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如水，亦如火。

苏轼有着如水的性情与才华。

中国人热爱自然，因而渴望与其趋同并合而为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化更多是内敛而非外化，而一旦外化，则无不寄情山水。

在中国人的心中，对水有种神妙的感情。

一方面认为其圣洁，可荡涤一切尘埃。

另一方面，感佩其包容，能容纳一切污垢而圣洁如故。

绵延几千年不绝的华族历史中，在华夏辽阔的版图上，黄河、长江以及其大大小小无数的支流，一直横亘漫延在无边无际的南北大地上。

流水过处，即有人伦、声色。

而这些性情各异、气象万千的水流，滋养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和无上智慧，也见证了他们起伏跌宕、川流不息的人生。

中国人在对水的观感上，既因其滂沱而豪情勃发，也因其蜿蜒而情致缠绵。

如此，中国人对水的感情，也显得异常复杂。

在中国哲学里，水是经常出现的意象，也是包罗万象的意象。

儒家以水喻示奔流不息的时光和生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道家以水比拟世间最伟大的道——“上善若水”。

佛家则以恒河沙数来描摹瞬息万变而虚幻的人生。

无论最终的有无，但凡与水为邻，人类便仿佛心眼中多了灵动与丰富，性格里便多了汪洋恣肆与一泻千里。

生在水边的人，性格中便有了水的灵性与影子。

有水的安静，更有水的不安分。

也许不安分终归会多些。

因从古至今，水运都是极其重要的运输方式。

码头的喧嚣，货物的交换，人的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以及因为水的流动带来的经济的繁荣，无一不是人生中精彩的刺激与印象。

这样的环境，人的血液很容易随之激荡，生出热情、昂扬而易于变化的特质。

至于水的宁静，自然也偶尔出现在人的心中。

譬如夜来，譬如风雨之前。

如水一般，这就是苏轼。

约一千年前，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水性的一位天才诞生了。

他生长在水边，有水一般多变而透明的性情。

他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他的性情与一生事迹如水。

静时澄明，水波涌起之际，又迷离奔腾。

然而苏轼同时也如火。

当天才陨落若干年后，南宋皇帝宋孝宗，在阅读苏轼一生事迹之后，以帝王之尊及治国者对人才的理解与眼光，怀抱不遇天才的深恨，为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评价：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祐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孝宗的话，使我们赞赏向往苏轼的另一部分如火的特质：“不可夺者祐然之节。”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诗人像苏轼一般，经历了无法估量的坎坷与苦难。

也没有一位诗人如苏轼一般，自二十岁之后，在大半个中国间往复飘零。

更没有一位诗人如苏轼一般，在经受千万种沉浮之际，仍能保持燃烧的赤子之心。

在朝堂“陈长治之策”的苏轼。

嬉笑怒骂而文采斐然的苏轼。

“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的苏轼。

这些火一般热烈滚烫的心灵，这些影像，这些气息，穿透了历史的烟幕，在苏轼的诗文之中一再重生。

未若雪片落蒹葭

——苏轼降生

北宋时，中国西南有个叫作嘉州的地方，即今天的四川省乐山市。

邵博《清音亭记》云：“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可知此地以山水而名天下。

乐山以北为眉州。

往北约四十多里，有座小镇，名叫眉山。

眉州虽小，却风物可喜。

《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引《通义志》云：

昔人评吾州，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衍广，夹以槐柳，绿荫翳然。小南门城村，家多竹篱...

眉山是典型的江边小镇，民风爽辣，风景动人。

围绕小镇的那条江是岷江支流，唤作玻璃江。

在江边生活的人，都曾经无数次目睹并为那幻变的水色所倾倒。

在涨水期和枯水期，江水因为多寡的不同变幻着不同的面貌。

或者湛蓝，或者浑黄，一如人生。

江畔是座座低矮浑圆的山峰。

没有这些山峰，江水便失去中心。

没有这江水，山峰则过于凝重。

而水流环绕处，是不大然却美丽的平原。

山与水相融，这就是当时的眉山镇。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一月八日清晨，一个男孩儿呱呱落地的哭声在眉山镇上响起。

这声音来自一户苏姓人家。

不一会儿，苏家主人苏洵走出半破的茅庐，一步步踱向江边。

尽管一贯不苟言笑，然而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的脸上终于还是浮现出难以掩饰的喜悦。

茅庐之中，苏洵的妻子程氏将淌满汗珠的脸贴近新生的婴儿。

这位伟大的母亲，经过辛苦的生产，终于欣慰地笑了。

江水低回，江风作证，对苏家而言，这真是个美好的清晨。

尽管在此之前，苏氏夫妇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中国的北宋朝代，国人对于血脉的延续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只有男性子嗣才代表了家族香火的承继。

