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界有关闻一多“早期”的界定是一个相对模糊又各自为用的状态，因阐释角度和意图的不同而有着各不相同的“早期”定义。

由不同时期对闻一多“早期”（还有与之相关的“后期”）的相关界定和纷争，亦可管窥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话语变迁。

较早以“早期”论及闻一多文学及思想脉络的是诗学研究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就关于闻一多早期文艺思想是否为“唯美主义”发生过小小的论争。

彼时，当“唯美主义”，包括闻一多所在的“新月派”还没有脱离阶级意识评判下的“反动”色彩的时候，判定闻一多早期文艺思想是否为“唯美主义”，实际上所牵涉的是对闻一多政治立场的评判，自然是一个容易引发激烈论争的“根本性”问题。而当这种阶级意识形态评判标准松绑之后，再以“唯美主义”界定闻一多的“早期风格”也就显得轻松而自然，并理直气壮地释放出曾经掩盖在政治话语之下的美学动能。

陈国恩、李海燕两位学者即以1933年闻一多发表的《〈烙印〉序》为转折点，把闻一多的诗学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指出闻一多的早期诗学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观念，后期则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和功利性，现实主义色彩更为凸显。可见，上述研究中的“早期”实际上并不“早”，而是含纳了闻一多新诗创作及新诗理论的成熟期。

因此，这里所谓的“早期”相当于“前期”。这种分期显然是以闻一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共同转变为依据。

闻一多研究专家李乐平更是明确了这种统一性，他也以闻一多的《〈烙印〉序》及后来的《时代的鼓手》两篇文章为标志，阐释了闻一多由前期信奉“唯美主义”转向后期呼唤时代的鼓手，由艺术的忠臣转向了人民的忠臣的心路历程。

上述政治理念与艺术思想相统一的早期/前期（或后期）分野在闻一多研究界占据主流。“青少年时代”是闻一多研究界指称闻一多“早期”的另一种方式。由郭道晖和孙敦恒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编校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即收录了闻一多在清华学生时代和留美初期（1922—1923）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及其他校刊上的诗、文（包括文言文、旧体诗和白话文、新诗），呈现出闻一多在清华学生时代的文学及思想风貌，以此作为闻一多思想启蒙、性格发展和学识积累的重要时期和他后来走向人民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道路的起点。

同样指向闻一多的“青少年时代”， 闻惠编注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群言出版社2003年出版），则舍弃了白话文和新诗部分，只取旧体诗文，并特别指出本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而愿求‘甚解’的青少年朋友和一般读者”。由此也暗示出，所谓“青少年”“学生时期”的创作往往是“不成熟”“习作”的代名词。

比如对闻一多于1921年自己手编的《古瓦集》，即有学者指出：“《古瓦集》时代的闻先生，是清华学校的学生，应该说是处于打学问基础的阶段，《古瓦集》中的诗文至多算是锋芒初露，并不能代表闻先生的最高成就。”“青少年时代”固然有着更为直观而具体的“早年”含义，但却是一个看似清晰而实际模糊的概念。

当下比较权威的“青少年”界定是1989年日内瓦WHO会议上由全球专家共同商定而产生的：“青少年”年龄界定为“10—19岁”，“青年”年龄界定为“15—24岁”。而对于像闻一多这代生长于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文人学者而言，无论是就社会心理年龄而言还是就文学/学术年龄而言，都远比当代“青少年”早熟得多。

像闻一多、胡适、叶圣陶、郁达夫等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文人学者，一般都是在五六岁左右开蒙，接受私塾教育，又因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转而接受了新旧过渡时期的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教育，往往到中学时期便储备了较丰富的学识，并开始发表作品或编辑刊物。

如胡适即在15岁就读于中国公学时主编了《竞业旬刊》并发表诗文；郁达夫在15岁左右的中学阶段开始创作并发表旧体诗；闻一多也是在15岁时开始担任清华学校《课余一览》的中文编辑并发表诗文等作品。

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这一代人还往往遵从父母之命，在20岁前后就娶妻生子，基本踏进成年人的人生轨道，远非当今的“青少年”可比。因此，从思想、学识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成熟度来讲，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不成熟”或者“习作”。

对于闻一多早年的《二月庐漫纪》，就有学者细剖其中诸多篇什，指出这些读书札记“敷陈奇义、自出机杼”，非但不是不成熟的学生习作，而且堪称“少年英才的奇文”。

又比如，关于闻一多的思想，究竟是青少年时期成熟还是他后期更成熟的问题，学界还有过截然对立的观点。

总之，“青少年”概念一方面有着“青年”和“少年”的含混笼统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跨越百年的当代和近代的违和感。学界指称闻一多“早期”的第三种方式是“清华学生时代”，这是一个与“青少年时代”有所吻合又有所超越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纳着时间与空间的复合概念。

随着近年来大学教育进入文学研究视域，“清华”也成为观照闻一多的一个重要视角。1999年，“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暨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进一步凸显了“清华”与闻一多的密切关联。

杨义在《闻一多与清华》一文中讲，闻一多的一生中“有24年在清华度过，他出身于清华，也完成于清华”。与之相应，闻一多早期10年清华学生的生活也越发受到学界的推重。杨义由其《古瓦集》“深深感到闻先生是与清华大学血肉相联的”。还有学者从清华学校的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等方面详论了清华校园氛围和教育对闻一多的深刻影响。如是等等，有关闻一多与清华的论题不一而足。

10年的清华学校教育固然是闻一多艺术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但闻一多进入清华之前的家塾教育、学校教育及时代氛围也不可小觑，这些塑造了他的心灵与审美情趣的固有传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学界还鲜有关注和论述。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闻一多早期和后期的分界，还是以“10年清华”为时空的“青少年时代”或“学生时代”的早期划定，都没有完整地呈现其全部“早年”状况。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于闻一多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的巨大转变作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凸显。

在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人生历程中，“五四”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这一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大事件，对闻一多的人格精神和文艺创作几乎有“再造”之功。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闻一多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之子”，贯穿其一生的爱国情怀、斗士精神和诗人风采都于此展露出锋芒。包括闻一多在后期治学中不做“蠹鱼”而做“杀蠹的芸香”的现代批判精神，无不深刻烙印着五四精神。

把“五四”作为闻一多艺术人生三部曲的精神起点和精神底色，不断为学界所认同，如闻一多研究专家刘殿祥即认为：“如同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促成了闻一多达成现代诗人的成就一样，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的国学研究成就同样是由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文化和学术所成就的。”

实际上，在闻一多短暂而光辉的48年人生历程中，如果以五四运动为界，闻一多五四运动之前的20年人生并不算短暂。闻一多自6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至1910年进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考取清华，正式接受欧美式现代教育，至1919年与清华学子们走上街头，参与五四运动，一跃而成为五四之子，精神和艺术也为之一新。

如果把闻一多在五四之前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嗜好、研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辞创作视为闻一多早期风格的话，那么这种早期风格的成因、质色以及与闻一多后来的艺术人生的关联，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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