄稼。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

在场的亲属们一听都失声痛哭：“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邓颖超面带严肃对亲属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与亲属们开完会，便准备亲自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邓颖超捧着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泪。身边的老警卫张树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的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张树迎想替邓颖超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邓颖超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一听邓颖超这样说，卫士们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们无法分担邓颖超的悲伤，甚至现在无法分担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车到达通县机场，天已经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

邓颖超紧紧握着代表中央播撒周恩来骨灰的罗青长和警卫们的手：“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架小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飞机载着周恩来的骨灰正在飞向远方。随着飞机不断地升高，机舱里越来越冷，即使穿着皮夹克，也冻得浑身哆嗦。罗青长带领大家围着撒农药圆桶形的喷口，手里提着盛周恩来骨灰的红绸袋。骨灰分在3个口袋里，也就是说，骨灰要分别撒在3个地方。

在轰鸣声中，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心情极度的难过。

不一会，前面的领航员说“撒!”

他们将第一袋骨灰倒进了圆桶里，骨灰被风吹撒，漫天飞舞，扬扬洒洒落在了密云水库(撒骨灰的地方是后来才知道的)。不多久，又是一声命令“撒!”大家又撒了第二袋，这是天津海河的位置。飞机又飞了一阵子，才将最后一袋撒在了黄河入海口。

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

整个空撒任务往返4个小时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张树迎和高振普来到西花厅向邓颖超汇报当晚的空撒情况。一进门，发现邓颖超眼圈乌青乌青的。原来她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不仅挂念周恩来骨灰是不是撒干净了，也十分担心这两名警卫的安全。当她看见两个警卫进门，顿时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们，3个人痛哭着抱在了一块……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替我了却了恩来同志的遗愿!感谢你们!”

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长眠时把骨灰留给大自然，化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