所以，这个新生儿的顺利生产令人喜悦。

尤其三年之后，当他们的长子苏景先夭亡，这个孩子便成了他们更为重要的欢乐。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

一生之中，苏轼名号众多，如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

人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苏仙、坡仙。

这些称号中，流传最广的当属东坡。

后世之人，也往往以苏东坡名之。

这个名号所饱含的忧患令苏轼更加伟大。

苏轼去世后多年，孝宗皇帝赐谥文忠，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苏文忠公。

关于这位让后世震惊并热爱的诗人、文人、非同一般的官吏，当其出生时，是否曾经有过特异的启示，实在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除了是一名盼望已久终于来归的男婴，没有证据表明苏轼有何与众不同。

他降生时，天上没有降下云彩，瞬间发出刺目的光芒，使世间一切平凡失去光泽。

也没有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带着特有的讯息，扰乱谁的心神。

变幻莫测的玻璃江水，也没有刹那涌起无法言喻的波澜。

而另一种说法则证实天才的来临永远不可能平淡无奇。

某些记载中说在近千年前苏轼降生的那日，眉山镇上一切草木忽然全部枯萎了。

而这些枯掉的青山，要等若干年后苏轼去世才能重新郁郁起来。

那时，眉山还流传这样的歌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可见其神异。

还有记载分明说，程氏在身怀苏轼之时，曾做过奇怪的梦。

梦中，一名身材瘦削而独眼的僧人曾前来求宿。

这个梦注定了后来苏轼对于佛道的亲近。

生而眉山草木尽死，这似乎足以证实苏轼所具灵气太盛，以至于他来到世间便令草木枯朽，这当然是天赋异禀的表现。

而其母梦僧托宿，似乎在隐隐暗示苏轼后来的人生中与方外之人相交甚欢，实在事出有因，为有夙缘。

无论如何，苏轼的出生确是苏家上上下下的喜事。

苏家似乎至此才终于完整了。

没有身在那样的社会，很难体会这样的快乐。

但我们却能很容易地看到小苏轼的到来对其父苏洵的精神和生活状态产生的影响。

人稀野店休安枕

——父亲苏洵

苏洵京师落第时，哥哥苏涣正在京为官。

苏洵灰溜溜返回四川之际，苏涣郑重、关切地作诗赠别：

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

苏涣企图安慰失意归乡的兄弟。

但真相是，苏洵未免失意却绝不沉沦。

他离开京城，在嵩洛、庐山等地一路留下放旷的背影。

他与僧侣往还，有入尘的身姿而充满出尘的风情。

他在虔州天竺寺久久瞻仰白居易遗存的真迹，并与当地隐士钟棐、钟兄弟把酒言欢。

在庐山，他与一干僧侣禅师、宣僧、景福顺长老等相与畅游。

这位洒脱的落第才子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诗号老泉。

苏轼降生时，苏洵还是一介浪子。

如果父亲是光，苏洵差不多如同火柴之光。

他当然并不偷鸡摸狗，他的不务正业，主要是精神上的自由而不受约束。

无意功名，在北宋便惊世骇俗。

所以那时苏洵身边大略是这样一些人。

眉山奇人史经臣。

史氏极其伟豪，博学而好为奇文怪论、卓然无敌。

苏洵与其性情投合，“契心忘颜”。

他们曾以宦学为名把臂神游、一路向东。

二人结伴到了长安，又到了京师，同颜太初等卿士大夫来往。

后来这两位怀揣经世之志的人终于双双落选茂才异等科。

青城山隐士张愈。

张愈住在青城山下的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

天上的云朵，最是飘忽变幻而难以捉摸，后来苏东坡曾言其“隽伟有大志”，但“自重难合，故老死草野”。

但苏洵与这朵云过从甚密。

因为苏洵于尘俗也是如云般高远而落落寡合的。

苏洵外表严肃，性格执拗，应过举而没有高中。

颜值普通，贫穷而特立独行，像个浪子。

浪子，如果不是内心存有某种异常的力量，必然是世间妖媚而烟火一般的存在，难以获得任何有见识的女子的垂青。

苏洵却不费劲地娶了青神程氏。

程家是眉山大户，家境富裕。

程氏秉性淳厚、落落大方。

程氏父女何以看穿了褴褛之下的不群，选择了当时穷困潦倒的苏洵，这始终是个谜。

无论怎样，苏洵后来成为很多浪子的典范。

因为他直至中年才幡然醒悟结束浪荡生涯，开始自觉进入世俗社会的羁绊之中，最终成就不凡。

浪子们每每以为自己也可以如此，这当然是妄想。

中国北宋，一名男子的成才之路狭窄无比，底层读书人要光耀门楣几乎只有学而优则仕。

这条路不好走。

要经过层层选拔，披荆斩棘不断战胜你的同伴。

到达人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必须从童子功开始练起，从乡试到天子当面垂询是漫长的征程，需要耗费许多光阴。

