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甘肃一妇人携带着00001号烈属证来到北京。

她走进了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伯父。

伍老对她的到来十分高兴，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孩子，这些年你受苦受委屈了！我找了你多年，如今总算是见面了。”

听了这句话，压抑已久的妇人再也忍不住，当场泪奔，只有在父亲生前挚友面前，她才能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

最终，从甘肃而来的妇人在伍修权的陪伴下同邓小平同志见面。

小平同志对其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女子听了后当场落泪，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那么，这位妇人是哪位烈士的后代，手中的00001烈属证背后又有何故事，此次来北京所谓何事？

小平同志

这段故事，还要从1951年的一天讲起。

一 00001号烈士证

1951年12月的一天，居住在甘肃兰州的高锦明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可她还没回到家，就听到一群人在他家门口敲锣打鼓，四周已挤满了围观的群众，父母忙着招呼众人。

当时高锦明一家刚搬到某造纸厂的家属小院里，和附近的人还不熟悉，平时大家工作忙没太多交集，为何自家会如此热闹呢？

当她走到家时，发现大门右侧多了块牌匾，上面是“革命烈属”四个大字。

待到客人离开后，只见父亲高克明将一张证书装裱在玻璃镜框中，再将其悬挂在客厅正中央。当一切操作完成后，父亲望着镜框陷入沉思，一旁的母亲也开始沉默起来。

高锦明见父母如此神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也看向客厅墙上的镜框，发现上面是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其编号为“国字第00001号”，正文竖排写着：查从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落款是领袖“毛泽东”的大名，时间为1951年11月15日。

其实，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号烈属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着手核对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并寻找烈士家属，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

谢觉哉

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烈士后代的归处，此事引来了丛德滋生前好友、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的重视，他曾和丛德滋一同奋斗在甘肃地下组织，共同组织青年学生和劳苦大众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这段革命友谊让他终身难忘。

谢觉哉在多方努力之下，得知丛德滋的遗属正在兰州生活，遗孀王竹青已改嫁，两个孩子丛丹、丛甘健康无忧，这让他倍感欣慰。

随后，谢觉哉写信联系王竹青，关心孩子具体情况，还叮嘱其拍张照片寄过去。

不久后，一张丛丹、丛甘的合影黑白照寄到北京，谢觉哉看了后发现孩子很是可爱，可他发现两个孩子衣着破旧，鞋子也已破了洞，脚指头裸露出来。

这让谢觉哉看了后一阵心酸，他没想烈士后代生活如此困苦，随后将丛德滋烈士遗属的相关遭遇上报给毛主席。

主席听了后心里也很难过，他对丛德滋并不陌生，此人西安事变时就立下大功。紧接着主席大手一挥，亲自签署了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再然后就发生上述事情。

因“烈属证”用繁体字书写，高锦明认不全，但仍看出“丛德滋”、“毛泽东”几个大字。她对“丛德滋”这个名字很是陌生，可带领全国人民翻身做主的“毛泽东”，她自然是无比熟悉加崇拜。

00001号烈属证

高锦明好奇，这个证书上为何有毛主席的名字？那个烈士丛德滋又是谁？为何这个牌匾会挂到自家房里？

二 丛德滋为自己亲生父亲

当天晚上，高克明一脸严肃地将两个孩子喊了过来，指着墙上的证书说道：“你们的爸爸不是高克明，而是革命英烈丛德滋，今天政府敲锣打鼓，就是为了给我们家送来烈属证。”

听到这里，高锦明当场傻眼，没想一直宠爱自己的父亲高克明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他只是自己的养父，而墙上烈属证上的丛德滋才是亲生父亲。

她一时间不能接受，不可思议地看向养父，高克明说：“你的父亲丛德滋抗日期间被国军特务杀害，他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你们姐弟俩要向他学习，不能给他丢脸。”

顿了顿，高克明又说道：“记住，你叫丛丹，你弟弟叫丛甘，你们的名字是亲生父亲丛德滋取的，你们今后就将名字改回来吧。”

丛德滋牺牲那年，丛丹才不过3岁，因此她对小时候的事情已没有印象，就连父亲的名字都变得十分陌生。

丛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以为父亲不要她和弟弟了，连忙哭着找到母亲，向其求证这一事实。

