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美学的提出，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语美的先在性所决定，美的语言不是后人生造的，而是久远存在的语言历史的事实。

对于“先在”的语美，人们未暇注目，不是无视便是忽视了。对一切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过的事物，人们只能发现、揭示，而不可能发明、创造。

人们有责任把被埋没的美的语言彰显出来，判定美语的地位与通语的差别，根寻美语生成的基因与流变，判定美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认识美语的轨迹与规律。规律是美语“自律”，只能从语实(语言的客观事实)中概括抽绎出来，而不可能凭空臆造。

美语规律的不可创造性，与美语史的不可再造性，便是规定与规范着美语研究的准则。

本文以《金瓶梅词话》中的语词作为美语的实证，这当然不意味着:美语为《金瓶梅》所创始、所独有。美语在在皆是，美语生成的历史久远，这倒是美语的历史事实。

美语是什么

暂不急于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建构，先在语言事实上拿出美语的实证。美语学如无美语的审美实证，那学科的理论便逃脱不了灰色的命运。何况，迄今尚且没有语美的理论(哪怕是灰色的)，便是有了灰色的理论，也未必能尽善尽美地透辟阐释多姿多彩的美语。

美语是对通语而言，两者虽然是伴生的，却是不同的。通语是灰色的，美语是多彩的。通语是平常的，美语是超常的。

《词话》中有骂妓女为“零布”一语。语颇难解，学界众说纷纭，皆未妥帖。

“零布”浅层义为无耻:零布、布头无须尺量，无尺谐无耻；深层义为破货:零布是破解所余，布是货币的一种，合称破货，经过译解两相比较:无耻、破货之通语是直接认知的，而“零布”却须间接认知。

虽然是同义之词，却是直接与间接两种不同认知方式，便是通语与美语的主要区别之一。

或认为《金瓶梅》时代的人，无须破译便可直接认知；其实不然，且不说语圈之外不明此语的人，便是语圈内已明此语的人，间接认知的性质仍然不变。只不过由“零布"到“破货"转换过程极其短暂，短得几近于无，也仍然有着这种移换的心理过程。

如果以为“零布”是超常的符号组合的异词，那么再看平常的符号相同而语义不同(同词异义)的实例。

“杀鸡”其义直白，无须解释一听便可认知。而“后生“的作为”央及”义的“杀鸡”，便不再是通语的原生态了。

“杀鸡”成为《金瓶梅》、《红楼梦》表示“央及”的特殊用语，因为语中包含着动作(与讲话时辅以动作不同，动作涉入语言一体化，是为体势语)，以手作引颈待杀状。

鸡被宰杀而遭殃，殃鸡谐音“央及”。“我跪了杀鸡吧！”从字面看则易误回归到宰鸡的原义，然而怎么译才能达意传神呢?便是译作“下跪央及”，仍然丢失了杀鸡时折迭腿(下跪)引颈待杀夸张之体势，而且没法对译出谐音央及之谐趣。失却形与音的美感，变得无生气了。

这又是通语与美语的语征差别之二。任何对译都不可能把体势与谐音包括在通语之中。然而，交流的双方心目中既有着体势的形也有所谐的音。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再以“打倘棍儿”为例，注家以为“倘”是“俏”字刊误，释作“用小巧棍儿抽打”。此词不是民歌所唱“细细的棍儿，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词话》多同音假代，“倘”实为“躺”；“躺棍儿”是挨打者自行躺倒等待挨打，主动地承受。“躺棍儿”虽则也包含着体势，但与“杀鸡”不同，“躺棍儿”仍然是通语。两者的区别，仍然是直接与间接认知的不同，通语是明示的告知，美语则是暗示的启知。

经过对以上语例的初步分析，可知:美语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后人臆造出来的。此点还要进一步论及，这里初步地露出了通语与美语的差别的端倪。除此之外，还可以理出两者差别的一些要点:

