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哲学家看来﹐“性即理也”这句话似乎不可思议。可是﹐如果仔细地分析和说明一下﹐欧洲哲学家便会相信﹐东西方思想根本是一致的。西方哲学有两大派别: 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来自于感觉和印象﹐而理性主义者却说﹐因果律的观念并不出现于感官可以发现的材料中。人类有几种思想的形式﹐这些思想形式是我们判断的基础。因果律观念就是其中的一种。小程子所谓“性即理也”无非表示理性主义者的看法﹐即思想形式先天地存在于心中。
根据大程子的看法﹐理的根本是相反者的相互消长。他说: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宋完学案》卷十五《明道学案》。]这段话使我们想到柏拉图对话集《蜚独篇》中一段话﹐在《蜚独篇》中﹐苏格拉底说：“万物不是产生于对立者之中吗?我们所说的善恶﹐公正和不公正---还有无数的其他对立者﹐都是产生于与本身相对者。我要告诉各位在一切对立者之中﹐必然有相同的变化消长。”[《柏拉图对话集》卷一《蜚独篇》379页。]
关于二程的观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以后我们会加以更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另举朱熹为例。南宋时期﹐继续发扬二程子学说的是朱熹。朱子和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时间上相距一千五百年﹐可是﹐他俩的思想却非常相近。两人都认为﹐本体并非离开现象存在﹐他们不认为共相可以离开殊相独立存在﹐两人之间还有一点相同的地方﹐都认为实质不能离开形式。用朱子的话来说﹐无理即无气。亚氏说世上有非物质性的形式原则﹐而这些中国哲人则说﹐在原则上﹐理先于气。
最后﹐我们来讨论明代的王阳明。朱子接近二元论﹐或印度的非心物二元论(advaita)﹐可是﹐王阳明却把新儒学带到唯心一元论﹐他反对宋儒的心物二分法﹐将儒家带到一个新的方向。《传习录》中有下述一段话: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 “尝闻人是天地的心。”这个看法似乎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
可是﹐王阳明更进一步说：“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府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叁。]
王阳明的其他方面的思想与詹姆斯的意志论以及倭伊铿(Eucken)的行动论(activism)接近。以下我们有专章来详细探讨他丯富的思想观念。
在东西方哲学间作这种比较研究﹐并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到的﹐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不过﹐虽然有这许多相同的地方﹐可是﹐中国哲学仍然有其特色﹐使它与世上任何其他哲学体系不同。我认为中国哲学有四点独一无二的特性﹐以下我们逐一加以研讨。
(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
中国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哲学家首先考虑的对象。例子﹐构成社会各个分子---君臣﹑父子等---应该如何共同相处?孔子的答案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第一《学而篇》第六章。]我们也发现这种情操常用到社会其他分子身上﹐如君臣﹑父子﹑夫妇。对社会上不同分子﹐有不同的道德规范﹐有些道德规范是共同遵守的﹐有些规范则为某些分子遵守的。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采取目的论观点﹐这是中国思想的基本态度﹐目的观使中国人的兴趣倾向道德价值方面﹐因此﹐对中国人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綷抽象知识具有更重要的功用。
(二)中国人这种对伦理问题的重视﹐往往使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思想太实际太世俗。
但这种看法错误了。中国人希望解释宇宙间一切现象﹐因此﹐他们想解决世界创造问题﹐而这是对他们想象力的一个挑战。他们认为天是道的根源﹐并以自然界阴阳二力或变化来解释这个关系。他们的形上学永远是理性主义的﹐不带超自然主义色彩。这种诉诸理性最有名的例子是老子的《道德经》。孟子也是理性主义体系。周敦颐的宇宙论以及张转载和朱熹对理与气的讨论﹐显示抽象的理论分析乃宋代中国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
佛陀曾对其弟子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中国人甚至比佛家更属于理性主义的。中国思想家认为上帝与自然之间没有间隔。如果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根本的。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理象来加以解释。