王竹青见两个孩子可怜的模样，随即叹了一口气，简述他们的身世。

原来，王竹青和丛德滋于1937年相识，当时丛德滋来到上海宣传抗日活动，在其东北大学同学王文杰的介绍下，和其侄女王竹青相识。

当时王竹青就读于沪江大学，还积极参加共产党的进步活动，晚上还会在工人夜校教书。

因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确立恋人关系。淞沪会战期间，两人共同加入保卫上海的抗日战争，期间彼此的感情也逐步升华，并决定结为夫妇。

丛丹姐弟

婚后不久，王竹青生下了长女丛丹，1941年1月又生下儿子丛甘。听了母亲这么一说，丛丹这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她这才意识到家人从小就唤作她乳名为“小丹”。

她本想继续追问下去，可母亲说什么也不愿说，只是宽慰道：“你的父亲解放前被反动分子迫害，你别想太多，要好好学习，这些事情长大后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天，王竹青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公安局，将他们姐弟俩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丛丹、丛甘，以慰丛德滋的在天之灵。

之后多年里，丛丹一直想着从母亲口中了解父亲的事迹，可每次母亲都闭口不谈。但她发现家里悄悄迎来了变化，如政府每月都为她和弟弟发放15元补助金，每年还为他们发放两次鞋袜衣服以及学习用具。

1952年5月，丛丹姐弟俩患上肺病，送到省医院治疗，期间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病愈出院后医院每季都为他们体检，避免其复发。

1957年时，叔父丁丹奉上级命令，专程来兰州接丛丹姐弟俩前往北京一所专供烈士子女学校就读，不过丛丹姐弟表示愿意在父亲生活的热土学习工作，并没有前去。

就连因照顾养父高克明而停职在家的母亲，也被安排到文教委员会工作，按18级工资待遇算，每月可领80元薪水。

丛德滋

正是政府的安排，让他们家庭生活条件变好，丛丹认为，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自己亲生父亲为革命的贡献，她发誓一定要早点弄清父亲真实身份。

三 邓小平：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长大后，丛丹从事俄语教学，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之后又有了家庭，还生了可爱的孩子。

然而，社会的波动之中，其父亲丛德滋烈士的名誉受到影响，她本人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看着毛主席亲笔签署的“烈属证”，丛丹内心生出了很多疑惑，她不相信父亲是那样的人，决定寻找父亲的真相，证实父亲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她本想寻求母亲王竹青给出答案，但母亲因顾及养父的感情，并没有说的太详细，但明确表示丛德滋是为革命光荣牺牲，并没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这之后，丛丹开始搜集各种档案、剪报等，对父亲的身世有了新的了解和认知，为了还父亲一个清白，她决定前往北京寻找父亲的生前好友求证答案。

1977年9月，丛丹携带着00001号烈属证来到北京，并走进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她见到了期盼已久的伍修权伯父。

伍修权

伍老对她的到来十分高兴，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孩子，这些年你受苦受委屈了！我找了你多年，如今总算是见面了。”

听了这句话，压抑已久的丛丹再也忍不住，当场泪奔，只有在父亲生前挚友面前，她才能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

伍修权亲切地关爱她的生活以及多年来的经历，告诉丛丹不要怕受挫折，这样可以更好锻炼人的意志。

伍老语重心长的教导，让丛丹的内心涌现出一股股暖流，她决定重视挫折，向父亲那样面对困难永不低头。

接下来几天，伍修权为丛丹详细讲述了父亲丛德滋革命的一生，并称其是为国捐躯的革命斗士，是一个值得敬佩和学习的英烈。

听完后，丛丹对父亲更是钦佩，她心中长期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一天傍晚，丛丹陪着伍修权夫妇散步，突然伍修权想起来什么，对丛丹说：“走，我领你去见一个人，对你应该有帮助。”

随后，伍修权带着丛丹来到另一个四合院，只见院子中一位面貌端详、和蔼可亲、身穿白衣短袖的老爷爷正在院子中散步。

丛丹见了后直接愣住，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伟人邓小平同志。没想自己能见到这样一个大人物，丛丹显得手足无措。

伍修权走上前去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重要的小客人，你知道她是谁吗？”

