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是“作品比人红”的典型。对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不知道二月河究竟是何许人也。
但殊不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正是当下流行的“清宫穿越剧”的鼻祖。自《宫》和《步步惊心》热播以来，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十三阿哥胤祥成为了很多女性心目的偶像，几个康熙的儿子彼此争夺皇位的过程，也都成为了大家众所周知的故事。
这一切其实都是拜二月河所赐。1999年，改编自二月河《雍正皇帝》，由胡玫执导的44集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播出，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创造了当年收视率的神话。
在电视剧播出之前，雍正的存在感很低，他44岁即位，只执政了13年就因服丹药过量而死。对于“康乾盛世”而言，雍正只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康熙的文治武功，奠定了清朝大一统的格局，也为清王朝走上巅峰扫清了障碍。乾隆承续了他的祖父和父亲的遗产，为这段一百多年的盛世添加了最后一把柴火。在乾隆晚年，烟花散尽，清王朝的命运急转直下，在跌跌撞撞中迎来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雍正是连接康熙与雍正的桥梁。人们评价一段历史，大多都只注结果和起因而忽视过程。二月河敏锐意识到这一过程，让人们意识到雍正执政的不易。
有人说，《雍正王朝》的热播，贴合了20世纪末人们的真实心态。那个时代，中国的整体环境都处在改革之中，改革就会带来阵痛，同时也会影响部分人的利益。
《雍正王朝》里面提到，雍正实行新政——“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曾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雍正不改其志，最终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
电视剧《雍正王朝》让人们相信，改革是必须进行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2年后的2001年，承续《雍正王朝》的影响，电视剧《康熙王朝》又在央视热播。《康熙王朝》虽然号称根据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改编，但除了借用相关人物之外，情节内容几乎全部为编剧独创。
电视剧《康熙王朝》展现的是康熙个人的雄才伟业，文治武功，甚至他的爱恨情仇。国家与历史发展的视角在文学、影视作品中逐渐退场，人们更愿意看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皇帝。
可以看到，21世纪以后，历史剧都在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为主，甚至不惜将其“娱乐化“，上演皇帝与后宫妃嫔的爱恨纠葛。其实，人们更多是对历史人物上面投射自身。
二月河和他所代表的历史小说，在中国的地位颇有些尴尬。
历史学者认为，他创作的是小说，属于文艺作品，不能当作历史来读；文学评论界虽然偶有评价，但是由于二月河的小说属于大众通俗文学，似乎很多人不屑于对它品头论足。
倒是美国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天之骄子》一书的“书目介绍”中，提到了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并将它与历史学家研究乾隆的相关著作并列，欧立德说：“尽管此类著述乃基本史实所作，也颇具可读性，但是，它们常常会偏离当时的真实情况，因而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来说，就不是特别可信”。
欧立德虽然仍旧有历史学家的“高傲”，但是他也承认二月河的著述依据了“基本史实”。
中国的文学，缺少“史诗”传统，因此，对于历史小说，人们经常不知道该如何欣赏。喜欢较真的人，常常会指斥历史小说“不符合史实”，完全是瞎编乱造。
吊诡的是，很多文学青年对世界名著中的历史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推崇备至。
《战争与和平》的背景涉及了拿破仑战争、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和十二月党人的活动等历史事件，但是托尔斯泰没有进行宏大叙事，直接描写相关的政治人物，而是通过虚构的四大家族来描绘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各阶层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托尔斯泰的小说能够进入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实，二月河的小说虽然虚构成分较多，但努力试图还原康雍乾时期真实的社会生活。二月河自己也曾说：“我只是真实的描绘当时的社会”。
二月河的三部曲虽然分别以康熙、雍正、乾隆作为书名，但是三位皇帝并不是完全的主角，故事情节也不是以三位皇帝为中心而展开。
二月河的这种写作手法，与此前姚雪垠《李自成》、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和熊召政的《张居正》完全不同，此前的小说还大多是围绕主要人物而展开情节。
还原真实的市井：
二月河几乎在每卷开头，都会先描绘当时的社会市井，把“读者带到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去，从而达到一定的思想艺术效果”。（敏泽《诗之于史：<白门柳>三题》
比如《雍正皇帝》第一卷《九王夺嫡》，开篇作者就写道：
三吴不可缺扬州，冶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看得出，二月河为了描写当时的文化知识、医学棋理、诗词戏文、麻衣神相、佛经道教、奇人异士、宫廷生活，储备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在《雍正皇帝》第三卷《恨水东逝》中，二月河描写了废太子胤礽病危时，御医给雍正汇报病情时的情况：
亲王爷昨天夜里气拥神昏，三焦不聚，已有离散之象，左脉尺浮、关滑、寸芤；里脉尺伙、关穑、寸微几乎不可扶。在第二卷《雕工天狼》的第十三回中，对清代科举考试的规矩，作弊的手段都有精细的描绘；在《乾隆皇帝》第六卷《秋声紫苑》中，通过乾隆、和珅、于敏中之口，对一些历史典故进行了考据，并对古代诗词歌赋、散曲酒令、民间习俗等进行了介绍。