1. 通语是常规性的，美语是超常的。常态与变态：变型是美语的特点之一。

2.通语是静态的，美语是动态的。死语与活语、呆语与俏语差别明显。

3、通语是认知性的，美语是审美性的。这并不是说美语不具有认知的性质，但认知是通过审美完成的，是认知的特殊形式。

4、通语认知是线性的直接认知；美语是曲线的间接认知。认知虽是语言共同功利性，然而美语通过美的中介，实现功利目的。

5、这里还须指出；尽管美语是变型的，然而不是无序的，变化是破旧序建立完美的新的逻辑秩序。因而美语是科学的语言。科学性是两者共有的。

6、独立的个性与通语的依附性。或以为美语是来自语场的场效应即语境美，或者说美是外部环境所赋予。

确实有些通语放进语境中，能获得美感，然而这类通语一旦离开语场独立审视，美便消失了，复归于通语。

美语却能独立于语场之外，作为独立的词仍然是美的。当然，再把它放进语场中，相映生辉更加美仑美奂。证明: 美语不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借光儿。美不是外加的，而是独立自有的。

这一点，可以作为审视美语与区别通语的一个严格标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一点:美语与通语不同是有着美的属性，有着审美价值。从真善美三者审视，通语只具有真兼或有善的功能；而美语在美中求真与善。

美语追求

语言都有功利性，即语用的目的为了达意，美语也概莫能外。通语“辞达而已矣”。

美语有着美的追求，因此在通语常态之外出现了变型美语，然而变型仅仅是美语形态特征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变型都是美语。

比如《词话》中有“左话儿右说”，颠倒语义的正反关系，即说反话，以违常背逆达到语用的非常效果，本来旋的比砍的圆，反说“旋的不如砍的圆”(29)[按：括号内数码为书中回次，下同]。

其他如把端端正正的下拜反说成不端不正；叉杆“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巾上”(2)。这种颠倒话儿尚有以丑为俊、以俊为丑“俊孩子”(42)，“俊花子”(60)；以小作大“好小量儿”(83)；以少作多“手下好少丫头奉养”(95)等等。

这种变体语虽然在交际中也有着俏趣，只不过是修辞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词语的内外结构，所以不是美语。表面看来这种“颠倒话儿”也有与美语相似的追求:

1、不仅使人能够接受，而且使人乐于接受。

2、借助超常的颠倒手段取得美趣等。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不是语言单体美的语词。从形态上与美语的变态不同，美语是美的单位独立的美词儿。它通过美强化语力，而不仅仅是俏趣。美语的美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化的，无论其外构与内蕴都呈现着与“众”不同的美态与美质。

《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

其一，美语有象。“杀鸡”语便呈象：伤生的折迭腿、以手抹脖引颈待杀，把殃鸡活画出来了，当然字面上是无象的，“象”是通过美语的召唤，潜象是在受话者心中泛生的，这样“杀鸡”与宰杀便离异：不仅语义异变为“央及”，而且美语具象了。

语美与语象并不是语场所赋予的，而是它独立自有的，并不是美随境生，而是语美自生。这样的美语便由理性的认知，进而为形象的感知了。

这种美词儿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了。人们交际追求“明白”而美语不仅明白，而且“明白如画”了。

循俗鸡年说鸡，再举一个鸡的语例。《词话》中有“鸡儿赶弹儿”。“赶蛋”词颇陌生，注家因“赶”有赶紧义便注解为“母鸡急着下蛋”。“赶蛋”指鸡的繁殖过程:互相赶逐。经过公鸡赶过的蛋，受精卵才能孵出小鸡；未赶的谓之“寡蛋”。

《词话》中以禽事喻人事，写陈经济与潘金莲缠作一块“前庭后院如鸡儿赶弹儿相似”(85)。听众在听说书人说到此语时，心目中自然泛起鸡逐的形象，进而把鸡逐与人缠结合起来认识。

有了“鸡戏图”便有了参照物，把人物化，由物及人，语言不仅明白，而且如画一般了。虽然造语符号相同的“赶蛋”，然而它荷载的信息不同了。

“赶蛋”，不再是赶紧下蛋，词不是赶与蛋简单相加的:1＋1=2 的关系。1 1=N，大于2了。迫使人们思考：载体与语义之间并不衡等，因美等式被打破而失衡了。

不再是静态的赶紧或追蛋，而变为动态的勃勃生机的“鸡趣图”，正是这召唤机制诱人以趣，并在审美欣悦中认同。

“赤脚伴驴蹄”，注家所以误释成“软脚碰硬脚”，误畅导因于1 1，人脚软碰不得驴硬蹄。此语也不是简单相加，也是讲中有象的:是一幅行旅图。

伴当赶驴随从，叹步行陪骑者。意即元曲所云:“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这便是以象造语，把形象注入语中，启示与召唤、诱发接受者“心象”的再生美语是有象的，象是美语语征之一。