邓小平听了后，随即仔细打量眼前这个时年38岁的女子，脑海里的记忆不断滚动着，他见此人有些面熟，就是没想起来像谁。

伍修权见状笑道：“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丛丹！”

听了丛德滋这一名字，邓小平当即恍然大悟，他再次看了看丛丹，说道：“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听了邓小平的这句话，丛丹眼角湿润，想起熟悉而有陌生的父亲，想起他为国奉献的一生，当即忍不住大哭起来，就像是受委屈的孩子见了亲人一般。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见状，也忍不住动情起来，她将哭成泪人的丛丹抱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安慰道：“好孩子，别难过了！”

小平同志也被触动，他轻声说道：：“让孩子哭个痛快吧。”

良久过后，丛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看着邓伯伯、伍伯伯关切地看着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邓小平对丛德滋并不陌生，两人早在1937年时就在山西相识，“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前往山西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来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和邓小平一同共事，并担任115师团级文职干部。

时隔多年见到丛德滋的女儿，邓小平内心百感交集，他亲切询问了丛丹和其家人的情况，还关切问其是否入党。

丛德滋（左）和于千合影

最后，丛丹还将泛黄的第00001号烈属证拿了出来，希望邓伯伯能还父亲一个清白，恢复其名誉。小平同志当场允诺下来，并鼓励她要像父亲一样勇敢、坚强，逆境中不退缩。

临走前，邓小平还特意拿出纸条写下自己的地址，并对丛丹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

丛丹见状十分感激，内心暖洋洋的，不过她可不愿麻烦邓伯伯，毕竟邓伯伯日理万机，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着想。

这次北京之行，丛丹从伍修权、邓小平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真实人生经历。那么，丛德滋到底有何革命事迹，为何能被列为新中国“00001号”烈士？

四 投身革命

丛德滋1910年出生于辽宁凤城县一农民家庭，尽管家庭比较贫困，可父亲为了不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砸锅卖铁供丛德滋读书学习。

丛德滋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听课，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23年，他从县高小毕业，随即考入第二师范学院，入校期间，他积极阅读各种历史书籍、古典小说，还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深受老师的喜爱。

此时正值大革命期间，尽管张作霖对学校思想管控严格，可大革命浪潮仍进入学校，丛德滋深受这一进步思想的鼓舞，决心走上革命之路，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不久后，丛德滋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他也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并立下了革命志向。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百姓们也遭到了凌辱、虐待。看着故乡沦陷，丛德滋悲愤痛心，他决心要投身爱国运动中。

北平复课期间，丛德滋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他第一次了解马克思主义后就被深深吸引上去，并认定是它才是救国良策。

丛德滋还结识不少进步学生，这些人对他的思想启迪很大，坚定他的革命信念，他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写传单、贴标语、罢课游行等。

从东北大学毕业后，丛德滋被分配到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此时革命浪潮高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可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来丛德滋的不满。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将东北军调到鄂豫皖前线“围剿”红军，可东北军接连吃了败仗，结果官兵们水土不服，接连打败仗，士气极为低落，反内战情绪激增。

丛德滋决定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无耻行为以及发动内战实现独裁的野心，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进步书刊上，备受无数进步青年的认可。

可丛德滋的这一抗日爱国主张，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随后以“共党嫌疑人”罪名抓捕，关押在武汉行营军法处。

早在东北大学期间，张学良就对丛德滋印象颇佳，认为此人思想进步、敢言敢怒、文笔犀利，不愿其前途暗淡，开始了积极营救。

在其保释下，1935年9月丛德滋成功恢复自由，还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帮其处理文件和公务。

丛德滋（后排左二）在延安留影，前排左二为谢觉哉，左三为伍修权

不久后，张学良开始同我党秘密联系，决心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示意丛德滋创办进步刊物《西京民报》等。

丛德滋再次拿起铿锵有力的文笔，发表一系列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文章，激发和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丛德滋也经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希望两党能够通力合作、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为纪念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西京民报》被改为《解放日报》，丛德滋担任总编辑。

为了最早出版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份报纸，告知全国人民事变真相，宣传张、杨将军的抗日思想。丛德滋连夜奋笔疾书，仅一天时间就将文章发表出来。