所以苏洵其实是天才，他的浪荡不过是一切才华卓著者不甘甚至痛恨平庸教育方式和成才方式的反叛。

人人可以反叛，但并非人人反叛而能站上世界的巅峰。

有别于苏轼的斐然文采，苏洵是以出色的思想著称的。

苏洵当然以过人的思辨能力自恃，评品人物不畏一针见血。

他曾写过一篇《辨奸论》评价王安石，那时节王安石已经开始在政坛显露过人的改革能量，并深得宋神宗信赖。

但苏洵对王安石甚有恶感，认为王安石面垢忘洗，衣垢忘浣，“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当苏轼降生后，也许是为人父的焦灼和压力，也许是为了给儿子一个榜样，也许他从来不说但暗自体会到了与众不同的痛苦而不希望儿子承受同样的痛苦。

总之，苏洵开始意识到需要改变。

此时苏洵的哥哥与妻子的哥哥都已获取功名。

苏洵无所谓惭愧，但不服气。

他于是“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开始努力向学。

这一年，苏洵二十七岁，并且曾经有过一次落第的经历。

在中国的北宋时期，这个年龄才开始用功读书，一般人都认为未免太晚。

但苏洵最终学问深厚，跟两个儿子并称“三苏”，这使许多的浪子看到了希望。

而实际，那些天生缺乏才华的浪子是根本学不来的。

没有才华，浪子终归是浪子。

回了头，也变不成金子。

何况，这粒金子的闪光也不是经由寻常的轨道。

苏洵这种由浪荡而勤勉的改变很为后人称道，也使许多早年荒唐的人找到借口。

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的是，仔细分辨就会发现，苏洵的改变只是在蒙蔽世人的耳目。

他一生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

一个人的性情，如果到了中年还能大变，除非他遇到了非常的变故。

万幸这种变故并未出现。

苏洵的一生虽然谈不上十分风光，但家境尚可，文名鼎盛，并无任何性情突变的可能。

作为一个思虑过深的人，每件事情他都会习惯性地深思熟虑。

这样的人对生活抱持胜券在握的态度，其生存态势也总体趋向平稳，不大可能轻易改弦更张。

苏洵中年后再度参加科考失利，内心对世俗常法的蔑视又冒了出来，他决定继续清高下去。

所谓清高，无非见识广博到一定程度而居高不下，也不肯下。

故当苏洵拜别哥哥、预备放弃科举回乡，苏涣忧心忡忡。他谆谆告诫，但苏洵一笑而过。

稀疏的人群、野外的旅店、险隘的灵关，在清高不羁的苏洵眼里，如同恶俗的尘世，他才不放在心上。

倘使苏洵的父亲、苏轼的祖父没有恰在此时去世，也许苏洵还会继续浪荡下去。

但他终于回蜀奔丧了。

途中，他与史经臣重逢，两人一同回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苏洵，“一顿俄十年”。

十年间苏洵蛰伏眉山，一心教授两个儿子，直至父子三人以异样的才华出现于世人眼前。

在此后的人生中，苏洵一直刁钻古怪，坚决不再参加任何朝廷考试。

有时，苏洵也向当时的权贵自荐。

他眼光狠准，积极举荐苏洵的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欣赏他缜密的思维和逻辑。

当苏洵与两个儿子一起经长途跋涉到了京城，他把作品连同张方平的推荐信呈送给士林中最受敬爱的欧阳修。

欧阳修特别乐于奖掖后进，他将苏洵介绍给枢密使韩琦。

后来，苏洵没有经过考试而被任命为校书郎，在官厅主编本朝皇帝的生活史，并参与编纂了《太常因革礼》。

苏洵沉默寡言，在时人汲汲追求的功名之路上，未经考试而能侧身朝廷，也算是十分成功。

他获得了一些名声。

虽然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其才能便故去，但他的两个儿子在未来的声名与政绩，也足以使苏洵不致后悔曾经的放浪了。

敝衣恶食处不耻

——祖父苏序

苏轼的祖父苏序，字仲先。

苏轼出生时，祖父已经六十来岁。

苏序个性鲜明而豪爽，具有一种不易撼动的坚强性格。

苏序二十二岁时父亲过世，当时西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农民被逼失业。苏序父亡时正好遇上青城王小波妻弟李顺率义军攻城。