对于美语有象、由象生美，再举“黄猫黑尾”的美语实证。“黄猫黑尾”在《词话》中几见，学界迄未确解。解语须从语象的猫说起，通体黄色之猫何以黑其尾呢?“黑尾”与《词话》中“焦尾巴”义近，尾被烧焦而黑，指无尾或藏尾。用无尾时，义为断后、绝后；用藏尾时，义为怕人见、见不得人。

有时兼有二义，骂其人办了见不得人的绝后事。黄猫黑尾实即露头藏尾，有趣的是今时京味儿的新潮词儿，“猫儿腻”，猫因腻反胃而吣，难得要领。如果改作“猫儿匿”，则语义彰显。便与“黄猫黑尾”同义了。

不仅同义而且同构:露头藏尾的委琐象在于语中。这不是京味儿的新潮，而应看作是古语的今生。猫匿与猫腻，记词符号之不同，两个语词的象与义全然相异。可见，记录口语时择字以记的重要。

由于符号不同，两个词儿便生两个语象。由于临文无字、忙不择字，顺手拈字，导致语象丧失、语义难明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染脓带垛在身上”(72)，“脓带”使注家望文生义误解为“连脓带血”。脓带应为鼻子，盛涕之袋；应记为“脓袋”，浓涕如脓。是以鼻如袋象形称名；与脑袋不同，脑袋之袋是语音现象，由顶、颠、岱音变为“袋”。

“垛”与鲁语“掇”相近，揆度用字心理，把稠鼻涕，“垛”在身上，语力加强了。于今，“走穴”一词含贬义，谓其不得正穴而走。初时，曾记作“走学”后来定型于“走穴”，足见记口头语之犹疑。字应作“踅”，盘旋回走即转悠。

《词话》写西门庆为了金莲便来来去去地“重走”。词应作“打踅”，《水浒》写东京“打踅”的粉头白秀英到此演出。

其他，如今时“土老冒”应记作“土老貌”，土头土脑是此语的本旨等等。可见符号重要在于造象，不是简单为符号。

《晋北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汇释

其二、美语有典。人们有个错觉，习惯上误以为文言词语有典，而“俗语无典”。

其实，这是文人的偏见，俗语不仅有典，而且由典生美。只不过典事不见于载籍而不易识辨。“打一面口袋，倒过醮来了!”(19、22)。

不明语中典事，难释其义。误解为“把面袋倒转拍打”，这仍是望文生义的字面义。打面袋，包含着一个故事:故事是“沐猴而冠”的具体化，猴子挤在人群中，自以为是人，不被承认。

见人穿裘皮衣，猴也有毛皮之裘。见人有冠，猴到磨坊把纸面袋绷起戴上，俨然冠戴为人了。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里故事如此。把故事再向前推进一步，扯下纸冠打一面口袋，使猴警醒:不是人或者做了不是人的事。这是以猴喻人，当反思(倒醮谐音倒嚼:双胃动物如牛羊反刍谓倒嚼)醒悟之后，向对方赔罪设醮。此语是多层次的: 猴子装人——打以面口袋——反当倒嚼反思醒悟——设斋供赔罪打醮。

尽管语中包含了“沐猴而冠”的意思，然而故事情节完备了，一而且有了双胃动物反刍和民俗醮祭等，语趣丰富、生动而又形象了。因此仅从符号的表层义（翻转面口袋拍打)便解释不通了。

