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守夜子”授权转载
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主要干旱区之一。该区域既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在苏联时期，苏联在当地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严重破坏了中亚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在笔者上一篇《地球之墓：一场被长期隐瞒的核灾难 | 循迹晓讲》中，已经介绍了苏联的马雅克核生产设施对当地带来的巨大破坏。
事实上，这种建在俄罗斯的高污染性核设施是很少的，苏联的更多的选择在加盟共和国“发展”核工业，尤其是在中亚地区。
1947年，处于贝利亚领导下的苏联核计划，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建设核试验的试验场，和马雅克核设施一样，该试验场的修建过程中动用了大量的“非正常”苏联公民劳工。
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RDS-1成功在此试验场试爆，但在试爆之前，贝利亚“忽略“了对当地居民的疏散工作，使得当地居民暴露在核辐射的威胁下（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并不是疏忽，甚至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的）。
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内巨大的弹坑
1974年5月31日，苏联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然而两小时后，意外的产生了放射性云，并向附近的居民区飘散过去，但是，苏联并没有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相反，居住在附近的162名居民被苏联当作了实验对象，其中127人直接位于放射性云经过的路径上。
最后，苏联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实验结果：在30-40分钟内，62名居民出现头痛的症状，40人恶心，20人呕吐，还有10人皮肤水肿，虽然这些症状大部分在一周之内就消失了，但对于长期暴露在核辐射威胁下的当地居民来说，这仅仅是九牛一毛罢了。
从1949年到1989年，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共进行了456次核试验，平均40年的时间里每月实验一次。
直到震惊国内外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居住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们猛地意识到，苏联究竟在他们的土地上放了多么危险的东西，反对苏联核工业的运动很快就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
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
在乌克兰，人们高喊着“核电站离开乌克兰”的口号，在哈萨克斯坦，类似的运动也出现了，不过人们的诉求是要求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在进行抗议，要求关闭内华达核试验场，这两场反核运动很快便达成了同盟，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暗中支持这场运动。
最终，1991年8月29日，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被正式关闭，哈萨克斯坦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关闭核试验场的国家。
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附近的城镇
尽管核试验场被关闭了，但善后工作才刚刚起步，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也终于得以研究。
2005年，一项长达40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的食道、胃、肺、乳房和肝脏的癌症率有显著增加，并且DNA小卫星序列的突变增加了大约80%，并且与对照组相比，其后代的DNA小卫星序列突变数量也增加了大约50%，尽管尚不清楚这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同捷恰河流域一样，当地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也显著提高，该地区的计划生育中心主任努尔穆哈梅多夫（Toleukhan Nurmukhamedov）认为俄罗斯该为这一切负责，并支付医疗费用。
一位试验场附近的居民，其母亲在怀孕期间遭到了过量的辐射照射
“德国已经为纳粹所做的一切道歉了，为什么俄罗斯就不能为在哈萨克的土地上进行的毁灭性的试验道歉呢？”他如此问到。
然而，道歉并不会解决问题，核辐射依然会存在于土壤、水体、甚至呼吸的空气中，当地大约有20万居民受到了核辐射的影响，但他们现在仍然无法搬离这片土地，哈萨克斯坦当局认为这片区域是“正常的”，甚至计划将更多的被污染土地辟为耕地。
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土地，还并不是中亚唯一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小镇迈卢苏（Mailuu-Suu），1929年苏联在这里发现了铀矿，1946年，随着苏联核计划的启动，该地的铀矿也被苏联大规模开采。
但苏联管挖不管埋，留下了23个铀尾坝矿，就在一个拥有两万名居民的小镇的上方，更致命的是，该地易发生山体滑坡，而苏联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固这些尾坝矿。
费尔干纳河谷遭到的放射性污染威胁，可见迈卢苏尾坝矿并不是唯一的威胁
于是，在1958年4月16日，随着一场暴雨，尾坝矿溃坝了，超过40万立方米的携带着放射性废物的废水进入到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河谷，该地区人口数达1400万，是中亚主要的农业中心。
