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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失败的古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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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

冯谖弹铗图 （资料图片）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崛起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这批优秀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孔孟二圣对于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实着士的精神价值，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土地；“│”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冯谖是“蹑蹻而见之”。蹻，是草鞋；蹑，是穿。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孟尝君问他：“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回答得很坦率，因为贫困所以投奔你。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后，问冯谖的情况，管宿舍的人说：“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古代的士往往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因为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看法，不足为训。

真实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

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讨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贪图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于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时期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士的使命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治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治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羞耻，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辱没国君交给的使命，也就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孔子：“士怎样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包容而谦虚待人。”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而那些空有虚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声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声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优秀之士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直、兄弟和睦、谦虚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论。《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对于获得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应该学习；对于没有获得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则仁只能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产业；恒心，即仁者之心。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仍然保持着对仁的向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出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产业，不属于任何有产业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去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小节吧。“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志》说：“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招呼猎场管理员。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对于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赞赏，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头颅”。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赞赏，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原题《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原刊《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