符号的信息量增大到囊括了了一个故事。美语传达信息的方式也起了变化:由直线运动变为曲线运动。不论内构与外构，都是美的结构，而且是统一的、整合的完形。

对这样美的语言，接受时丝毫不会有拒斥心理，而是心悦诚服；在审美交换中，愉悦欣然地认同与信服。

顺代说及，“沐猴而冠“见于《史记》《汉书》“项羽本纪”，有语无事。清代王有光记有猴子装人的故事，未明源出所自。

《词话》中“打面袋”与前后两者有否潮源影响，须理清语史流变的轨迹；以及“打面袋”俗化美化变异在语言史的价值等等，都是重要的。

此类美语殊多，如“一头放火，一头放水”取材于元杂剧《博望烧屯》，对人水火夹攻置之死地，有了“烧屯”这个戏典，便有语象。

元杂剧给予《词话》美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语史传承上不容低估。《词话》迄近四百年，保存语史材料之丰富可称宝库，其中许多语言涵括的典事已无考，如“妻儿赵迎春，各自寻投奔”，何戏?赵迎春其人如何?

有的词积久不用已成死词；也有假死了四百年之后今时又已复活或再生:如“猫匿”、“走踅”以及“耍大刀”、“丫挺"之类。这类现象只用语言(特别是俗语)的生命力强来解释远远不够，须从语史(流变史)上考察。

美语构造

《金瓶梅》美语造语手法灵活而多变，技法颇为繁多，可说是万法皆备。包括着:音序颠倒的反语、字序颠倒的回文、违常悖逆的抵牾、偷移换置的错位，以及离合拆字、谐音偶仗、藏头歇后等方式之种种。

1、“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60)。

注家误解:斑鸠因巢陋而跌碎蛋，戚戚哀鸣。语指恰相反，不是跌蛋哀鸣，而是中弹身亡鸣不得也。误释导因于“嘴答谷”，答谷不是鸣声，而是嘴紧闭而鼓凸。

这是个语音现象:音序换位，鼓凸变而为答谷。答谷即谷答，亦即谷都。

尚变音为碌都、搭拉、荡浪，与谷都义稍异鼓突而拉长。反切之法，古已有之。如锢:固漏，孔:窟窿等等。音韵学谓之急言缓言，急读则合、缓读则分。

《词话》哔哩剥剌，其他小说作“毕拍”，呈现着与阅看不同的特异之点。还须指出：《词话》中的一些反切词，如:俺:我们，多咱:多早晚，可霎:可是呵等等，皆因常用而通语化了。这给语音史留存了宝贵的史料。

2、音的分合谓之反切，字的离合谓之拆字。

《词话》《水浒》把人贬为“刷子”，注家误解为今言“有两把刷子”。刷子是以男阳作骂即鸟货。所以误解者没把字离合拆拼，刷拆为尸巾刀，尸巾合成吊(旧字从尸)。

《西厢记》有“木寸马户尸巾”——“村驴吊”之骂语。刷字尸巾之外有刀字，刀并不多余。吊刀合成刷子；吊刀为同义对举。刀指男阳:《词话》内证之“青刀马”；“檀木靶，没有刀只有鞘儿了”(又见于《太平广记》)。刀还与鸟是同音衍化:刀取声类，鸟从韵类，其义则一。

《词话》字之离合与文人文字游戏不同，文人言绝妙为“黄绢幼妇”；而《词话》率皆通俗，径作“色丝子女”，俗文化形态鲜明，与文人差异明显，是两种不同之文化。

3、谐偶，对仗。《词话》常利用对仗谐偶构造美的趣语。特别是本无其词处利用对偶构制新语。“你到明日与大爹做个干儿子罢，吊过来就是儿干子!”(32)。儿干子不是注家所释的缺心眼的叫“二杆子”。

这也不是字序的简单易位的颠倒。而是比照晒制干菜的菜干儿，化生出来的“儿干子”，经过脱水即不掺水的儿子了，迹近于亲儿子。可以参照书中41回干亲家与湿亲家相对偶的谐戏。

书中还有“这回连干女儿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儿，看出汁儿来”(32)，出汁儿便由干女儿进而成为湿女儿了即亲女儿了。这些戏语都是因偶成趣。

儿干子、湿亲家本无其词，是由干儿子与干亲家偶生而出的美语。《词话》还有对偶特殊形式，于干湿明对之外，尚有暗对:相对应的偶语不明说，呈缺佚状态，在用语接受时补足，可以称之“求偶”。如“有南北的话儿”(69)。