然而苏序毫不惊慌，依然“执礼尽哀如平日”，镇静与值守胜于常人。

苏序虽然身在乡间，也不喜欢读书，但却是个大善人。

他有一些田产，种有粟米。

收割之后，全部换成稻谷用大仓库储藏起来，约有三四千石。

众人感到奇怪，但苏序不动声色。

后遇大灾荒年，苏序搬出所有储存的谷物，先给家人和族人，再给他妻子的娘家，然后分给佃户和村里的穷人。

大家因此平安度过饥荒。

这时真相大白，苏序选择储存稻谷而非粟米，因为谷子可以保存多年，粟米却易受潮腐坏。

苏序长相英伟，生活则不拘小节。

他不喜繁琐，干脆将家事全部交给几个儿子管理，自己则到处结交朋友，且无论贵贱都恭敬相待。

苏序特别喜欢喝酒，常常与村中汉子一起豪饮，醉而高歌。

一次苏序正喝得酣畅，有消息传来，他的大儿子，也即苏洵的哥哥苏涣考中了进士。

苏轼的舅舅也同科考中。

这样天大的喜事，当然要好好庆贺。

舅舅家相当富有，相关事宜早就准备妥当。

但苏序并不着急，因苏涣早就写信给他，告知一切用具将备齐送来。

送告示、官帽、官袍、手笏、太师椅和茶壶的人的确来了，然而那时苏序酒意正浓，手中还拿着块大牛肉。

苏序虽然醉了，心里明白，知道应该进城。

于是这位醉汉骑上驴子，将儿子送来的东西胡乱放在包裹里，因为醉意朦胧，将那块牛肉也一起塞了进去。

他的行迹如此，自然令亲家感到丢脸，但是真正有见识的人，反而欣赏他的洒脱。

苏序的个性不止如此，他对于一切虚妄骗人的东西也十分憎恶，不惜坦陈并摧毁。

那时眉州供奉的神灵中有一个称为茅将军的，不知何故很得眉州人信仰。当地人盖了大庙常常敬拜，据说相当灵验。

苏序有天喝醉了。

看起来是醉后忘形，实际应该是蓄谋已久，总之苏序趁着酒兴带着二十来个村仆进了茅将军庙。

众人将神像稀里哗啦砸了，并扔到溪中。

又呼啦啦干脆拆了庙宇。

传说此事之后三年，也就是苏涣中进士那年，苏序到剑门去迎接高中的儿子，路过七家岭又看到一个茅将军的大庙。

苏序兴起又想拆庙。

纠缠不过，一个庙吏急忙跑来，问得拆庙之人正是苏序，竟然说出一番奇特的话来。

庙吏说，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里这座庙供奉的茅将军对着他大哭。

茅将军边哭边说，明日苏七君要来，请务必哀求他放过这座庙，让我受点香火。

也许是传说，也许是这庙吏的机智，也许苏序毕竟善良，在众人好说歹说之下，苏序终于罢休。

苏序如此洒脱不羁，耳濡目染，子孙不可能不受影响。

在严肃刻板的苏洵身上，除了强烈的个性相似之外，其他方面并不像他的父亲。

而在孙子苏轼身上，则可见出太多祖父的影子。

苏序十分喜欢这个孙子。

大约在十一岁时，苏轼得了一把刀。据称不知是何方神圣所赠。

这是一把神奇的刀，具有驱除鼠子的功效。

平常苏轼将这把刀放在匣子里。

当家中鼠子猖獗之时，苏轼便经过虔敬的焚香程序，再将这刀放于干净的几案之上，而室内的鼠子便皆逃窜不见。

苏轼称这把刀为“却鼠刀”，并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却鼠刀铭》。

这篇铭文很得苏序的赞赏。

他将铭文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房间墙上。

未来将有目共睹，祖父“敝衣恶食处不耻”式的洒脱、热情、勇敢、嫉恶如仇、决断和达观的天性，苏轼全部都继承了。

由于其更加高明的天分，在苏轼非凡的一生中，这些良好的性情得到了更为美好而诗意的发挥。

著书不暇窥园葵

——少年苏轼

读苏轼令人耳熟能详的那些诗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如此风花雪月、情感充沛，会令人误会。

我们总以为诗人终日活在风月情怀、花朵满地的世界里。

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

然而并不。

苏轼内心极其丰富，但不脆弱。

他的情怀美好，同时对平凡生活津津乐道。

他身上有种特殊的如火气质，这气质在他一生中都不曾改变，那就是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无比的同情和热忱。