不久后，以周恩来为代表值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同东北军、17路军代表成立“三位一体”的联合办公厅，丛德滋担任办公厅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期间，丛德滋发表的文章，周恩来多次亲自审阅，他还经常指示要宣传西北群众抗日活动。对于周总理的教诲，丛德滋坚决维护并贯彻，每天都会进行宣传报道。

然而，自张学良被囚禁后，国民党军再次控制西安，并将东北军分调各地，《解放日报》也被迫暂停。

面对这一系列的变故，丛德滋心灰意冷，他对国民党更为失望，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离开西安，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期间他认识了挚爱王竹青，并来到王竹青老家山西汾阳东赵村生活。

五 不幸被捕

当时，八路军总部就设在东赵村附近，丛德滋得知后十分兴奋，他第一时间和我党联系，要求加入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后，丛德滋在组织的命令下，从山西转战西北工作。来到西安后，林伯渠同志热情招待，并让其前往兰州开展秘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谢觉哉等人。

为了拥有合法身份，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丛德滋创办《民众通讯社》、《战号》等进步书刊为掩护，得到了谢觉哉的支持和认可。

很长时间里，丛德滋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揭露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会打麻将、才华出众的社长，每次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

丛德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收容、营救红军失散人员，尽管当时国共合作，可我军的安全依旧难以得到保证，每次都会先在中转站接头，而《民众通讯社》就成了秘密接头地点，再由丛德滋护送其前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如原西路军一位女同志，被马家军抓捕后从青海逃到兰州，但又被国民党关押至“妇女济良所”。丛德滋以记者身份接近这位红军女战士，得知其遭遇后撰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军的无耻行为，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被逼下令放人。

丛德滋也接待众多爱国进步人士如塞克、萧军、吴勃，并为他们介绍工作或安排到办事处，让其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谢觉哉

因丛德滋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8年秋，经伍修权、谢觉哉的介绍下，中央特批其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担任中央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一直以来，丛德滋都是以进步人士的身份公开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活动，但组织上认为他更适合从事情报工作。

丛德滋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情报工作，不过谢、伍两人对他充满信心，还对其指导，让他进步神速，很快就打入敌人内部，出任国民党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秘书。

丛德滋曾两次在曾扩情领导下工作，因而深得曾扩情的信任。他还主动提出让女儿丛丹认曾扩情为干爹，这让曾扩情更为信赖。

此后三年时间里，丛德滋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到了国军军事设施、兵力部署方面的情报，其价值重大。

然而，自1939年开始，国民党内部反动情绪激增，不久后《民众通讯社》被迫停刊，而中共甘肃工委也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

随着兰州“白色恐怖”弥漫，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安全也遭到威胁，伍修权特意指示他前往延安工作，但他坚决表示留下来继续工作。

皖南事变爆发后，曾扩情找他谈话，其言语十分反常，这让丛德滋预感自己身份已经泄露。

1941年1月，曾扩情借小年名义请他赴宴，多位好友劝他别赴“鸿门宴”，应尽快离开兰州，但他执意不肯。

曾扩情画像

临走前，他还对妻子王竹青说：“为了摸清曾扩情之流的动向，我还是决定去一趟，如果今晚不回来，就是被捕了……”

没想，此次一别丛德滋再也没有回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狱中，特务头子对其利诱威逼，可不管怎么都无法让丛德滋屈服。

特务们见状，对丛德滋施以各种酷刑，还关押在小铁笼中，让其坐立难安。与此同时，敌人还给他喝洗菜水、吃烂白菜等，但遭遇种种非人待遇的他始终没有动摇决心。

尽管我党组织多方面营救，可迟迟没能成功。1942年4月19日，心狠手辣的特务将带毒的污水让其饮下，结果丛德滋气七窍出血而亡，时年仅仅32岁，其尸体也被丢在一个山洞内。

新中国后，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丛德滋，兰州政府还将其遗骨迁入兰州华林坪革命烈士陵园，这是对英烈丛德滋的最大宽慰。

丛丹晚年

1979年，在邓小平、伍修权等人的关照下，丛德滋烈士恢复名誉，这让丛丹感激涕零，自己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

此后人生里，她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编辑：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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