与之相对的是“无东西”被发语者隐去，受语者自行补足。“无东西”的话儿，待指只口说而不见物的虚话:虚话的客套也是一种精神慰籍。

民间传说，可以作为破解此语之证:明太祖朱元璋私访到苏州山村酒店，有酒无菜，他吟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老板娘接口道“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

4、歇后求美。当今语言学界把因果的“解后”作为歇后。以间歇分割词语，间歇前为语因，间歇后为语果。实即因果链的关系：趣在链中。如“尖头丑妇蹦到毛司墙上:齐头故事!”(20)“齐头”原为江湖切口:“齐头，切砖刀也”。以瓦刀砍齐砖头，砌入厕墙则不见砖之“头”了。

此语特指摸不着头脑；《二拍》有言:“从来见说没头事，此事没有真莫猜”(28)。西门庆与李瓶儿进房便成了莫猜的“无身公案”了。“惜薪司挡路:柴众”(23)。

前语节“惜薪司”，是明内宫四司之一，掌所用之薪炭。挡路必用柴堆:一，用惜薪司柴更显多；二因此类因果造语忌同语犯复，前节与后节避开都用柴字。

“柴众”不是字面薪炭义，而是隐语“鸟多”。“柴”在旧小说隐代男阳习见，《水浒》“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柴米相对隐男女二器，米谐音尾。用例见于冯梦龙笑话集“搬柴运米”，原注:米音尾(按:义在音中)。

明白了“柴”的隐义，“又放羊，又拾柴”语得解。“放羊”指男人纵放自己的女人；“拾柴”则指男人为自己女人牵合。由“柴”还转化及“柯”，如“双斧伐柯”，柯即斧柄，以柄隐指男阳如柄，进而扩及于檀木把儿等等。

原初的“歇后语”，须歇掉后语，因歇生趣。其语趣恰恰在不说出且也不必说出之“后”上。

《词话》中尚保存着一些语例。如“六礼约——”所歇为“则” ，谐“贼”。且出语有典。为突出所歇之后，须拖腔重读，以强化“后”之字。由之，可见《词话》为说话口讲实录。

歇后，口讲时不必说出，听者自行补充完足，这种口头文化(说听的)与书面文化的差异，须从语言流变史上探因。

《词话》美语造语方式繁多，且不拘一格。谐音不单独立论，藏头后文述及。

美语造语动因

由于通语被磨光了刺激的棱角，以致信号衰减；再加上语言传递时的线间耗散，其效应值大大降低。人们为增大激活效应，所以创造美语。

这是针对乏言腐语的乏力现象而造的美语；其次，即便是不乏的通语，也是“不完美的符号”。

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常发生说不明白的困感，常常无言以对。即便费力地说得明白，然而又苦于没有绝妙好词儿。为使缺憾降到可能的低限，只有造美语才能补偿。

亚里斯多德曾慨叹:事物是多的，语言是少的。迫使人们造新语，造美语除了有造新语相同的动因外，还有着美的内驱力。

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发现，通语使人能够认知，而美语使人乐于认知。通语是被动地接受，美语是能动地参与，美语的亲和力，把语言交换拉近。俏与趣是美语的最佳方式，俏皮动人、趣蕴的味。

从俏趣中生出美，俏与趣成了美语的两个表征。俏与趣还是美语生成的两个基因，不便直说方求曲，不愿直说方求趣。

两者表现皆是与通语不同的“不直说”，动用各种手段把“真事隐去”造就“假语村言”，构造谜一般的曲折的有趣味的美语。

谜趣在于弯弯绕，如果直白见底便不诱人了，如果不俏皮便没力了，编码者由显入隐，解码者发隐彰显。在传递授受过程中，理解与认同，发语者与受语者都获得快慰，这种交换过程便是审美过程，交际功能是在审美中完成的。

因之，人们不断创造新的美语代替陈旧的直言，追求交际的最佳最优化形式。造语者注入语中美的元素，作为召唤机制，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动地参与。发语者与受语者和谐地进行着美的交流。