这样的热忱本为天性，因幸福安稳的童年而加深加剧。

童年，是人生根本的色彩和情绪归宿。

苏轼热情的根基是他天生敏锐的心性，他尤其关注那些生机勃勃的场面，那是他童年的日常。

自苏洵开始攻读诗书求取功名，程氏便开始施展治家治业的手段。

苏轼幼时，苏家家境不错，拥有自己的独立庭院，阳光美好，叶绿花黄，衣食无忧。

这快乐的庭院，仿佛小苏轼童年的心灵缩影。

“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拿”。（《异鹊》）

一座五亩庭院，花朵繁盛，鸟雀群集，晴朗明亮。

此即苏轼童年的色调，童年时期的色调决定了个人生命的底色。这底色，在一生中的每个关键时期都会显现。

苏轼坎坷劳顿终生，于绝境之中显露的旷达洒脱，无不与此底色有关。

这底色犹如人的情绪根基，是他每个人生震荡期的归宿和避难所。

有些人选择灰暗、畏缩的逃避，有些人相信坚韧、欢喜的未来。

苏轼是后者。

若干年后，苏轼还常常想起幼时家园中时时飞腾的小鸟，也记得客人到访时使女光着脚丫奔忙的纷乱热闹。

这些景象，成为他心底的温暖喜悦，也成为他抵抗痛苦的力量。

苏轼对生活中琐屑的一切孜孜不倦。

七岁时，他在微风起时的黄昏，听九十余岁眉山老尼讲后蜀国君孟昶与花蕊夫人的风雅趣事。

苏轼眼里闪烁着光芒，跟随老尼残存的记忆，回到她豆蔻而炎热的年华。

那时，老尼跟随其师，目睹孟昶与花蕊夫人纳凉于摩诃池上，浅吟低唱“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四十年后，苏轼在追想那时的追想中，还据此做了一首香艳而充满回忆的《洞仙歌》。

苏轼对市井生活兴趣盎然。

蜀地旧俗，每年正月至三月，成都州城和属县，循环开设蚕市十五处，买卖蚕具兼及花木、果品、药材杂物，并供人游乐。

蚕市的繁华喧腾，买卖人的机智与势利，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成年以后，在日益刻板拘囿的生活中，常常怀念家乡的这种生机：