(三)中国人在哲学上最大的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
这种现象可以和西方人的热心研究方法论相比。中国人认为﹐由于心常为物欲和褊狭所蔽﹐所以﹐净心为得道的先决条件。一旦把自私的念头消灭﹐心便能不偏不倚﹐明朗和远见了。周敦颐的无欲﹔朱熹的致知和专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便是达到真理标准的叁条道路。
(四)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第四个特色是重视自己所学的身体力行﹐甚至为了道可以牺牲生命。
人若有志于道愿献身于道的话﹐首先要做的便是将自己所信的原则付诸实行﹐一一自己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举例来说：贪爱金钱﹐躭于色欲﹐热中名利等当然无补于道的领悟。发怒﹑暴力﹑说大话﹑饶舌同样是领悟道的阻碍物﹐应该避免。当程显弟子谢良佐第一次拜谒他时﹐谢良佐夸张自己记得史籍甚多。程子问他说：“贤却记得许多!”[《宋完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谢良佐听了这话不觉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此后﹐他不再作记诵功夫﹐专心一志地致力于沉思默想。中国哲人不满于纯粹知识或哲学原则的建立﹐一定要身体力行自己所奉的原则。
例如﹐如果某一新儒家学者身居高位﹐除非他能谏劝皇帝的错误行事﹐否则﹐便不能算是新儒者。朱熹谏宋宁宗斥左右恶名小人﹐使这位哲人遭受贬谪。王阳明得罪宦官刘瑾被放逐贵州龙场。这些人对皇帝的忠言直谏﹐在中国永远受到广泛的赞仰﹐朱熹和王阳明被认为值得效法的最鄛榜样。明朝末年﹐东林党的许多哲人为了对皇帝忠言直諌而牺牲性命。这表示儒家或新儒家学者是准备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性命。宋未文天祥之死﹐明末刘宗周之死便是这种殉道精神的典型。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第十五《卫灵公篇》第八章。]
西方学者如福克(Aifred Forke)﹑赫克曼(Heinrich Hackmann)批评中国哲学没有系统﹐中国语言由于缺乏印欧语的文法结构﹐意义含混。没有系统是由于特殊的表现方式:早期思想家以格言方式表达自己思想﹐而没有加以各方面的完整讨论。可是这并非表示中国哲学根本没有系统。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虽然《道德经》在文字或语言上没有系统﹐可是﹐在思想上并不是没有系统的。如果我们详细研读《孟子》﹐也会发现孟子是理性主义体系。同样﹐荀子是经验主义体系﹐朱熹和王阳明也是如此。
至于第二缺点：语言的含混﹐这个批评倒有几分真实。中国哲学名词确有某种程度的含混。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根本不同﹐因此﹐西方人对中国语言之不满﹐乃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思想家的基本观点﹐用西方人能够了解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总之﹐中国哲学的确含有一些西方人必然感到不习惯的地方。中国哲学文献大部分﹐对西方人来说﹐似乎是用一种与西方标准不同的方式写成的。但是﹐我们的兴趣既然思想方面﹐我的目的便是尽可能明确完整地阐述思想。这可以除去西方人读中国哲学文字时感觉到的生疏感﹐也可以使东西方相互了解。
我尽量避免牵强附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多少相似之处﹐尽量作客观描述﹐绝不夸大其辞。因为﹐如果没有知识上的忠实﹐公正和客观的研究便不可能。在同中见异和异中见同是正确了解的最真实南针。现在我从《柏拉图对话。费里巴斯篇》(Philebus)中引一段话来结束本章的讨论：“关于这些整体是否真实存在？每一个别整体(永远相同﹐既不能生﹐也不能灭﹐只保持永恒的个体性)怎能为分散和集合在生生世界的无限之中或更完整而包含在其他整体之中呢？(后者似乎是最大的可能﹐因为﹐同一个东西﹐怎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东西和许多东西呢？)普逻达查斯(Protarchus)﹐这是真正的困难所在﹐这是它们涉及的一和多；如果错误的决定﹐它们便是困扰的根源﹐如果是正确的决定﹐便很有帮助。”[《柏拉图对话集》卷三《费里巴士篇》149页。]
乔维特(Jowett)在其为《费里巴士篇》所写的导言中﹐有如下的话：“知识世界永远一分再分；所有真理最初都是其他真理的敌对。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分化﹐便不可能有真理；如果不把各部分重新结合为一整体﹐也就没有完整的真理。”[《柏拉图对话集》卷三《费里巴士篇导言》127页。]从知识观点看﹐东西方已经分离了两千多年。现在是重新综合为一观念整体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