美语造语动因是，“不愿直说”与“不便直说”。现在申说“不便”，不直说而为曲语，实为讳。由于社会习俗种种原因，中国讳语特多。

《春秋谷梁传》

而对性“讳莫如深，深则隐”(《谷梁传·庄公三十二年》)，对性器及其行为须委婉致语。男阳不仅名鸟名雀，尚更雅化而为“王鸾儿”(86)，果真是“美其名曰”到了不着痕迹了。这在美学价值上，则是化丑为美。

古代虫是个大概念，包括着鸟与兽:母大虫，便是母老虎；虫蚁儿便是鸟雀儿。“媒人婆上楼子，老娘好耐惊耐怕——”(21)。没说出口的是“虫蚁儿”。此语不是“媒婆走东家串西家，走什么楼梯也不在乎!”媒婆不在乎的不是楼，而是没说出的“鸟”。

此语为“城楼子上雀儿，好耐惊耐怕的虫蚁儿”的节缩歇后，是什么“鸟”也见过；什么鸟也不怕。虫雀对举同指阳具。冯梦龙笑话集以白老虫隐代男阳。

《词话》中有“风月窝”，实即“众鸟欣有托”之虫虫窝。人称风流事为无边风月，风月去其边框，只剩虫二，二旧时作重复记号，是为虫虫。古人不仅虫鸟同义互文，而且可以同义置换。

古无风字以凤代风，隶变为相区别凤从鸟，而造出从虫之风。这便是“虫入凤窝飞去鸟”。上述种种表明:皆是鸟文化之遗存，实即生殖文化。

鸟，韵书析其音为:丁了切，男阳从了从吊皆有。由其声韵又扩及刀、脚。

《词话》“管他小厮吊脚儿事”，吊、脚同义即“鸟”。“哥刚才已是讨了老脚来，咱去的也放心！”(13)。

语中老脚隐指阃令，懿旨何以“老脚”代之?脚有根柢义(又与鸟同其韵类)，男阳为人生之根本、根脚。此语以“老脚”调侃，谓在老婆那儿安了根、讨了把柄。

学界释为“老婆的洗脚水”相去何其太远。便是鲁迅先生日记之“夜濯足”，也是用曲笔，所指甚明。冯梦龙《笑府·卷九》有笑话:“夜半妻欲动，摸夫脚，问日:这是甚物?夫曰:是脚。妻日:即是脚，该放在脚淘里去!”脚淘即鞋，又可知以鞋隐女阴由来已久。

《词话》“左右的皮靴儿没番正，你要奴才的老婆，奴才暗地偷你的娘子，彼此换着做!”(25)语指二人换奸其妻。鞋有认脚便脚之分，便脚鞋不分左右可以换穿。

《九尾龟》“合着穿一只靴子”，《官场现形记》“同靴之谊”皆指二人共嫖一妓。

《肉蒲团》“这只皮靴揎起”，分别以揎鞋隐代二器。今时之“破鞋”不是“婆姨”之音讹，而是脚淘、靴之遗存。

美语须美的阐释

对《金瓶梅词话》的语义研究，除了论文之外，尚有多部词典:继姚灵犀之后注家蜂起，魏子云、王利器(主编)、白维国、李申先后出版了《词典》，此外上海版行了《金瓶梅鉴赏词典》等等。

本文论述所引误释之语例皆援自这些词典。这些词典的缺憾是:望文生义、只注不释；释义也只回答是什么，而不回答为什么；直指认语义，而避开语因。

由于美语符号组合方式与通语不同，便是相同的符号或是深文隐蔚、或是曲致幽回，便不再是符号的字面义，也便不再是通语的一般义。结构的复杂，意蕴的深沉，便不可能是“望”即“一眼望穿”的。所释难免“背信弃义”。

一般读者“不求甚解”情有可原；注家注释必求“甚”解，须是剥茧抽丝般地破解。先哲有言“词有实指，释义防疏”，这就不可以浅释辄止，仅及表展的显义，必须挖掘深层的潜义。

还须从美语的裂变根导其变因，探求其符号组合规则与变异的规律。既然美语符号1 1=N，如果仅及字义不生歧义，也会缩小美语丰富的内涵(何况还有外延)。

除了美语的语元、语基、语质之外，还要顾及到美语的言外之义、语外之音。当今语义研究未能根据美语特性进行美的研究，没有从审美角度进行美的审视。忽视了美语不仅有指义性的功能，尚且有审美的功能。