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和子由蚕市》）

甚至，在以后漂浮不定的生涯里，他会不止一次地想念那些放下埋首书卷的疲累、带着子由赶赴一场蚕市的热闹的窃喜。

然后嘴角上扬，感到由衷的幸福。

也许因为祖父性情放达，也许因为父亲毫不拘泥，跟很多天才不同，苏轼发蒙并不早。

八岁那年，苏轼开始到天庆观念书。

有趣的是，自苏轼发蒙，他的身边就充满了道士。

此时他的先生是张易简道士，他当时的一位同学陈太初，后来也成了有名的道士。常来道观走动与苏轼接触的还有眉山矮道士李伯祥。

陈太初这位道士，很有点仙气。

秦观《送陈太初道录》这样形容他：

先生簪绂后，世系本绵瓜。驻马生枯骨，回车济病蛇。

带云眠酒市，和月醉渔家。落日千山路，西风一枕霞。

带云而眠、和月而醉，足踏落日斜照的山路，任西风吹拂、看残霞映照。

山水的遗世独立、道家的仙风道骨，这自然与修炼者超越人世的潇洒，一直是苏轼心底的向往与渴望。

苏辙比苏轼小四岁，五岁时开始与苏轼一起念书。

读书之余，苏轼常带着弟弟在山间水边游玩。

一群游山者中，跑在最前面的总是苏轼。

他热爱故乡的山水，并企图探究和征服。

有时，因险远无法到达，苏轼必“怅然移日”，必定想方设法完成。

他也常独自探险，在泉水中奔跑，在怪石上跳跃。他去树林中寻奇花异草，在山涧之中寻觅宝藏。

当他累了，便捧起泉水一饮而尽。

他如精灵般在林间石上或隐或现，使见到他身影的人竟误以为神仙降临。

这就是小苏轼，与自然和合无间的人间非凡之人。

苏轼的童年和青年在眉山美丽的山水间度过。

刚刚与妻子王弗成亲的日子，他与青神王弗家里的众多亲戚往还频繁，在山与水之间陶冶深沉热烈的心性。

自青神返回的途中，苏轼一马当先走在前面，他身躯伟岸，气宇轩昂。

此时，天色已暗，冰凉的山风自山谷而来。

一行人忽然心生凉意。

大家不约而同停了喧哗，都默不作声，三三两两静静地往山下走去。

道旁的竹林簌簌作响。

这声响伴着众人的脚步声在山中此起彼伏，每一次声响都仿佛敲打着巨大的宁静，在山谷中引起回响，如同发自回忆。

这样的氛围之下，苏轼的内心也骤然纷乱起来。

起初，他也在山风吹拂下，不自禁有些悲凉丛生。

然而，他实在是没有悲伤的理由。

他听着身后众人的声音，想着活泼而聪慧的妻子，性情相投的岳丈家兄弟，心情慢慢开朗。

他没有像平常一样继续自己的雄辩。

他和他们一同紧闭双唇，默默走在青翠的大山之中，穿过茂林修竹，向着青春的秀色走去。

苏轼的心于是一扫暮色的苍茫。

他微笑起来，大踏步地向山下行去。

从水边的童年，经历激荡的青年和中年，到晚年的水边归去，苏轼的性格中，一直有水与火两种气质的交错和交战。

一方面他颇能够以如火的热情吸纳一切知识。

他的兴趣极其广泛，并且对诸多兴趣不止于浅尝辄止，而是深入钻研，故学问深厚。

另一方面，他热爱自然的一切，对脱却世俗的束缚，像流水一般随物赋形而无所住，获得精神的无上自由具有强烈由衷的渴望。

他算是非常能够达到平衡状态的人，仿佛进可攻退可守。

这种能力，支撑了他在始终不能完全如意甚至痛苦的生命历程中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苏轼的生命力，在一般文人甚至如李白般的天才文人身上，都很难看到。

应该说，他隐然有份坚韧。

才华盖世，甚至恃才放旷，却又并非完全没有界限。

他是能够适时略作调适，适当让步的。

当然，这种让步只是表面。

内心深处，他的骄傲是不容侵犯也不会轻易受到侵犯，因为他有极其坚定的内心。如水，亦如火。

宋仁宗庆历年间，在中国西南的眉山小镇，玻璃江的水缓慢地流淌着。

眉山多山峦，丘陵地势绵延起伏。

此地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多样气候交错分布，四季分明，温度适宜，雨水丰沛绵长。

在无数个美好的日子里，苏轼望着粼粼波光，长久地出神。

山间清风徐来，吹动了他的少年情怀。

苏轼的内心就在这丰富的自然景象中渐渐丰盈。

水一般丰富，火一般热忱。

据说，整个眉山镇，人们的性格都偏于倔强。

这种倔强，最表面最浮夸的表现，则是喜欢逞口舌之利。

北宋年间，四川眉山人以好辩著称，唇舌的机锋往往来源于思维的灵动。

一般而言，眉山人相当聪明。

靠水而居，常常溯水而上或顺流而下，于水波荡漾中沉浮，在顺流逆流中进退。

这种自然环境中的人，必然趋于变化而非墨守成规。

思维的活跃又往往驱使口舌活络。

故眉山人多逻辑清晰而条理贯通，性格也果断而崇尚自由。

眉山人苏轼性格倔强独立。

比之苏洵的沉静、不苟言笑，苏轼更加洒脱、笑对人生。

苏轼十岁时，写了《黠鼠赋》，讲一只老鼠意外被困而利用人之常情脱困的故事。

故事妙趣横生。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这只装死求生的鼠子的机智很得苏轼欣赏。

他接着感叹：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

十岁的年纪，苏轼在叙述鼠子的故事时笔法是多么活泼，而在引申其理时，又多么一针见血。

这一种思辨的能力，并不亚于他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才华。

揣度苏轼灵动的性情，我们可以想见，这多半是杜撰的故事，但却实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富有灵气，个性强烈，加上卓绝的勤奋，才有了不世出的苏轼。

世人不太留意苏轼天才之下的勤奋。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远离华美和趣味，“宅”的日子，对于苏轼是家常便饭。

那些艰深冗长的经书和正史，他比旁人更加用功地背诵和抄写。

苏轼的天赋才华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是建立在这样深切的用功之上的。

读苏轼的许多作品，会惊叹他将典故信手拈来且神奇化用，其实这样的举重若轻，全赖他自少年时代起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譬如让许多年迈之人重燃沸腾之志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写这首词时，苏轼为密州太守，已届不惑，是谓“老夫”。

五年前，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后又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盖指宋与西夏事。

读这首词，我们能懂何谓用笔如神。

仅第一句，苏轼就随手用了李斯和张克两个典故。

“左牵黄，右擎苍”，普通狩猎场景，实际却有出处与深意。

出处在张克。

《梁书·张克传》谓张克少时出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

深意在李斯。

秦相李斯，风光半生，最终被腰斩而亡。

《太平御览》卷九二六引《史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

临终之言，表达李斯对生命无常的无法把握和悔恨。

然而苏轼却认为无需悔恨，他反用其典，意欲“老夫聊发少年狂”。

此之谓苏轼。

与这豪迈相应，上阕末句“亲射虎，看孙郎”，苏轼用孙权典故。

《三国志·吴志》孙权本传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用汉文帝与冯唐故事。

《汉书·冯唐传》记载：云中太守魏尚治军有方，“使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一旦入侵，必所杀甚众。因报功时“虏差六级”，多报了六颗首级，被文帝“下之吏，削其爵”。后经冯唐劝谏，文帝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

