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国力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已经臻于鼎盛。歌舞升平之际，乾隆帝在武功之外，更为留意自己的文治建树。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似乎没有什么能比修撰一部囊括古今的大书，能够彰显自己的文治功绩了。
所以乾隆帝决定要修一部远超前代，几乎囊括一切的超级大书。
乾隆推动编纂的《四库全书》
而修书的第一步，就是征集图书。
但乾隆帝在修书的第一刻起，就带着复杂的政治目的，可谓动机不纯。
要修一部囊括古今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他连下数道诏书访求民间藏书，“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之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
但皇帝的求书热情，并没有得到地方官的透彻领悟。
他们自认为此事甚小，便敷衍拖沓，导致征书进展缓慢。
乾隆见诏书数下，征书却迟迟无成效，难免怒火中烧，遂严令各地据实奏复，并追责征书不力的官员。
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就搜访书籍提出几点意见，并建议朝廷开馆校天下群书。
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开馆修书
乾隆因此决定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囊括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
借着修书兴起长达19年的文字狱丛书的修纂，依旧离不开天下藏书人的积极参与。
为打消藏书家对康雍时文字狱的恐惧，乾隆特意宣称:“若藏有悖逆之书，趁机献出，不怪罪藏书之人。”
同时他也不忘挥舞大棒要挟道:“如有逆书，秘而不献者，将严加定罪。”
他向藏书家保证，征书只为编纂所需，待抄录完毕即如数归还。
著名藏书楼——天一阁
随后全国征书渐入高潮，数之不尽的图书汇聚到中央。
在查阅一些书籍后，乾隆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借机大兴文字狱，开始了长达19年的禁书行动。
乾隆首先严谕京城内外，要求尤为注意查禁明末清初的典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下诏称:“明季末造，野文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
接着他又重申:“明季诸人专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
乾隆四十三年，又有圣旨强调:“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
地方官迎合皇帝，禁书毁书严重扩大化与征书相仿，查禁反书的诏书也没有引起地方官的注意。
诏书下达三月之后，仅有以投机著称的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说，查出雍正年间下令销毁的屈大均几种著作。而其他省份的督抚，均声称未见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
以政治投机著称的李侍尧
乾隆对地方督抚的再度敷衍更加不满，他借着屈大均之事大做文章。他首先责备号为人文渊薮之地的江浙督抚办事不力，比不得李侍尧那般干练。
此外，他再度申明只要肯及时交出禁书，概不追究罪责，而有禁书不献将严厉追责。
在诏书的作用下，征书行动慢慢让位于禁书。
地方督抚为了迎合乾隆的喜恶，经常小题大做，随意扩大查缴禁书的范围。
起初禁书多是明末清初的书籍，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属于例禁之列。
后来禁书稍稍放宽，一些禁书“改易违碍字句”，就不需要再销毁。
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等敏感人物的著作，一律销毁，查禁特别严厉。
后来禁书范围竟然上溯到宋元时期。凡有“斥金”“斥元”字样的书籍均遭到查缴。
禁书的种类，也随着查缴日益扩大化，不仅有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等，甚至还有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等。
馆臣随意篡改前朝文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因编纂丛生的四库馆，也新增了查缴反书的功能。官臣们还特意制订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九则》，作为禁毁书籍的标准。
除了销毁外，《四库全书》对书籍的改易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对于反映民族矛盾的作品，他们大肆篡改，抹平其中的反抗精神。
如岳飞名作《满江红》内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在敏感的清代，“胡虏”“匈奴”都是犯忌的禁词，所以《四库全书》馆臣将其改成“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岳飞名作《满江红》遭到篡改
南宋爱国文人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其中描写圣贤孔子的故乡被金人占领，以激发宋人收复故土的热情，“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不巧“膻腥”又犯了乾隆的忌讳，便改成“凋零”，其意虽通，但却失去了原先的韵味。
南宋爱国诗人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又犯忌，被改作“挽雕弓”。
最为荒谬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其中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数次北伐中原少数民族政权，收复不少大好河山。在辛弃疾的眼中，刘裕是光复汉政权的大英雄，对他心生景仰。
辛弃疾的词作也遭到改易
可到了异族入主的满清，刘裕成了反面人物，他的功绩也很少提及，而且他的小名也成了忌讳。所以馆臣们又用心良苦地将其改换成“人道宋主曾住”。
如今视为笑话的改易经典，曾经却是不可质疑的最高权威。
据史料记载，因查禁而被销毁的图书约为13600卷，刻版170余种8万余块。
除了焚毁民间藏书外，清廷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系统销毁，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全部销毁。因此《四库全书》完成后，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便痛心地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