在直指语义(尚且是释不及义)，美语丧失了生命与活力，不再是有情趣的美的完人，而变成了被肢解的面目全非的僵尸。对美语应该也必须进行美的阐释，使释义复归于美。

反之，不仅绝灭了美也埋没了美语创造的功绩，语言史因缺美环而断却了传承流变的史链。

这里所举的几则语例，倒不是为了正伪纠谬，旨在于对美语进行具体而微的剖析，证明美语的难识与美的阐释的必要。

《词话》中的美语不论内构与外构均较复杂:层次多，造成曲折隐晦与深涵。本来美语浑然一体，义与体美感融铸谐一。

为了阐释才剥离层解，如同解化学方程式般:求结构式与分子式；剖析内构、外构，寻觅造语始因，揭明发语与受语的美的机制，从而阐释美语的真义。

其实，在《金瓶梅》时代同语圈的对话人之间，对美语尽管也要“思而得之”；“思”也是短暂瞬间几近于无的。交流者之间因共频而共识，获得信息的同时也就获得了美感与美。

《金瓶梅隐语揭秘》

美语因多层结构而难解。人们的认识是由浅而深的，然而惰性导致浅尝辄止。如“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邪纹布” ，姚灵犀指出为“望巴汗邪”，人们便不再深究了。

语有深义与实指，尚须揭出:望江南，植物名入药，巴山虎即“黑白二丑”也入药，有清热之效用。汗邪所从之“斜纹布”，布，江湖切口布称“稀皮子”。

汗稀少或不出汗，即“汗憋的”，近代医学认为众病皆因阻塞。汗稀便热昏谵语，须剂以发散解热之药：故以“巴山虎”入语，而且巴山虎药名“丑”，当有以“丑”加深”王八”骂语的份量。造语构思可谓奇巧，此等巧趣之语颇多。

前述种种均皆表明了《金瓶梅》语言的不同的“独异性”。独具性是《词话》俗语的俗文化特质，这些特殊的美语与《词话》的整体风格相一致，是上口称说的而不是纸面阅读的。

狄平子《小说锦语》对口讲赞不绝口，“或谓《金瓶梅》有何佳处，而亦与与《水浒》、《红楼》并列?不知《金瓶》一书不妙在用意，而妙在语句，吾谓《西厢》者乃文字小说，《水浒》、《红楼》乃文字兼语言之小说。至《金瓶》则纯乎语言之小说。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如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此其故，则在每句中无丝毫文字痕迹也!”

狄氏颇有见地，他从“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评价口语《词话》的价值，用以区别文人文化与俗人文化不同的质点。

尽管他没明说:文字是阅看的，口语是说听的。然而从“如聆其语”，看出他对《词话》口讲的特点是肯定的。

或以为俗语通俗，何以有些语词幽深难解。判定语词的属性不在解语之难易，难解是今时对四百年前语言的疏离；更主要的是对俗人诨闲之语，文人很可能视之为“难经”。

不仅俗人与文人文化之不同，便是语圈内外的人对语的难易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再则，或以结构复杂简单作为区分文言与俗语之标志，这也是误解，有些俗语远比文人的文言复杂的多。

恰相反，进入书面的文人语言倒是简单而又平面的很。这里绝无排斥俗与文之间相互影响之意。俗语即便是接受了文人的影响，也并不墨守而是拿来再造。

文人之言与俗人口语反差强烈，与原来的典事全然悖反。就是史事一入于俗人口语也被俗化，即与文人离异，而向俗人归化，并且与之溶为一体，蜕变而呈现出俗文化新态。

《词话》是贮存宏富的语言宝库，《词话》语言学的价值，特别是语美学的价值需要认真地予以评估。当今，新学科创建几成蜂涌之时尚，唯其如此，反而踌躇，未敢贸然立语美学之说以免招趋时之恶名。

这里先行刊布旨要，公请学界检验。诚望语言学、美学、《金》学各界师友不我遐弃，有以教我。

《<红楼梦>与<金瓶梅>艺术论》

文章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载于《金瓶梅研究（第五辑）》，辽沈书社，1994年版。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