二月河阅读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并将其中的很多精彩细节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南宋临安“浩壤之区，游手游食，奸黠百出”。二月河将其中对不同的无赖的记述，悉数化用到小说中。
我们评价一部历史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而要更加关注作品的人物是否刻画得饱满，是否揭示了当时真实的社会市井。
历史学必须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即使现在社会生活史研究者，囿于史料的缺失和主题的限制，所呈现的百姓生活也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人们要想了解真实的社会环境，或许应该求助于一些底蕴丰厚的文学作品。
如影随形的“红楼梦”：二月河的作品暗藏自己的红学见解阅读二月河的相关文本，可以明晰地感觉到，他受《红楼梦》的影响很深。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生于1945年。1968年参军入伍，由于在文学方面比较有天赋，由战士而变成宣传干事、副指导员。1978年，他转业到南阳市委宣传部，成为一名宣传干事。
从少年时期，二月河就对《红楼梦》非常着迷。当了宣传干事之后，他写出了一批红学论文投给《红楼梦学刊》，但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1981年，二月河索性将自己的论文《史湘云是“禄蠹”么》直接投稿给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冯其庸，并受到赏识。1982年，经过冯其庸的推荐，二月河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当时在会上，大家都感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是康熙的侍卫，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杰出的皇帝，怎么至今还没有见一部写康熙文学的作品出来。二月河年轻气盛，当时头脑一热就脱口而出：“我来写！”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从此之后，二月河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去。《红楼梦》带给他的影响，也同样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情节之中，甚至还化用了自己的“红学”研究成果。
电视剧中的魏东亭
比如，二月河在《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初政》中虚构的康熙御前侍卫魏东亭，其实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魏东亭先任御前侍卫，后来又成为粤闽滇浙海关总督，有密折专奏之权。
这恰恰是二月河通过研究王熙凤，根据《红楼梦》第十六回王熙凤自己的叙述，推测王熙凤的爷爷曾经“是我国最早的外交、外贸大臣兼海关总管”。只不过，二月河将他安排到了魏东亭的身上。
二月河对《红楼梦》深入骨髓的理解，自然而然让他有意无意会效仿《红楼梦》中的情节甚至语言。同时，《红楼梦》中对社会风俗的刻画，也影响了二月河的描写。
打破民族与文化间的隔阂：借助清初的虎虎生气，振奋一下萎靡的民族精神有学者曾站在传统儒家和革命史观的角度，批评二月河过于美化专制时代的皇帝，消解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甚至觉得他是在制造一种“大清幻象”。
其实，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借用人物朱先生之口，提出了“翻鏊子”的说法，这一说法后来被很多文学评论家当作评价历史小说的重要原则。所谓“翻鏊子”，原意是指关中农民用鏊子烙饼，翻来覆去。延伸出来，是指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历史的风云变化，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制度变迁，没有谁是谁非，无非都是统治者对权力的追逐。
陈忠实的说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过去农民对历史和时代的认知。但是，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应该避免“翻鏊子”，否则，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陷入虚无。
从真实的历史角度来说，康熙改变了此前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儒家的文化政策，汉族士大夫已经普遍认同了清王朝。
从二月河本身的创作思想来看，他在尝试打破民族、文化之间的隔阂。二月河曾总结《康熙大帝》的主题时，将其概括为四个字：“爱国主义”。
“康乾盛世”之所以能够出现，有其客观的因素。二月河正是通过文学作品将其放大，感受历史之美。这种美是一种纯粹的美，不分文化与民族。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美就是美，并不因为标有孔孟标签而不美……”“我并不是在歌颂君主制度，而是在写那种制度下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中美好的一面。把善良、仁慈、关爱注入进去，它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道德观念，读者感受到的美就有了现实的依托。”
《康熙微服私访记》剧照
作家邹静之曾评价自己所编的戏说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是个筐，实事往里装”。文学作品不同于真实的历史，在当下网络爆炸、书籍井喷的时代，想了解真实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历史小说没必要也不应该成为人们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途径，它应该呈现人性的复杂，借用古代的人与事，反应和抨击当下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