这次是事故后，苏联依然没有采取措施处置迈卢苏地区的铀尾坝矿，于是在1988、1922、2002年，再次发生了山体滑坡事故，更多的放射性废物被排放到了费尔干纳河谷中，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癌症发作率。
而迈卢苏地区的情况更为严峻，尽管世界银行、联合国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经多次拨款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当地居民的生存状况并不容乐观，这里的癌症发作率是吉尔吉斯斯坦全国最高的，婴儿出生缺陷也同样普遍，当地居民仅有微薄的收入来源，甚至连年轻人都会死于癌症。
迈卢苏地区的山体，有很明显的山体滑坡的痕迹
中亚的核污染问题仍然不是苏联在该地留下的唯一生态，另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是咸海的消失。
咸海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处，如今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咸海，仅仅是其原有面积的1/10，干涸的水域化为了寸草不生的白色盐漠，而这一切，要回到苏联对咸海的开发上。
咸海的消亡，黄色划线部分为现今剩下的部分
中亚地区所处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植被以草原与荒漠为主，历史时期中亚地区各主要政权都以游牧群体为政权根基。
同时，人类定居者通过利用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的河水发展灌溉农业，使咸海流域成为了中亚少有的农耕经济区。
苏联对咸海流域的农业开发战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沙皇俄国于19世纪中叶征服中亚地区之后便开始对咸海流域组织军事移民活动，以壮大当地的定居人口数量；由于棉花是一种高耗水作物，现代水利技术于19世纪末引入后，棉花得以中亚地区大规模种植，充足的光照与昼夜温差使中亚成为全苏联环境条件最适合棉花种植的地区。
苏联为了让咸海流域的棉花种植带来更高的收益。
首先采取了人口迁移与集中的方式增加农耕区的定居人口数量。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强制中亚草原散居上的哈萨克游牧民迁入咸海流域，成为定居农民改为从事农耕。同时继续扩大种植业、纺织业、商业的移民活动，1959～1970年约有200余万人从全国各地迁往中亚。
此外苏联在中亚采取鼓励生育政策，1965～1985年间咸海流域的人口从约1800万增长到了3070万。人口的增加为咸海流域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增加了绿洲区的环境负担和生活用水量。
苏联主要通过修建各种水利工程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来增加棉花产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维修、新建了一批水利工程，以用于撒马尔罕、费尔干纳河谷的棉花种植，1939年12月，苏联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增加乌兹别克棉花种植的措施》的决议。
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尤斯波夫在他的报告中称“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区的土地尚未得到充足灌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甘于阿姆河充沛的河水白白地流入咸海。”，这暗示了苏联牺牲咸海发展棉花种植的宗旨。同时斯大林提出的“自然改造大计划”使大批水利工程建设计划上马，奠定了中亚水利建设规划的基础。
中亚地区水利工程
斯大林去世后，对咸海的开发并没有中止，同时咸海也开始不堪重负。
从1960年开始，咸海以每年18厘米的速度快速干涸，但这并没有让苏联人停止开发咸海的步伐，苏联反倒继续提高咸海流域的棉花产量，结果就是，在1971年-1980年，咸海继续以53厘米/年的速度干涸，1981-1985年更是达到了78厘米/年。
然而与咸海的日渐萎缩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农业政策十分粗放，造成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苏联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亩均灌溉用水只有10%能够被作物吸收，并产生农田的土壤盐渍化，导致作物耗水量进一步提高。
但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人对此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改进灌溉技术、提高用水效率，而是计划修建调水工程将西伯利亚的水资源引入中亚，但由于对调水区的生态影响过于巨大，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加上耗资巨大，1986年苏联当局停止了有关的设计工作。
1973-2016年咸海萎缩的程度
1988年，咸海平均水位降至14米。随着咸海干涸带来的生态问题逐渐凸显，在科学家与公众的压力下苏联高层不得不承认在咸海水资源的利用问题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并组建了咸海管理委员会。
但迫于经济压力，1989年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发布《关于继续开垦荒地以保证粮食计划和国家工农联合体的稳定的决议》，继续扩大中亚的农业生产。直至1991年，苏联才考虑通过建设新水利设施以“拯救”咸海，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便没有机会实施了。
可以说，苏联为中亚五国政府留下了大量水利工程与棉花产业遗产的同时也为当地人民留下了棘手的生态问题。
咸海中废弃的渔船