此两典，一是以孙权自比，气概不凡。二是暗示期待被朝廷重新重用、报效国家之希望。

《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写人到中年而壮志不灭。

“鬓微霜。又何妨”，真引人心神为之一振。

而当年苏轼“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就是壮美，是苏轼词特有的魅力。

这魅力，曾使千年前的壮士奋而歌之，也使千年后身陷中年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国人夙夜思惟、心颜愧怍。

典故频出、不拘一格，这是苏轼诗文的特殊烙印：学识渊博而思维跳脱。

知子心忧我泯灭

——苏轼母亲

人都渴望被了解。

即使孤僻如苏洵，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失眠的夜以及仰望梦境时的孤单悲伤。

红颜知己，是男人心底幸福的隐秘。

苏洵是幸福的。

他的妻子程氏，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思想独立，行事果敢且不乏温婉。最重要的是，她对苏洵有不随流俗的了解。

富家女程氏十八岁嫁给苏洵，苏家贫穷蔬櫔，但她毫无怨言。

面对富有才华而浪荡度日的丈夫，她懂得以女性特有的智慧相伴。

苏洵性格孤僻，并不善于讨生活。

困窘之际，曾有好事者问程氏何不求助富足的双亲？

程氏淡然回应：“若我求助，丈夫如何自处？”

因为懂得，程氏在贫乏的物质生活里安然着，沉默着，直到苏洵二十七岁时忽然生出了上进之心。

那时苏轼出生不久，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浪子苏洵沉默良久，忽然对程氏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他说：“我自问，从此刻开始求取前程，应该能成功。然家中需我提供生计，若我潜心学问，则无法维持，真是无可奈何！”

程氏闻言大喜，苦尽甘来的激动几乎使她落泪。

但她克制着自己，保持了一贯的宁静态度。

程氏微笑着，对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熟的丈夫说：“从前，不想你因被催逼而读书，我才闭口不言。若你有志，家中一切生计，何妨由我承担？”

这就是女性的隐忍与智慧。

程氏对于一切早已成竹在胸，她不过一直在等待浪子归家罢了。

于是程氏典当家中衣物器玩，置办生计，努力经营。不出数年，家道便至于小康。

苏洵因此得以专心向学，终于率两个天才儿子震动京城。

程氏能干，并且仁慈。

兼具能干和仁慈的人通常智慧。

程氏能够长久忍耐苏洵的桀骜不驯，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因为了解。她天性中具有一种悲悯，使她具有通常现代女性才有的对人性的通透认识和理解。

这种通透惠及她身边的一切。

苏家庭院树木葱郁，常有鸟雀飞来栖息。

程氏珍视这些小生命，因此严禁苏轼兄弟和家中婢女捕捉。

苏洵的祖母性格古怪难缠，尤其对小辈极严厉苛刻，甚至听到杂沓的脚步声便勃然大怒。

但祖母唯独钟爱程氏，每每见之则喜。

对苏洵而言，程氏并不仅仅品德淑慎，更是知己。

程氏娘家富裕，但她却嫁给了贫穷的苏洵，因为她看重苏洵的才华，即使他起初并不想用这才华去加官晋爵。

当程氏病逝，苏洵写了一篇文字祭奠这位给予自己温暖的知己。

他这样袒露心声：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

从这段祭文，足以了解苏洵拥有多么美好的婚姻，程氏多么善于勉夫教子。

程氏了解苏洵，而他也深知程氏对自己的了解。

苏洵求取功名、在外游学的时光中，小苏轼的教育便交给了母亲。

程氏自幼喜欢读书，竟至眼界非凡。

身为女子而对古今成败、治乱得失颇能言中要害。

程氏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她看重的是通晓大义，而非仅仅顶个读书人的名号。

这种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影响了苏轼。

苏轼八岁，进小学，不久即能认识诗文字词。

一日，道观里来了一位京师客人。

张易简与客人闲坐，两人手持一诗稿不断点头称是，苏轼好奇，也挤在一旁观看。

张易简二人谈论的诗稿是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

石守道即石介，当朝国子监直讲。

此人性格耿直，敢言敢勇，其论“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

当时是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深受器重，皆居高官要职。

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

此即“庆历新政”。

新政颁布令石介无比振奋，于是挥就《庆历圣德诗》，对革新派强烈褒扬，对保守派无情抨击。

苏轼将诗稿粗读一遍，知乃诗人对崇敬之人以全部的热情赞颂，便追问诗中提及的是些什么人物。

张易简起初不以为意，乃敷衍道：“童子何用知之？”

苏轼回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黄口小儿竟说出真理，令两位读书人深受震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张易简正襟危坐，将这十一人之事迹细说分明。

张易简将诗文讲完后喟然长叹：“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了张易简的解读，石介诗中“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的赞誉仿佛在苏轼耳畔回响。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些人：尧之夔、龙，舜之稷、契，周之闳、散，汉之萧、曹，唐之房、魏。

最后，是当朝范仲淹、富弼等不世出之贤。

他仿佛同时看见了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苏轼心中自此生出对此种人杰的倾慕之情。

后来，苏轼先后结识了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人，唯独因范仲淹逝世较早，无缘相见，引为平生憾事。

直至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才了结四十七年的思慕之情。

苏轼也曾跟着母亲读《后汉书》。

有一天，他深受震动，因为读到了范滂的故事。

范滂是名正直书生，在后汉儒士与阉党的斗争中，曾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不幸被害。

在被捕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范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内心异常激动，身上仿佛也涌动着同样的勇气。

他问母亲，如果他长大之后，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

苏母微笑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可以想象，母亲的这番回答对于小苏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后来，苏轼一生，但有机会，便如同范滂附身，始终实践着幼年时既已萌发的理想，眼前也始终闪动着母亲旷达坚韧的形象。

寒灯相对记畴昔

——弟弟苏辙

苏轼，字子瞻。

他的弟弟苏辙，比他年幼三岁，字子由。

苏洵如同先知，他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仿佛昭示了各自的未来。

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详细剖白了取名的初衷。

他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这既是期许，也是神一般的判断。

思辨过人的苏洵对两个儿子性情及命运的预料一针见血。

古时的车辆，由车轮、辐条、上盖、下底以及车前的横木构成。

所有零件各有其作用，除了坐车人胸前用作扶手的那一条横木——轼。

然而，无用的，却始终存在，去掉了，车辆就不完整。

或许苏洵希望轼的作用及光芒内敛含蓄。

这正是他对锋芒毕露的苏轼的期待。

苏洵担心苏轼光芒难掩，从而招致灾祸，后来苏轼的人生恰恰如此。

而子由是令人放心的，他的品性，如同无言不争的车辙，虽遭遇万般倾轧，却踏踏实实地留在地上。

一切车翻马死对他而言都是浮云。

苏洵似乎抱定宗旨，苏辙是善于在祸福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因而并不为他忧虑。

子由，在苏轼父子三人里，是最完美的世间形象。

比起苏洵的刻薄孤傲，他多了温良。

与苏轼的天真烂漫相比，他增添了谨慎持重。

而且，他与父亲和兄长一样富有才华和魄力，在任何场合均能表现上乘。

苏轼兄弟俩，当他们站在一起时，其不同性情而流露的不同风采，有相得益彰的美妙之感，令人惊叹造物的神奇而特别眷顾。

有这样的手足，对苏轼和苏辙彼此来讲都是幸运的。

而苏轼兄弟俩的情感之深厚，大约只有梵高与其弟弟提奥的感情庶几近之。

苏辙庆历四年（1044）入学，跟随苏轼读书天庆观，“至出蜀，或切磋琢磨，或登山临水，未尝相舍”。

他们是少年的玩伴和同学，登临山水之际，共同领略那些来自自然的箫声并相对会心而笑。

在浩瀚浮沉的为学求仕之途上，他们是最值得信任和依靠的知己和伙伴。

在苏辙眼中，兄长亦师亦友。

他的一生，几乎永远追随苏轼且无怨无悔，永葆幼时南轩相伴的情怀：“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

兄弟两人情感的深度，可从他们开始踏上仕途后的心情得知。

当二人获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即将分赴任职之地时，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示全真元常》触动了彼此的心绪：

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

风雪夜谈的幸福令分离痛苦不堪，故兄弟两人相约仕途早退，以便同享闲居之乐。

在苏轼后来奔走漂泊的人生之中，他总竭尽全力制造与苏辙相聚的机会。尽管，那些相聚总是短暂的，而所有的分离又总是难舍又难以抗拒。

当苏轼仕途奔徙之际，子由是他最坚定的依靠。即使自己困蹇艰苦，子由也毫无怨言地同领苏轼的各种命运。

他帮助安置运送苏轼的家眷，承担他们的生活。

也是他，最后将兄长的灵柩安顿，并最终与苏轼相依同眠。

而苏轼，这个意蕴忧患的名字，竟超乎其父苏洵的想象。

在中国文学史或是文化史上，这个名字像夜空中的星辰，于每个看到过他的人的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使那些晦暗消沉的心灵，得以瞥见暗夜中的希望的微光。

这似乎可以证明，一切天才，尽管在他行于世间之际遭遇种种磨难，然而其不灭的光辉，终将照彻幽微阴暗的历史。

这光辉，使他曾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有了归宿，也使那些苦难变成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