咸海的干涸导致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和身体健康，咸海水量的下降首先使咸海的捕鱼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咸海危机前，咸海每年的鲜鱼打捞量达43430吨，约占苏联全国的1/6，而现在仅为上千吨。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也使得土壤盐渍化极为严重，并导致农业减产，而为了解决带来的减产问题，苏联又大量使用农药，导致大量有毒的农药残留物进入水体中，这些有毒物质最终进入人体体内。
在原咸海沿岸的穆伊纳克，研究者从新生儿及他们父母的头发样本中检测到镉、钼、铜等重金属超标——这会阻碍血细胞的生成，从而导致约80%的女性在怀孕期间出现了贫血现象（苏联全国平均水平约25-30%），并提高新生儿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新生儿首年死亡率在塔吉克斯坦为千分之49，乌兹别克斯坦为千分之46.1，是苏联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咸海危机已实质从人类导致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困境转向了社会生产生活困境，但，这还不是苏联给咸海留下的唯一一颗炸弹。
咸海中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如今已经和周围的戈壁融为一体
沃兹罗日杰尼耶岛，曾经是咸海上的小岛，但在1970年代，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1971年，一名年轻科学家在一艘称为雷夫·博格（Lev Berg）的科考船迷路驶入该岛附近采集浮游生物之后患病，几天后她被诊断出患了天花。奇怪的是，她早就接种了这种疾病的疫苗。虽然她最后康复，但由此引发的疫情则一发不可收拾，她的家乡共有9人感染，其中3人死亡，包括她的弟弟。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又有8起感染天花的病例出现，包括5名成人和3位儿童，最后两位儿童和一位年轻人死亡，而其他人因为接种了天花疫苗，病情有所减轻而得以康复。
这座岛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美国中央情报局1962年的航拍照片显示，虽然其它岛屿上有码头和包装鱼的小棚屋，但这儿却有公共靶场、兵营和练兵场。不过，这些甚至连一半都不到。这儿还有科研建筑、动物围栏和露天测试场地。
这座岛屿已经变成了最危险的军事基地：它是一个生物武器设施。
从空中观察
早在1920年代后期，苏联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用来发明、生产、测试生物武器的地点，对苏联来说，生物武器无疑是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有力武器。
于是，位于咸海上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其绝佳的地理位置很快就被确定为合适的地点，1936年，苏联细菌战的开创者，伊万·韦利卡诺夫（Ivan Mikhailovich Velikanov）教授率领一支考察队来到该岛并进行了一次生物武器试验，1937年7月，当他第二次率队来到该岛时，却被NKVD带走，并于第二年被枪毙（大清洗的一部分），受此及战争爆发的影响，苏联的生物武器开发计划暂时被搁置，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度重启。
1945年8月8日，在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前夕，苏军“痛打落水狗”，在远东发起了对关东军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部分731部队成员被苏军俘获。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当局在哈巴罗夫斯克对其关押的731部队成员进行了审判，这批成员大多被判处10-25年劳教，但让人惊奇的是，1956年，这批人就全部被送回日本，并且还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回到日本之后，这些人丝毫不提自己在苏联的经历，让人不禁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早在1950年3月，这批被俘的731部队成员就被苏联当局秘密转移到了位于伊万诺夫地区的NKVD第48特别战俘营，距离此处不远的苏兹达尔，在1932-1936年期间曾是被关押的苏联科学家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场所，由于目前苏方相关档案并未公开，我们无从得知这批731部队成员究竟在这里做了什么，但目前已知的是，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并在1956年被欢送回国。
该岛上造型奇特的机场，为了在任何风向中都能起降飞机
总之，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战后，沃兹罗日杰尼耶岛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式启动，在该岛的北部建立了一座城市，被命名为Aralsk-7，像其他的苏联秘密城市一样，有多达1500名相关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住在这里；岛的南部则是试验场，正是在这里进行了生物武器的试验，从1971年的那次事故我们可以得知，苏联确实在这里研发出了颇具威力的生物武器。
1991年，苏联的解体最终埋葬了沃兹罗日杰尼耶岛上的试验场，实验室被关闭，村里的人口被疏散，这里变成了一座鬼城，但却有一些东西留下来，那就是沉睡在土壤中的致命细菌。
不仅如此，曾经发生过炭疽杆菌泄漏事件的叶卡捷琳娜堡，也将其拥有的炭疽杆菌运到这里埋进土壤中；1995年，美国的军事细菌学家和科学家应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邀前往该岛考察，发现尽管经过了强力消毒，但炭疽杆菌却仍然并未死亡，2002年，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些残存的炭疽杆菌也终于被完全消灭。
如今，随着咸海的消亡，这座岛屿已经变成了大陆的一部分，岛上成为了一座破败的鬼城，而沃兹罗日杰尼耶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重生”，但无论是谁，都不会希望岛上的细菌再经历一次“重生”，最好让它们只存在于电子游戏中。
曾经的Aralsk-7
现在的Aralsk-7
